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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玉祥手下有一位重要的政治干部，在担任陕西省民政厅长时，为了禁止妇女缠足，限令各县县长按月缴送一定数量的妇女缠足布，以缠足布的多少作为铨叙的标准。结果，堂堂的民政厅里，缠足布堆积如山，臭不可闻。
冯玉祥最大的特点，就是能够不厌其烦地宣扬一些连他自己也不打算实践的政治主张。从基督教教义到三民主义，莫不如是。他常常自称是农夫儿子，但他对农民的生活并不真正关心。陕西的捐税预征了五年，到处民怨沸腾。冯玉祥在河南时连开征“古玩出土捐”这样的主意都想到了，还有什么会从他的指缝中漏掉呢？
1927年，在他治下的西北，农民已经完全破产，乃至遍地土匪。当时的观察者指出：“自民十四年（1925年）冯玉祥占甘肃，随下陕豫后，不但没有把旧有小股土匪使之敛迹，倒反给西北各地增加了不少匪众，弄得匪氛益炽，冠于全国。”康天国编《西北最近十年来史料》。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90年版。陕西与宁夏、甘肃、绥远、山西、河南、湖北、四川交界之处，几成土匪的天下。
因此，当农民协会成立时，入会者非常踊跃，仅陕西一省，一下子便达15万人。农民已身陷绝境，忍无可忍了。他们提着装着“土豪劣绅”脑袋的笼子，到西安送给政府。他们说，我们惩办了一名反革命分子，现在把他给你们送来了。
真正令冯玉祥担心的不是激化阶级对抗，而是过分活跃的农民运动，必然会影响他在西北的绝对权威。他训斥农民：“这里有驻陕司令，还有省政府，若你们管这类事，还要他们做什么？”
和阎锡山一样，在冯玉祥这位农夫儿子的背后，有一个巨大的阴影，这就是深深扎根于黄土高原之上的西北地主集团。中原将在它的面前发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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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节：第八章农夫的政治（1）
第八章农夫的政治
【壹】黎元洪第二次引狼入室，冯玉祥发动第一次北京政变，把黎元洪赶下台去。他似乎尝到了政变的乐趣，这将成为他从事政治活动的重要手段之一。
冯玉祥终于来到了北京，来到了这个北洋官僚集团的心脏。
陆军检阅使署设在南苑的航空署旧址。当时的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张绍曾是冯玉祥的老上司，辛亥年间，张绍曾担任二十镇统制时，冯玉祥是他属下第八十标第三营营长。在北洋系统中，这种关系是至关重要的，凭着这层关系，冯玉祥一到北京，就得到了每月从崇文门税关和京绥路局拨款15万元给冯玉祥西北军的保证。
1923年，北京的政治形势一团糟。曹锟利用他在内阁中的三位心腹——内务总长高凌蔚、财政总长刘恩源、交通总长吴毓麟——正密锣紧鼓地酝酿倒阁，以便为他竞选总统铺平道路。
这一年，北京发生了一连串重大的政治事件，最终导致北洋官僚集团的全面瓦解。冯玉祥在这些政治事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冯玉祥做了陆军检阅使，从西北的穷乡僻壤一跃龙门，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一尝朝廷重臣、御香中人的滋味了。他作为为数不多的能够参加黎元洪总统星期六会餐的高级官员之一，开始参与中央机密。通常这个周末会餐邀请的只有国务总理、各部总长、卫戍总司令、步军统领、警察总监、陆军检阅使等十四五人。
在这些大官中，冯玉祥和卫戍司令王怀庆的关系十分亲密。据说王怀庆是一位喜欢坐在马桶上发号施令的将军。尽管冯玉祥在自传中，对王怀庆作了尖刻讽刺，把他称作“听差和老妈子造就出来的”人才，但在当时，他们之间的密切合作，却足以影响北京政局。
曹锟自从打败了奉系以后，头脑有点发热了，总想坐上总统的宝座。吴佩孚一直强烈反对，但毕竟身在洛阳，鞭长莫及，而曹锟身边的一群津保系的政客，整天在他耳边聒絮，和当年煽动袁世凯当皇帝一样，曹锟不禁心动，终于作出“便宜行事，斟酌办理”的批示。
一场声势浩大的倒阁运动由暗而明，汹涌席卷北京政坛。
冯玉祥和王怀庆全都卷入了曹锟的倒阁阴谋之中，成为积极的同谋者。他们打着索饷的旗号，不断向内阁施加压力。因为财政部拖欠驻京军队的军饷，的确十分严重，以这个名目闹事，易获官兵支持和舆论同情。
4月26日的北京城，天昏地暗，寒气逼人。冯玉祥、王怀庆会同警察厅、卫戍司令部、步军统领衙门、第九师的军警长官开会，宣布武装索饷。由各部派出的军需官，一窝蜂前往财政部、盐务署和总理、总长私宅严密把守。然后，冯玉祥带领全体高级军官和重要僚属等85人，把国务院的大门围得水泄不通。
