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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番话把大家说得心服口服。尤其是你们的父亲，忍不住大声叫好。他站起来表态说，我坚决服从野战军的决定。西藏从来都是我们中国的，过去国民党都没把它丢了，更不能在我们手中丢失。我们不但要解放它，还要守住它，让它永远不离开我们中国的版图。
这才对得起祖先，对得起后代。你们的父亲立即请缨，要求调到先遣支队任职。
军长笑道，你放心，吃苦的事少不了你。
果然，在军里拟定出的进军方案中，你们的父亲被任命为先遣支队负责人。而先遣支队则由王政委的团担任。这样，他和王政委又成了搭挡。你们的父亲高兴得满脸笑开了花，终于有仗可打了！而且是在世界屋脊上打！恐怕世界上没有哪支军队在这么高海拔的地区作过战。你们的父亲跟王政委说，咱们当兵的，就是骑马扛枪打天下！现在终于打到世界屋脊上去了，这辈子真没有白活。
他的命运从此和西藏交织在了一起。
而此时的我，也开始向西藏抵近。
8
夏天来临时，我们从军政大学学习结业了。
一个惊人的消息在重庆闷热的上空传播着。那消息说，十八军来了几个干部，要从我们这批女兵里挑选100个女兵，充实到进军西藏的大军中。
一听到这个消息，我的心兴奋得怦怦直跳。现在想想真怪，我为什么一听到这个消息就会兴奋呢？我怎么会在对西藏毫无所知的情况下对它产生向往呢？我真的不明白。
实事求是地说，我当时并不是因为西藏而兴奋。
我更不知道你们的父亲那时已经先遣到了甘孜，正在那里建立进军根据地。
一切都是未知的。
我兴奋，是因为一个简单的原因。
我在十八军同志带来的大地图上，第一次看到了西藏，感觉那是很大一片土地。但当时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我只是想：既然那是我们国家的领土，是我们中国的一部分；既然它还没有解放，那还有什么可说的？就去解放它！整个中国大陆都解放了，如果还要解放谁，就只有西藏了。我是多么渴望能亲自参加一次解放受苦大众的战斗啊。
不光是我，所有的同学都很激动，大家觉得革命前辈总算是留了一块土地给我们，让我们亲手来解放它。
全体女同学都争先恐后地报了名，没有人产生一丝的畏惧，也没有人有一丝的怀疑。那时我们的脑海里几乎就没有畏惧、怀疑、忧虑这样的词。我们有的只是热情、勇敢、信仰、希望。我们像一团生面，被这些美好的词汇发酵起来，热气腾腾地挤满了校长的办公室。
我们4个好朋友仍是一起报了名。经过军政大学近一年的学习和训练，我们都变得比过去坚强，比过去有主见了。刘毓蓉也不再是原来那个凡事都必须经未婚夫点头的刘毓蓉了，她非常干脆地对未婚夫说，要么你也报名参军，我们一起去西藏；要么你就耐心等着我，等我解放了西藏再回来结婚。
她的未婚夫犹豫再三，选择了后者。他害怕去西藏。他和我们不一样。他跟刘毓蓉说了一个附加条件：如果两年后她还不回来，他就不再等她了。刘毓蓉想也没想就爽快地说，行啊，就两年。
那时候我们认为，解放战争也只打了三年，解放一个西藏还用得着两年。
女学生只招100个，不能个个都去。作为军政大学的毕业生，我们在政治思想上应该没什么问题。于是身体健康成了招收的主要条件。招生的同志说，西藏非常苦，进军西藏更为艰苦，因此身体必须好。身体好是首要条件。
他们为身体定了一个硬杠杠：体重必须超过90斤。
这是一个多么简单又多么不容易达到的条件啊。如果是现在，一个十七八岁的孩子体重90斤肯定不在话下，或者说，只会是超重的比达不到的多。可那时候却不是这样。尤其是我。我们四个人里我最瘦，个子又小。18岁了却没有80斤重。所以一听到90斤这个标准，我就傻眼了。我一直自认为身体很好，什么病也没有，就是瘦点儿。如果仅仅因为少几斤体重就被刷下来，那不太亏了吗。
那天我急得像一头急于拱出笼子的小野兽，四处乱撞。吴菲她们见我急成那样，也急起来。她们三个的体重都没问题。但如果我去不成，她们怎么忍心撇下我一个人呢。
后来还是吴菲想出一个办法。她说体检的时候，吴菲和刘毓蓉站在我前面挡住医生，让姚兰芝站在我后面。等我称体重时，姚兰芝就悄悄踩一只脚到磅秤上，这样肯定能增加重量。
我们四个人中她最胖。至于能增加多少，她心里也没底，只好听天由命了。姚兰芝看我那可怜巴巴的样子，当即同意了。她再三对我说，到时候她一定会用力踩的，让我非超过100斤不可。
真的轮到我的时候，我的心跳得很厉害，两腿酥软，人就像要飘起来似的。长那么大，我还从没干过这种作假的事。我的脸也不由自主地红了。不光是我，刘毓蓉的脸也红了。为了理想，我努力叫自己沉住气，不要慌乱。
