他常是我 的舞伴，舞也跳得好。但他性格耿直，在各种会议上总要直话直说，所以，50年代在编辑部 处境不算好。
在反右后期，景超和报社别的右派分子已到小西湖的二厂劳动去了。有一天，汪星说，他有 事晚上要找我谈。晚上，他来到家中，第一句话就笑着说：‘尕老婆犯错误了！‘这句话使 我几乎流出了眼泪。因为我结婚时只有18岁，当时把结了婚的女同志叫‘老婆‘，我年纪小 ，有的人说我是‘尕老婆‘，有些熟人就都亲昵地叫我‘尕老婆‘，汪星也叫我‘尕老婆‘ 。后来，我有了孩子，叫‘尕老婆‘的现象自然消失。大家随后都叫我的笔名‘和桑‘。两 个字的名字叫起来方便顺口，也亲切些。到反右开始后，大家为了和我划清政治界限，‘和 桑‘没人叫了，无论会上会下，人们用‘和凤鸣‘呼来喝去。汪星一见我张口就亲昵地仍叫 我‘尕老婆‘，使我立即想到了我们做邻居时亲密无间的岁月，他没有和我划什么政治界限 ，而且语气流露的完全是抚慰，我心里涌动着热流，眼泪差点掉下。
当时，汪星在记者部负点责。1955年我在天水农村田家庄、湾子一带采访时，记者部有个摄 影记者也去那里采访，后来当地有人来信揭发，说这位摄影记者生活上不检点，同一位军属 出了问题，并指出当时我也在那里采访。汪星找我谈话，其目的就是进一步落实一下，那位 摄影记者是否真有此类问题。经我回忆，实在想不起那位摄影记者有那种问题，至少当时我 毫无觉察。汪星听完我的回答，再没多说什么话就走了。他走后我还想，他为什么要专门 登门问我呢？琢磨再三，我转而想到，汪星是个极聪明极正派的人，他对我的了解不谓不深 。反右以来对我的批斗，他心里一定打了个问号，他没参加过对我的批斗会，在运动中什么 话都不能说。多日来，我们一直未遇面，他想要对我有点抚慰也没机会。这次为了解那位摄 影记者的问题，他就有机会同我单独见面了，别的话不能说，叫我一声‘尕老婆‘，我肯定 会心领神会，我们之间的距离立即就拉近了。就这样，我铭记住了我们这次短暂的见面和谈 话。
我身单影只地从安西的农场回到报社，有一天见到汪星，汪星说：‘小毛住在贤侯街，哪天 我领你去找她，你就有说话的人了。‘小毛原名陈雪鸥，是我在甘肃农民报编二版的伙伴 ，我们相处得好，工作上合作得也好。她的家庭出身不好，父亲去了台湾，母亲是地主分子 ，离了婚的丈夫历史有问题。但她性格活泼，走路总是跳跳蹦蹦的，所以有人给她起名小猫 ，书写时为简便起见，便写小毛。当时全报社的人都叫她小毛，原名倒无人叫了。反右 前，她已调到兰州报社，鸣放时没啥言论。但她在甘肃农民报和我编二版时，对不懂行的副 总编辑×××有不尊重处。×××记恨在心。到反右开始后，×××数次到兰州报社，找兰 州报的领导进行撺掇，以各种理由认为陈雪鸥是个够格的右派分子，最后就将她划成了右派 。3年前，我和景超去河西劳动改造，兰州报属市级单位，陈雪鸥留在了兰州市。因她已调 出甘肃日报社，我们之间3年断绝音讯。我回到兰州后，就不知她的住址，无法和她联系。 小毛原来和郭霜青同在资料室工作过，和汪星也很熟。汪星一见到我就主动要领我去贤侯 街找小毛，让我有个说话的人，这话正说到了我的心坎上。我在孤独中是多么需要有个有着 相同命运，可以互诉衷肠的人呵！汪星一见到我就想及此，并要领我到小毛家中去见她，这 真是雪里送炭，这情谊真是太珍贵了。此时，我和小毛都还没有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还是 阶级敌人。汪星作为党员中层干部此时他已调兰州电影制片厂工作，竟如此不避嫌，还 一如既往地关心我，考虑到在我不幸和痛苦的生活中，最需要有个说话和来往的朋友，这只 能用‘人间真情‘来说明。几天后，他就领我到了小毛家中，因小毛家中已有客人，他 把我领到后就告辞了。从此，我和小毛相知很深的一对难友就有了来往，互相关心，互诉衷 肠，在共度苦难的岁月里减轻了许多孤独寂寞，增添了许多慰藉。
夏天，汪星和他再婚的妻子余润珠带着女儿去五泉公园游玩，回来时路经我家，还进屋坐了坐，闲话一阵。在我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之前，汪星到我家看望我，给了我莫大的安慰。
