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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2月，毛泽东主席在访苏途中给西南局的三位书记，也就是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写了一封信。大意是，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对我们非常有利，要不失时机地解放西藏、打击帝国主义侵略扩张的野心，促使西藏向内转化，所以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越早越有利，否则夜长梦多。
西南局及西南军区领导收到此信后，立即电报中央和毛泽东，坚决执行解放西藏的任务，同时决定，将这一艰巨而又光荣的任务，交给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第十八军。以十八军为主，筹划进军和经营西藏的任务。同时，建议第一野战军由新疆、青海方向出兵配合，以形成向心入藏的有利形势。
这些背景，你们的父亲当时并不知道。当时他们已接到前往川南某小城驻防的命令，正准备出发。
但他还是有一种预感，解放西藏的事不会拖延太久，并且和自己有关。他趴在地图上，用红笔把拉萨那个地方重重地画了一圈。
后来你们的父亲对我说，当他在地图上画上那个圈时，心里忽然涌起一股热浪，好像自己的一股血脉随着笔尖涌到了地图上。我听了心里默默地想，在这一点上我们是多么的相像啊，仿佛与那块神奇的土地前世有缘。
不过，当你们的父亲在地图上画下那个红圈时，我与西藏，无论是在心理上还是地理上，都还相距很远很远。
5
军政大学张出红榜后，我连夜回家向母亲告别。
从重庆到我们老家那个小镇，有几十里的路。我坐不起长途车，就用身上仅有的一元钱租了一匹小马，连夜赶回了家。
我坐在马上兴奋不已——那时我完全不会骑马，靠别人牵着。牵马的是个大爷。我忍不住对老大爷说，我要当解放军了！大爷说，你这么一点儿年纪，解放军也要？我那时长得非常瘦小，身高不到一米五，又是一张娃娃脸。看上去像个小姑娘。我说我都17岁了，翻了年就18岁了。大爷就说，好啊，当解放军好啊，光荣。
到家已是夜里。我一点儿也不觉得困和乏。一进门，看见母亲正坐在微弱的灯光下批改作业。我兴奋地说，妈，我考上军政大学了，我参加革命了。我想我终于有值得母亲高兴的事情了。我多么希望看到母亲眼里能流露出喜悦的光芒啊。
但是没有。母亲停下手中的笔，忧伤地望着我。她说，你能不能不去。
我知道身为基督徒的母亲，对“革命”这样的字眼儿有着本能的拒绝。但我怎么能不去。
我尽可能顺着母亲的心思说，妈，革命不是坏事，是为了把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推翻，建立一个合理的、平等的、博爱的新社会，是为了让所有的人都过上好日子。
母亲不再说反对的话，她只是轻轻地叹了口气。也许她早就知道会有这一天，她用那种我非常熟悉的忧伤望着我说，这么说，你要永远离开妈妈，再也不回来了吗。
我被母亲问住了。这个问题我真没想过。我答非所问地说，我要走了。吴菲也和我一起去。母亲知道吴菲，知道我们俩是最要好的朋友。我说我们要去上大学了。上大学不好吗。
军政大学，一毕业就是女军官。到那时候我就可以养活你了，你不要再去教书了，你的眼睛已经不行了。
母亲说，你什么时候走？我说马上就走，我是回来和你告别的。
母亲就站起身说，那我帮你收拾收拾吧。我拦住母亲说，不用，到了部队，什么都会发的。母亲还是站了起来，在屋子里走来走去，好像想找点什么给我。可家里实在是太清贫了，除了最简单的生活用具，什么也没有。
母亲打开惟一的一个箱子，拿出一块新布说，本来这块新布我是想等你工作以后给你做件旗袍的，既然你要走，现在就做吧。
原先我一直想要件旗袍的，我还没穿过旗袍呢。可现在我没心思了，我连连摆手说，妈你留着吧，别给我做了。哪有女兵穿旗袍的？我们都穿军装，扎腰带。等我穿上军装，就照一张相寄给你。
母亲没有说话，把桌上的作业本收了，将那块新布摊开。那是一块簇新的阴丹蓝布。母亲的手是非常巧的，针线活儿一流。
母亲做着做着，就流泪了。那深潭一样的泉水终于流了出来。凭着做母亲的敏感和直觉，她知道她永远失去这个女儿了。但我并不这样认为。虽然我也不知道将来是什么样子。但我决不会悲观。一辈子长着呢，我想我以后会有机会孝敬妈妈的。