医生终于叫到我的名字了。我往磅秤上一站，吴菲往前靠，有意挡住他的视线。姚兰芝迅速踏上一只脚，用力一压。医生只管看秤上的度量尺，丝毫没察觉我们的计谋。
46公斤——他报出了数字。
够格了！我赶紧跳下来，生怕有人发现。姚兰芝紧跟着上了磅秤，说瞧你轻的，看我的。
保证有100斤。我们都听出了那句话的潜台词。我们都笑起来，暗暗得意。
但还是被人发现了。
就在我转头的时候，一张笑吟吟的脸正对着我。是一个也穿着白大褂的年轻人。他干净利落，个子瘦而高，像一棵白杨树。当然，那时我完全不认识他。穿白大褂的年轻人显然是看出了问题，想告诉那个负责称体重的医生。
我的脸涨得通红，情急之中我竟然对他说，我会唱歌，别看我体重轻，我唱歌声音很大的。不信你问她们，再不信我马上就给你唱。
吴菲和姚兰芝只是点头，一句求情的话也说不出来。我们都怯生生地紧张地看着他。
他看看我，终于一句话也没说，走开了。很久以后他告诉我，当时我们的目光都可怜极了，令他不忍心揭穿我们的“骗局”。就这样，我终于站到了合格的队伍里。等我想答谢一下那个年轻人时，连他的人影都找不见了。我也就在一转眼忘掉了他。
我没想到，我们后来还会相见。如果不再见面，我可能永远只会在讲到这件事时想起他，并且感到好笑。他只是我脑子里那一幕中的一个人物。而不是像现在，他成了我记忆中的伤痛，不，是生命中的伤痛。
1950年夏天，我们100个体检合格的军政大学分校的女生，一起坐大卡车往川西走。我们的军部在川西平原。
我们丝毫也没对将要去的西藏产生恐惧。真的。尽管那时候，已经有许多关于西藏的可怕说法在流传，说西藏那个地方如何天寒地冻，是世界上最冷的地方，一下雪就有成群的牛羊冻死在雪地上，人不能出门，鼻子一摸就没了，耳朵一摸就掉了，等等。还有别的更为玄乎的说法，比如氧气稀薄，寸草不生，鸟儿不飞，外面的人到了那儿，说倒下就倒下。倒下就别再想站起来了。以后，当我真的踏上西藏的土地并在其中生活了多年后，我知道那些说法的确是夸张的。
但我也同时知道，西藏的确是非凡的。
当时我们一路唱着歌，都是些很有力量很有激情的歌。我们才不害怕呢。
毕竟有人害怕。
走到半路上，我们的卡车忽然停住了，前面传来吵吵嚷嚷的声音。后来有同学说，不知是谁的家长得到了消息，赶来拦住了我们的汽车。
吴菲的脸色一下子变了，因为当初参军他父母就不肯，现在要进西藏，那还得了？吴菲说糟了，肯定是我爸来了！怎么办。
她的声音里带着哭腔，紧紧拽着我的胳膊：我不回去，我不回去。
我说你别怕，我们帮你。我和几个同学叫她躲在车上蹲着，我们围着她站着。我当时已经想好了，为了我的好朋友，我要撒谎。如果吴菲的父亲问我吴菲在哪儿，我就说她已经回家去了。我的心因为这个预谋好的谎言而慌张得乱跳，腿也软起来。
我心慌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我怕自己的母亲出现。其实准确地说，我是又希望母亲出现，又怕母亲出现。希望母亲出现，是想再见她一面。因为离开学校前，我没有回家跟她告别，我只是给她写了封信，说我分配到十八军了。我没敢说我报名去西藏了。一直到进入藏区后，我才写信告诉她我进藏了，但我仍是说，一年后就回家看她。
我不是有意骗她的。
后来我终于看清了，拦车的家长中没有吴菲的父母，也没有我的母亲。但却有姚兰芝的父亲，还有另一个女兵的父母，他们正拉着自己的女儿哭着，坚决不准她们到西藏去。一时间许多路人都围了过来。
从那些家长的神情看，他们就像是来拯救女儿性命的，好像他们的女儿正面临着万丈深渊，面临苦海的岸边，如果他们不把女儿一把抓住，他们的女儿马上就没命了。他们的这种恐惧和不顾一切的态度，令他们的女儿又尴尬又无奈。
我看见姚兰芝傻站在那儿，就跳下车去帮她。我拉着姚兰芝的手，想说服她父母让她留下。但她的父亲凶巴巴地推开我说，不要你管，你自己要去送命，别拉着我女儿。
我只好松开了手。
接兵的同志见此情形，态度很温和地对两个家长说，对于参加革命队伍的人，我们从来都是本着自愿的原则，如果你们不自愿，就请回去吧。
无奈，姚兰芝和另一个女兵流着泪和我们告别，跟父母回去了。
我坐上车，看着她依依不舍地走了，心里真为她们感到遗憾，由衷的遗憾。
几十年后，姚兰芝找到了我。一别20多年，她找到我时我已离开了西藏。我几乎认不出她了，她也几乎认不出我了。我们各自说着离别后的情况，有许多地方我们是一样的，比如都结婚了，都有孩子了，都老了。但有许多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