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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惇虽然有种种不是，但他此刻却说了一句大有见地的话，并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新帝即位后就被贬，辗转飘零，最后死于睦州。而曾布坚持了自己游刃有余的原则，顺理成章地一跃而为时代的新宠，但却为我们的帝国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历史虽然不是个人所能决定的，但个人却足以能改变它的方向，这在曾布如此，在帝国的第八位天子徽宗则更是如此。
新帝仍然尚未成年，皇太后向氏又得以像早先的宣仁太后一样垂帘听政，奇妙的是，两位太后在对待熙丰政治的态度上惊人的一致，所采取的做法也十分相像：大权在握，立即就进行翻案。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二月，元祐时曾任知枢密院事的韩忠彦被起用为相，他既是元祐老臣韩琦的儿子，也是曾布和李清臣的好友，作为一位相对超然而出于两党之外的人，主持了对章惇绍圣政治的全盘清理。太后听政虽只有七个月，但就在这短短的时间里，元祐旧臣再一次卷土重来，一时间充斥朝廷甚嚣尘上，宣泄着他们久积的怨恨。其结果是为司马光等人全部平反，由此相及，一大批对“绍述神宗”持不见政见的人被陆续提拔，而章惇、蔡卞及其兄蔡京等则被清除出朝。
当然，这是与曾布这位新朝辅命大臣的倾向分不开的。此时的曾布，已经完全转向于折中调和的路线。徽宗亲政后，他向新帝建议：既然元祐、绍圣均有所失，何妨以大公至正态度，调和两党？新帝此时十八岁，龙銮宝座的新鲜感自然也使他产生一些革新的精神，于是诏命明年将改元曰“建中靖国”。“建中”，执两端之中也，这个本意当然不坏，但曾布与新天子都没有想到的是，两极混斗怨怨相报，又如何能轻易调停而做到不偏不倚？！曾布使元祐党人重新登台，但彼辈却不会因为他的善良动机而抛弃宿怨。侍御史陈升次第一个把矛头指向曾布，上疏指责他“独擅国权，进用匪人；轻视同僚，威福由己；子弟招权，交通宾客”。一位半年之内先后曾上一百多封抗论奏疏的强硬人物任伯雨，进而反对他的息事宁人方针：“自古未有君子小人杂然并进者，欲二者并用，只能使君子去而小人留。”任伯雨甚至反对更改年号，他认为“建中靖国”用了唐德宗的年号“建中”，而唐德宗正是因为君子小人不分才导致銮驾播迁之灾，因此“不可以不诫”。在这种情况下，曾布不得不展开反击，于建中靖国元年（公元1101年）三月将任伯雨调为度支员外郎，同时又采取了一个巧妙手法将另一位元祐分子陈瓘请出了朝外。陈瓘是弹劾章惇、蔡卞最起劲的人，也是提议再次重修《神宗实录》的始作俑者，章惇、曾布都有意招抚他附己，但被陈瓘拒绝。
过了不久，我们年轻的天子就意识到，再坚持曾布所谓调停的方针，将会是一个两面都不讨好的事情。十一月，起居郎邓洵武入对，对皇上说了一番话：
“陛下今以韩忠彦为相，忠彦乃韩琦之子，韩琦尝论神宗新法之非，于是忠彦更变神宗之法。忠彦为人臣，尚能绍述其父，陛下为天子，如何反不能绍述先帝？”
这无疑触到了徽宗的痛处，说得天子默然无语。邓洵武趁热打铁，又进了一道《爱莫助之图》，将元祐、绍圣两方面目前在朝的人列成图表，按官职大小分成宰相、执政、侍从等七类，结果绍圣一方执政官中只有一人，其余每类亦不过三四人；而元祐一方则包括了剩下的所有朝廷官员，达到百余位之多。邓洵武在表中总结道：陛下有绍述先帝之志，然群臣无能助之者，必欲继志述事，则非用蔡京不可。先不论蔡京何许人，值得邓洵武这样推崇，反正从此天子开始有了新的想法已经毫无疑问。第二年，改元“崇宁”，不用说，这是“崇尚熙宁”的意思。
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三月十九日，蔡卞的胞兄蔡京被诏命回朝，出任翰林学士承旨、监修国史。
蔡京字元长，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进士，在其弟蔡卞之后进入中央政府，官拜龙图阁待制、知开封府，兄弟二人同掌书命，一时朝廷荣之。蔡京早年参与新法很积极，但元祐初司马光秉政后，蔡京却立即卖身投靠。当时，司马光废除新法心情峻急，要求在五天之内将雇役法复为差役，众人无一不认为时间紧迫，可独有蔡京于治下畿县如期完成，博得司马光的由衷赞叹。可这种阴邪无端的投机嘴脸连元祐人士都甚为不齿，台谏纷纷弹劾，结果使他落职出外。绍圣时期章惇复新法，蔡京摇身一变，又成了绍述的急先锋。十年之间玩弄黑白于股掌，使蔡京成了人们心目中见利忘义的典型。徽宗即位，谏官陈瓘就指责他交通内侍，使蔡京罢翰林学士出知江宁府。这给蔡京的打击很大，心中怏快，迁延而不上路。最后御史们又交章论劾，于是朝廷下诏夺其职，命其为“提举洞宵宫”，居于杭州。本朝大臣罢职之后，朝廷常授予此类以道教宫观为名的祠职，但无职事，仅借以食禄。
