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随童贯去大同府谈判的那位马扩在金人首次南下时兵败被俘后，佯示降意，换得金酋宗望的优容，开了间酒店，但私下里一直与敌占区的义军暗中来往。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携亲从数人成功地从敌人眼皮底下逃跑，进入太行山以东的五马山一带。马扩此人很有斗争策略，当有一个人自称是乘敌不备从金地潜回的信王赵榛时，马扩立即就奉其为领袖，并以此号召远近，很快发展了一支近十万人的起义队伍，给金人制造了很大的麻烦。这年四月，马扩带着“信王”的手书秘密渡河请求朝廷给予支援，先是来到东京，然后在月底赶到扬州。
这件事着实让天子震动不小。信王乃今上亲弟，与父兄同时被掳北行。假如他果真从金地逃回并在五马山率众抗御，这必然对北方军民产生强大的号召力，这种影响绝对不能低估。黄潜善、汪伯彦两人始终不相信马扩带来的手书，高宗也一度有点怀疑，然而他认得这位皇弟的手迹，不由得不信。于是发布诏书命信王为“河北兵马都元帅”，迁马扩为“元帅府马步军都总管”，准其过河以后便宜从事。然而黄、汪二人多少做了点手脚，只以一支乌合之军付予马扩，并且还暗中派人侦伺。马扩刚走，五月初一这一天，宗泽请求回驾的奏书又到，高宗犹未加理睬。但第二天，突然传来了信王赵榛有意渡河入汴梁的消息，这使得天子极为尴尬，为扭转被动局面不能不赶紧表态，所以才有了上面的那道回京之诏。不过，事情来得快也去得急，时局一变化，回归九重的诺言自然随风而去。事实证明，马扩的南来不是一个明智之举，他的求援不仅没能取得效果，相反却使金军加紧了对五马山的围剿。马扩尚未能渡河，五马山寨就被攻破。
宗泽一死，东京义军便十散五六。朝廷没有接受东京士民的请求任用宗泽之子宗颖，却委任了好大喜功、短于谋略，为人残忍好杀的杜充继任开封府尹、东京留守。杜充到任，既无恢复之志，文不能抚御人心，于是众怀疑沮，集于宗泽旗下者散之殆尽，两河山水寨亦不听节制，宗泽的预言不幸成为现实。
中原已经无望了。
自从李纲走后，天子行在竟在许多方面保持着十分惊人的一致。这种一致若非来自于君臣之间的同心协力，便是臣子们阿谀曲折、随意所向的结果。很明显，朝廷目前的状况属于后者。两位宰相黄潜善、汪伯彦就可以说是地道的无聊之徒，保宠邀禄专权恣睢之外，略无大志，只知道以蒙蔽欺骗的低劣伎俩来打发时日。要知道，金人的刀枪剑戟可并不理会这些，不会因为我宋室君臣的慷慨大度而与人为善。宗泽殁后的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七月间，金兵再次分道南下。此次进军经过了金廷上下的充分酝酿，明确了两大目标：一是平定陕西五路，一是追击宋帝，而尤以后者为要。西路渡河后连陷丹州、延安府直至、坊二州；东路径袭庆源之五马山，大破其寨后又败马扩援军，再陷濮州、滑州、开德及北京两府，并转而与中路大军会合。宗翰所率中路军本以奔袭为主，因此长驱直入，直指高宗而来。
扬州方面居然无动于衷。统领御营军的将帅之一张浚提出早为预备，黄、汪两人竟一笑置之。直到扼守淮阳的大将韩世忠不敌而走，敌军下彭城、淮东直趋泗州后，黄潜善尤认为不足为虑。正所谓栋宇将焚，燕雀在堂，可见黄汪之流不仅庸懦无伦，而且荒唐透顶。
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正月底，宗翰攻破楚州后，以主力居后，径遣数百骑往南突击高宗行在。在一片慌乱惊惧中，拥有近万人的天长守军竟不战而遁。初二这天夜里，从天长狼狈奔还的内侍邝询急报金军将至，高宗匆忙爬起被甲乘马，初三黎明时分驰至瓜洲，得一小舟渡江，身边只有亲军数人及王渊、张浚两臣及内侍康履等从行，日暮时分才满身泥泞地赶到镇江府。金兵前锋驰至扬州后，得知宋帝已南走，立即分兵火速追赶。抵达江边的扬子桥时，高宗已经渡江而去，金人一时难觅舟船，再加上其时大雨滂沱、积水盈地，马步不能进，只得望江顿足长叹。
高宗走时，黄潜善、汪伯彦正在共进早餐，听得吏员大呼“驾已行矣”，两人愕然相顾，仓皇失色。心神甫定，首先想到的就是走为上计，两位宰相竟不顾满城士庶，独自跨马而逸。而扬州市民突然见到天子策马出城，宫人也四散而出，晓得情况不妙，登时大乱，争门践踏、奔挤堕江而死者无数。整个扬州乃至对面的镇江，哀号不绝，怨声载道。十万御营大军亦于同时一旦瓦解。最可怜的是司农卿黄谔，逃到江边时，被溃兵误认为是黄潜善，军人因久恨潜善，遂大骂曰：正是尔等误国误民！举刀就砍，黄谔还来不及分辩，就已经身首异处，做了人家的替死鬼。