我爱我的母亲。可惜她没能在这个世界上留下任何照片。就我的记忆来说，母亲是个美丽的女人，在这一点上，我远远不如母亲。你们几个孩子，最像我母亲的是木鑫。母亲留在我记忆中最深刻的就是那双忧伤的眼睛。从我记事起母亲总是用那样的眼神望我，以至我以为所有的母亲都是这样的。直至有一天，我在一个同学家里看见她的母亲嘎嘎大笑，并且用力地拍我的脸蛋，还声音响亮地说我比她家孩子文气，我才知道做母亲的是可以这样说话这样大笑的。但我的母亲永远不会，她的眼里好像蓄着一汪很深的泉水，总有不尽的忧伤从里面流出来。
我很小的时候父亲就病故了。不知为何母亲一直没有再嫁，也许是因为做了教徒？母亲找了一份小学老师的工作，以维持生计。十几年来，我们母女一直相依为命。可我却那样绝情地离开了她，我几乎没有想过我走了之后母亲靠什么活下去，她在这个世界上是那样的孤单。但我还是走了。我太年轻，因为年轻而自私，一门心思只想照自己的愿望去做。还有，我丝毫没想到从今以后我再也不可能陪伴母亲了。我以为我去去就回，最多不过几年的事。
我渴望走出去，投身到如火如荼的革命洪流中。
我坐在母亲身边安慰她说，妈你别难过，等我从军政大学毕业了，就回来看你。
母亲看着我说，出门在外，你可要照顾好自己。
我点点头。
母亲又说，与人相处，要谦让，要宽容。
我又点点头。
后来母亲说了些什么，我就不知道了。骑了几个小时的马，太疲倦了，我就那么趴在桌子上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醒来时，我发现自己已经睡在床上了。桌上放着做好的旗袍，旗袍里包着一本《圣经》。母亲一直要我读它，可我读不进去。看来母亲是要我带上它。母亲不在房间。
我想她一定是出去买早点去了。我最喜欢吃我们那个镇上的米糕了，特别是刚蒸出来的时候，又香又软。我每次回家，母亲都要买上几个。那米糕也便宜，2分钱一块。
我坐在那儿想了想，决定趁着母亲还没回来之前赶紧走掉，免得母亲告别时又伤心落泪。
我一看见母亲落泪心里就疼。我却没想到，即使我不看见，母亲也是要落泪的，而且会更伤心的。那时我还体会不到母亲的心情，我只会从自己的角度考虑问题。我从作业本上撕了张纸写了一行字：妈，我走了，我会回来看你的。但写完后，我又把纸揉了，塞进了衣服口袋。我想这些话都是说过的。母亲知道。
有些话，我是说我们心里珍藏着的那些表达感情的话，是应该对自己的亲人说出来的。我们以为我们是亲人，那些话就不必说，我们以为亲人是知道的。但不是那样，有些话不说出来，亲人永远不会知道。而等你明白过来时，已经晚了，你再没有那样的机会了。
犹豫了一下，我还是把母亲赶做出来的那件蓝旗袍，还有那本黑色羊皮封面的《圣经》放进了行李中。我想不带走会让母亲伤心的。我站在屋子中间四下看了看，心里有一刹那的难过。但我甩了甩头，赶走了这刹那的难过，毅然打开了门。临出门前我的最后一个念头，就是很想吃几个母亲买的米糕，为此我还咽了一下口水。
街道上静悄悄的，晨雾弥漫。
我一头扎进雾里，心情却十分晴朗。
后来我给母亲写信。
第一封信是刚入伍时写的。我说等我从军政大学毕业了，就回去看你；第二封信是在离开眉山时写的，我说我参加了进军西藏的部队，等解放了西藏就回来看你；第三封信是在昌都写的，我说现在上级号召我们要长期建藏，保卫边疆，暂时不回来了。
我就这样一封信一封信地远离了母亲。
我曾经因为不懂事而深深地伤害了母亲，这种伤害一直无法弥补无法偿还，结果是你们替我的母亲偿还了。你们以你们的方式，让我在几十年后，终于尝到了被孩子们抛弃的滋味儿。这种抛弃不是以离别的方式出现的，而是以不理解不接受的方式。你们拒绝理解，而拒绝就是抛弃。
但我不怨你们，这样的结局在一开始就是写好了的，我明白。
6
那个冬天，我是说1949年的12月，我真的穿上了军装，成为军政大学的一名学员。
我们4个好朋友幸运地分在了一个班。刘毓蓉已经说通了未婚夫，未婚夫答应等她读完军政大学再结婚。姚兰芝还瞒着家人。吴菲虽然告诉了父母，但父母很不情愿。她的父亲是重庆一个百货公司的业主，家庭条件相当好。父母亲舍不得让她跑到军队上去吃苦。但吴菲已经铁了心，无论父母和兄长们怎么劝阻也不听。后来她索性使性子说，如果父母再阻拦她参军，她就和家庭决裂，让他们这辈子再也没有她这个女儿。
父母终于妥协了。那天她的父亲亲自把她送到学校来，千叮咛万嘱咐的，说一旦过不下去了就赶紧回家。吴菲见同学们都看着，觉得很丢人，一个劲儿撵她父亲走。她父亲无可奈何，终于走了，满眼都是担忧。我想要是他知道他女儿日后还会去西藏，肯定会用三把大锁把她锁在家里的，任什么也不会让她去的。她父亲走出去之后又很快倒了回来，把我拉到门外，悄悄地塞给我一叠钱，说请我以后多多关照他的女儿。我的脸一下红了，推开他的手很生气地说，我和吴菲是好朋友，我们会互相帮助的，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