索饷军人推举王怀庆出面和国务总理张绍曾交涉。王怀庆警告国务总理说，这关系到北京的治安，如果不迅速筹拨饷需，就无法维持。张绍曾支吾其词，把责任推到财政总长刘恩源身上。
刘恩源答应在三五天之后一定解决。
刘财长是河北河间人，早年在天津武备学堂肄业，又到德国留学，回国后一直碌碌无为，担任谘议、参事、顾问一类闲职，后来投到曹锟麾下，极获宠信，才开始平步青云，成为保定系的干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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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节：第八章农夫的政治（2）
冯玉祥倒不是要和保定系过不去，他枪口瞄准的是黎总统。经过软硬兼施，讨价还价，财政部答应从5月3日起，至5月10日止，分三期拨发一月饷项139。7万元。实际上，财政部一文不名。到了5月1日，这笔钱还是没着没落。冯玉祥、王怀庆派人向国务院传话，如果5月10日仍领不到钱，就把财政总长绑架到南苑。当天晚上，刘恩源一溜烟逃到了天津，张绍曾也想一走了之，但在西直门被军警挡了回去。绝望之中，这位总理竟被自己的老部下逼得有点精神错乱了。
冯玉祥催款十万火急，张绍曾走投无路，只好任命冯玉祥的亲信薛笃弼为崇文门监督，这是一个人人垂涎的大肥缺。但任命送到总统府后，黎元洪一口拒绝，要求内阁改任薛笃弼为盐务署长。
6月6日下午，全体阁员召开特别会议。高凌蔚首先发言，他说总统对崇文门监督的任命不肯发表，又以命令形式指示内阁任命盐务署长，已经构成侵越职权，违反责任内阁的原则，提议内阁实行总辞职。参与了倒阁阴谋的阁员们立即齐声附和。
张绍曾并不想辞职，但迫于无奈，只好在辞呈上忍痛签名。当天晚上，精神有毛病的总理，一边喃喃自语，一边乘火车直奔天津去了。
倒阁成功，下一步就是驱逐黎元洪。这一幕闹剧的主演者，还是来自大西北的冯玉祥和坐在马桶上办公的王怀庆。
内阁垮台后的第二天，首都的军警长官，又在卫戍司令部开会。冯玉祥、王怀庆极力鼓动部属向政府索饷。
政府垮了，就直接向总统索饷。黎元洪是直系捧出来的总统，而冯玉祥是直系的所谓四大金刚之一。但他倒起总统的戈来，理直气壮，绝没有半点愧疚。
军警们的情绪被刺激起来了，他们又喊又叫，欢腾雀跃。下午，这些比别人多了几支破枪的丘八，气势汹汹地包围了总统府，指名道姓要黎元洪出来相见。
黎元洪无可奈何地出来了，他问军警们：“是不是要我也步内阁的后尘辞职？”军警们回答：“不是要总统辞职，而是要总统发钱。”
“发饷是内阁的事，不是总统的事。”
“管你是谁的事，反正不发饷我们就找总统！”
“你们究竟想我怎么样？”
“发还欠饷，万事好商量。没钱我们就全死在总统面前了！”
黎元洪只好保证，一两天内就会有新内阁诞生。6月16日一定可以发饷。这种对话，通常只在描写梁山英雄的武侠小说里才会读到，但它确实是中华民国总统与一群高级将领的真实对话。
在军人横行的北京，没人敢出头组阁。黎元洪派人到天津和张绍曾秘商，请他复出。但这次会晤让冯玉祥发现了。6月8日，北京的天安门外忽然搭起了讲台，召开所谓的万人“国民大会”。其实到会只有100多人，大部分是换了便装的军警士兵。他们轮流上台演讲，大骂黎元洪复职没有法律依据，现在又破坏责任内阁，应该叫他卷铺盖滚蛋。
6月9日，北京警察宣布罢岗。冯玉祥、王怀庆分函国会和外交使团，声明保护国会和外国侨民。新华门和总统官邸外面的卫戍部队统统撤走。黎元洪家的水电也被切断。门外挤满“乞丐团”、“公民团”、“市民请愿团”一类流氓地痞，手执“改造时局”、“总统退位”、“总统恋栈”等纸旗，狂呼乱喊。
6月10日，在冯玉祥、王怀庆的唆使下，又有三四百军警官佐包围了黎元洪的寓所，口口声声要总统发钱。
黎菩萨走投无路，当天给曹锟和吴佩孚打电报，伤心质问：“元洪依法而来，今日可依法即去。六十老人，生死不计，尚何留恋？军警等如此行为，是否必陷元洪于违法之地？两公畿辅长官，当难坐视，盼即函示。”
曹、吴毫无反应。
12日，黎菩萨再次给曹、吴拍电报：“两公畿辅长官，保定尤近在咫尺，坐视不语，恐百啄无以自解。应如何处置，仍盼即示。”张国淦《中华民国内阁篇》。杜春和、林斌生、丘权政编《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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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节：第八章农夫的政治（3）
虽然低声下气，但仍得不到任何回音。黎元洪不禁有“旦夕如坐针毡，似此为人，不如早亡”之叹，怆然而泪下。
这次倒阁运动，实在是为曹锟登极铺路。黎元洪是吴佩孚捧出来的，虽然吴一百个不赞成曹锟当总统，也不赞成冯玉祥的胡作非为，但出于对曹三爷的一片忠心，他也不会横加反对。黎元洪大失所望了。
冯玉祥、王怀庆继续向总统施加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