高宗皇帝虽然又一次幸免于难，但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不仅仅在心理，而且在生理上落下了惨痛的烙印。那是因为邝询闯闱而入时，官家正在新造的宫室里凤鸾颠倒，行云雨之欢，矍然惊惕，遂病熏腐。自此以后，天子后宫便绝少怀孕者。
这一次打击所带来的痛楚很快就被一系列新的创伤所代替，此后两年的颠沛流离使我们的天子犹如鱼游沸鼎，不遑暇处。扬州之变后高宗只用了几天的时间就逃到杭州，金军虽然没有尾随而至，但御前的禁军却横生哗变，若不是时任宰相的朱胜非机智巧妙地处理，大难不死的天子和帝国刚刚建立起来的政府又要遭受灭顶之灾。如此苦难使天子震悸交集，从内心深处荡而出的恐惧和忧虑已经使他无法面对严峻的现实，甚至已完全丧失了作为大宋天子应有的风范。他在扬州溃败几个月后写了封书信转致金帅宗翰。
皇上首先是在信中自称“某”，然后承认金军南来固是“大国之征小邦”，而我们这个小邦绝非对手，“中原全大之时，犹不能守”，更何况“军兵挠败、盗贼交侵、财贿日朘、土疆日蹙”的现在！所以偏师一来，不敢不束手听命，又岂敢言守？信中说：“某”已从汴梁而迁应天，由应天而迁扬州，自扬州而至江宁，三年之间，已过三徙，今已委身于荆蛮之域。高宗在最后甚至十分委屈：“古之有国家而迫于危亡者，不过守与奔而已”，然而守则无人，奔竟无地，“天网恢恢，将安之焉”？“天地之间，皆大金之国，而无有二上矣。亦何必劳师远涉，然后为快哉”？不能以此视为天子的缓兵之道，因为信中最后表露出的意思已经是彻底投降。我们这位君主真实的心态是：惹不起总能躲得起。他惟一的希望就是金人能够“存人血脉，全人肝胆”，不要“竭山而畋、竭泽而渔”而已。大宋王朝高宗皇帝此时浑无生人之气的表现，正是我们这个泱泱礼义之邦所有愚蠢、所有懦弱、所有丑陋的最好写照。
短暂的平静后高宗一度北返江宁府，改府名为“建康”，也曾有心在那里布置防卫准备抵御。但随着金军的第三次南下，天子再次惶惶而奔，从金陵退走杭州，再赴越州、明州，最后竟以泛槎入海来逃避金酋宗弼锐不可挡的追击。
完颜宗弼的名字常又被中原人译为“兀朮”，此人是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第四个儿子，早年参与了追击辽天祚帝的战斗，此后又随宗望攻宋。宗望死后，又出任宗辅副帅，率军东入山东，西击汴梁，是金廷强硬的主战派人物。金军此次渡江南下，宗弼是除宗翰之外的主要统帅，他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俘获宋帝高宗。当时，宋廷守建康者是杜充，守镇江的是韩世忠，守九江的是刘光世，并以杜充节制诸将。
第三部 半壁河山第7节 强敌未去
杜充的昏庸无能已见上述。金兵入侵后，杜充竟于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七月放弃职守而归于行在。因为他的举动而使东京留守司名存实亡，是造成帝都东京在七个月后终于沦陷的原因之一。尽管如此，杜充仍得到天子的充分信赖，命他为江淮宣抚使，抚循诸将力守江浙。可杜充在建康的处事与当年在东京一样，酷而乏谋，御敌无方，深为诸将不服。所以他既调不动远在上游的刘光世，也无法指挥近在咫尺的韩世忠，只有靠手下的几位统制，如声名甚著的岳飞等人领兵抵挡。但金兵来势凶猛，根本无法取胜，建安三年（公元1129年）十一月，杜充率步骑六万人在建康向金军投降。
诸将浑无斗志是失败的主要原因，但这也是与朝廷缺乏抗敌信念和一味逃避的基本政策不可分割的。整个江南防线既已崩溃，宋军遂成为一盘散沙，虽然岳飞率领部下士兵沿途缠斗，也无法扭转败局。金军得胜后兵分二路，一路追击南走江西的隆裕太后等皇眷，一路向高宗所在挺进。此刻御前大将只有张俊，只能护着王驾且战且走，最后不得已从明州入海。
无疑，我们的天子是第一次见到汹涌澎湃的大海，正如他第一次走进金人的军帐一样，他的感触之深是无法言喻的。高宗在明州至温州一带的海上几乎漂泊了一个多月，当驾乘之舟在蓝色波涛中上下起伏之时，也就是帝国的第十位天子最后确立其“过江而避”之王道大计的关口，可以肯定的是，从今以后他将不再改变，也无法改变这个既定方针。
宗弼孤军深入尚能取得如此辉煌之绩，怕是他自己也没有想到的。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正月，惯于骑战的金人竟不畏艰险，乘舟入海追击宋帝御乘达三百余里，其骄狂正与宋军的颓丧形成鲜明对照。幸运的是，金人毕竟不习水战，加上畏惧酷热，遂不得不于暑期到来前撤兵，三月份宗弼先退，紧接着进犯江西的一路也从荆门北返。镇江守将韩世忠以逸待劳，正率水师在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