我和俩孩子住在一起后，常来看望我们的是杜博智。他在农场当过炊事员，现在又在报社 食堂当了炊事员。 由于当时副食供应仍短缺，报社食堂的副食来源较多，我们在报社食堂也打饭，去打饭的常 是孩子。和杜博智一起的有个炊事员冯得贵，是我们去安西后才来的，杜博智和他对孩子们 打饭多有照顾，主要是菜打得多，有时付一个菜的钱，打给两个菜的量，如菜有剩余，则打 得更多。我有时因事去伙房，也会受到炊事员们的特殊优待，如王银福、范生荣，看到我进 了伙房，就让我吃菜案上洗净了正在切的西红柿。我吃了一个又一个，在不好意思 再吃时，范师傅仍热情地一再劝我：‘吃，吃，再吃，再吃！‘我就再吃上几个。他们对劫 后余生的我非常同情，特别是想到我还要拉扯俩孩子，过日子难着呢，就伸出他们援助的手 ，在一旦有机会时就帮我一把。
杜博智在下班后常来我家聊天。在反右期间，我就听说他和食堂管理员张志杰的女儿张玉 荣相好。在挨批判期间，他们仍一起逛马路，看电影，在双城门的小吃店一起吃八宝稀饭。 这些情况当时是作为批判他的材料揭发出来的。我问起这些情况是否属实，他说：‘有这事 。‘他还说：‘咱们去安西时，荣她妈给我炒了几个菜，烙的馍，用菜盒子装了，我就是从 她家动身上卡车去的火车站。‘他总是把张玉荣亲切地叫‘荣‘或‘荣荣‘，几十年如一日 。
我们到达安西县城的那天正是‘五一‘，杜博智和难友们在街上闲转，看到商店里有卖的条 绒，不要布票，当时兰州无条绒可买，就和几个难友一起各买了几尺，后来托蒲廷珍带回兰 州送到张玉荣家中和各自的家中。
回兰州后，杜博智已打听到张玉荣在青海湟源畜牧学校上学。有一天，他就在我家的桌子上 给张玉荣写了封信，问她现在是否有男友，是否还愿意和他继续好下去？在安西的农场3年， 他俩没啥联系。这封信使他俩中断了的关系又接续上了。
在此期间，有些难友陆续打听到我的地址，先后来家中看我。他们有：省劳改局的欧阳夏、 公安厅的符文虎、李德寰、梁正光、李鸿元、谈宇波等，还有杨得春、赵芝贵等，徐福莲、 梁富杰夫妇此时都住在兰州，也先后几次来看我。
公安厅、劳改局都有基层的劳改单位进贡，他们的副食供应就较充足。一次，我去公安厅他 们的宿舍，符文虎虽已回到自己家中，这天也在场，他指着一位从夹边沟农场回来的难友介 绍说：‘此人是高尔基的弟弟高尔泰。‘他就是20年后在美学理论方面颇有建树的著名学者 高尔泰，其主要著作有《论美》，曾轰动一时。当时我已知道他的名字，而且知道他曾在 新添墩劳动教养。他幸免于难，是由于公安厅办公安展览，他会画画，就被抽出来在兰州搞 展览，他当然得吃饱肚子才画画。就说这次我在他们宿舍，难友们知道我平日里吃得不及他 们，就留下我吃饭，一次再次地劝我吃，让我饱餐了一顿，饱得几乎弯不下腰来。这天，他 们还分到猪肝等肉食，符文虎用报纸包了一包，当然，他们也让我沾了些光，送给我一些猪 肝。只记得符文虎说：‘猪肝沾上了苦胆汁，吃以前要用水泡一泡。‘符文虎有幸去了玉 门黄花农场，没去四工农场，所以我们受过的苦他连边也没沾过。
赵芝贵只来过一次。他进门就数了26元钱给了我，我觉得数目太大，不好意思拿，因为我知 道他也是降了几级工资的人，手头不宽裕。但他说：‘我老婆孩子都在天津，不要我负担， 你就留着用。‘仍态度坚决地把26元给了我。
杨得春买了5元1斤的高价点心留给我和孩子，情义可感，因为此时大家都手头拮据，1斤高 价点心是很珍贵的礼物。我和杨得春相识在十工农场的演出队，当时我是演员，他是乐队的 。我们都回到兰州后，他重操旧业，在五泉公园的露天舞场的乐队又当上了伴奏。五泉公园 离我的住处很近，有时也会有难友邀我去那里的露天舞场跳舞。到了70年代，当我再次身处 逆境之时，经卢全福指引，我在他母亲家里找到他，他又热情地帮助了我，为我家搭了个厨 房小棚，砌了个做饭的锅台。可到80年代后，他母亲住的平房拆迁后不知去向，我再也找不 到他了，只知道他在兰化公司，不知他在兰化哪个厂。我苦苦找他，还想从他那里了解他们 在高台时受苦受难的情况，而最终未能找到他。现在高台的一章在全书中写得最简略，就是 由于我无法了解得更多，而成为遗憾。
武威步校的原军官们，只有徐保安来看过我。他来到我家，看到我正好买到一卷可作卫生纸 用的大张白纸因为当时卫生纸脱销，就说：‘我老婆快生孩子了，买不到卫生纸，干脆 ，把你这些纸都送给我吧，你又用不了多少，自己再想办法去。‘硬是把我才买来的一卷白 纸拿走了。以后我也再没见到他。只是听张露玲说，杨爱珍生了个男孩，为了不忘记在安西 四工农场经受的苦难，他们给孩子起名叫‘记西‘。
武威步校的原军官们后来都未安排工作，在招待所住了一年半载之后，都各回各的家乡，自谋出路去了。此后，我和他们也就断了音讯。只有留在玉门黄花农场的陈明还和我有过来往 ，到打倒‘四人帮‘后，他调来兰州，在省人民政府任职，后来官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