然而一个反复无常的人并非没有自己的原则，这个原则就是为了自身的利益可以不惜一切手段。蔡京是个有极大野心的人，他是不可能甘于退隐林下而逍遥余生的，他还没有达到目标，所以仍必须寻找任何一个可能的机会。幸运的是，蔡京有一些特长，他对绘画和书法造诣极高，特别是写得一手好字，深得王羲之笔意，算得上本朝有史以来数一数二的书法大家。这在一般人看来当然算不了什么，但要紧的是，当今官家却是个富于才学的皇帝，他对书画之道同样十分爱好并且精通，蔡京与天子竟存在这样一个共同点，后来发生的一切就不是偶然的了。
机会来得十分自然。建中靖国元年（公元1101年）左右，宦侍童贯以供奉官的身份来到三吴地区为皇上访求古玩字画，在杭州停留了一个月。蔡京是个深知宦官重要性的人，为此他并不顾忌本朝一贯禁止交通内侍的政治准则，他抓住这个机会，与童贯结成了深交，所作书画屏障扇带之属，也由童贯源源不断地送入皇宫。徽宗本就欣赏蔡京的字画，再加上童贯的吹捧和朝中某些蔡京好友如起居郎邓洵武、太学博士范致虚的怂恿，天子逐渐有了非相蔡京不足以有为的想法。于是，一年之内就把他提到翰林学士承旨的位置，不久，升任右仆射。
制下之日，徽宗赐坐延和殿，曰：
“神宗创法立制，先帝继之，两遭变更，国是至今未定。朕欲上述父兄之志，卿以何教之？”
蔡京没有什么道理可讲，他立即避席顿首而言：“臣愿尽死效忠！”
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正月，蔡京进位左仆射成为首相。从此，蔡京先后四次拜相，成为徽宗在位二十四年的象征。蔡京的成功在于彻底掌握了天子这一神圣的武器，因而屡罢屡起，始终不倒。无智不足以御人，更何况天子？蔡京的天资绝高；他懂得任何一种可以为自己谋利益的手段。在蔡京来说，只要做到两点也就足够，一是铲除异己，一是邀宠固位。他在入相两个月后就奏请徽宗立“元祐党人碑”，将司马光、文彦博等原宰执、待制以上一百二十人定为奸党属于前者，而借熙丰新法为名加重税收，为天子享乐不惜竭泽而渔则属于后者。奸臣一旦能表现出其“奸”，那就是客观的必然恶果，无论元祐还是绍圣之党，抑或是夹缝中求生存的曾布之流，都无法改变这个既成的事实。
假如没有几十年的党派混斗，帝国的政治决不会堕落到这样一个地步，这实在是令人英雄气短。人们常说，灭唐祚者非黄巢朱温，亦非藩镇宦竖，实乃牛李朋党之弊。看来，这个悲剧不幸又在本朝重演。
第三部 半壁河山第1节 回首妖氛未扫
回首妖氛未扫，问人间：英雄何处？奇谋报国，可怜无用。尘昏白羽，铁锁横江，锦帆冲浪，孙郎良苦。但愁敲桂棹，悲吟梁父，泪流如雨。
——朱敦儒（公元1081—1159年）
逻辑上的简单推理很能迷惑一些平庸之辈，若干年后，当帝国的第十位天子在“行在”临安城里反思往昔的时候，犹还把王安石变法当作是灾难的源头。朝野舆论也顺理成章地认为，不仅仅几十年来的党同伐异可以归结到王安石的头上，而蔡京的擅权祸国更是新法带来的必然恶果：没有熙宁，何来元祐、绍圣？没有新法的惶惶求利，又何来蔡京的横征暴敛？没有熙宁时的开边寻衅，就更不会有宣和时的起兵勤远、稔祸速乱。这种想法并不奇怪，追究历史有时就是寻找借口，并以此来服务于当今的时势。我们的徽宗和继任者钦宗此际已经落入夷狄之手，正在敌人的魔掌中茹毛饮血，作为继嗣者的新君，总不能把过错推到父兄的身上去，给帝国的伤口再添痛苦。徽宗的悲剧结局使他暂时逃脱了谴责，但一时的幸运却代替不了永远，历史虽然总是以慈悲为怀，但绝非是善恶不分。
我们的官家风流俊逸，洒脱不群，他不像是一位天子，而更像是一位艺术家。他把所有的热情都倾注到对艺术的关注上，在构筑典雅巧幽的幻想境界中追求他的人生极致。因此徽宗也像所有的艺术家一样，始终把个人放在世界的中心，在他们看来，古往今来上下左右都是一己之化身，我就是宇宙，我的享受也就是天地万物的享受。
这或许是由于少年时代的某种因缘机遇所致。早在藩邸时，徽宗就不像其他骄奢的皇子们注重于单纯的感官刺激，他喜欢读书学画，欣赏古器山石，从中感觉到作为一个文人的快乐。即位以后，对艺术的独特感觉更使他的才能发挥得酣畅淋漓，其书法笔势飘逸，意度天成，自号“瘦金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