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咸淳八年（公元1272年）四月，襄、樊陷入重围已经接近五年。两城之中虽然不乏粮食，但盐、布等物资业已告罄，军民困顿之态亦愈趋严重。最主要的是，援军始终不至给了守军上下以极大的压力，长此以往，后果不堪设想。面对如此情形，樊城主将张汉英决定再次向朝廷求救。五月，他招募了一位泅水高手，将蜡书藏在发髻里，头顶浮草，顺水漂下。
泅到汉水隘口时，元军守卒见水面上漂来一大堆积草，便钩之上岸以作柴薪，结果发现了藏在草下的报信者。元军由此获知了张汉英给朝廷的书信，立即在郢州、邓州方向重兵布防，使最后的一条进援之路亦被断绝。
李庭芝本已到达了郢州，由于力量有限，重点仍是放在了防守而不是进攻上。此时，庭芝也感到情况已日趋严重，绝不能再事延缓，于是立即采取了措施。他先是悄悄地将部队向襄阳附近移动，然后出重赏招募当地义勇。庭芝很清楚地知道，自己这支军队不仅兵员不足，战斗力也十分有限，为了弥补缺憾，只有利用熟悉地形的当地民兵。庭芝一次就成功地招集了三千名骁悍善战的义卒，委任其中两位智勇双全的首领张贵、张善为都统，率领这支敢死队向襄阳突袭。
庭芝训道：“此去有死无生，非出于自愿者请离去，不要坏了大事。”
出乎意料的是，众人无不感奋，没有一人离开队伍。
在一个水急夜黑的晚上，这支突击队驾船出发，船中各置火炮、火枪、炽炭、巨斧、劲弓，首尾结阵，乘风而进，首先在磨洪滩与元军船队遭遇。义军击断铁絙，冲破围堵，与敌军转战二百余里，所向披靡，于黎明时顺利抵达襄阳。襄阳绝援已久，闻知援军大至，无不踊跃过望，一时士气大振，人人奋勇争先，将尾随的元军击退。在此次战役中，元军损失惨重，但义军方面也有相当死伤，张善身中四枪六剑，堕水阵亡。这是襄阳围困以来惟一一次成功的救援，但因缺乏后续攻击，也不可能解决根本问题。
完成任务后，张贵犹想杀回郢州，吕文焕认为敌众我寡，此去凶多吉少，不如一起留在襄阳固守。但张贵自恃其勇，坚欲回师。于是，他先派两人泅水赴郢州向范文虎求救，约其军在龙尾洲接应，自己于九月初九告别文焕，乘夜东下。张贵此军依然英勇，一路断絙破围，奋勇向前，阿朮、刘整亲率水师邀击，亦不能挡。经过一番苦战，张贵船队终于在半夜时分渐渐接近了龙尾洲。
岂料范文虎的接应之军早在两天前就莫名其妙地撤走，而元军得到降卒密报，也已知道了张贵的计划，并在此地伏下重兵张网以待。张贵不知就里，见龙尾洲水面火光通明，以为是接应宋军，喜跃而进，结果被元军舰队迎个正着。张贵全军覆没，自己身被数十伤，力不能支，遂被擒获。张贵被俘以后，犹不失忠贞不屈的高尚节操，坚不肯降，数天后被杀。当阿朮将张贵的尸体送到襄阳城后，城内顿时一片痛哭之声。
从表面看，范文虎的逃跑直接导致了张贵的失利。但严格说来，李庭芝没有接踵其后乘胜进攻而失去了一个绝好的战机，却是襄阳之围未能缓解的主要原因。当然，也许庭芝确实有他的难处，然而张善、张贵能不惜生命以卵击石，庭芝又岂可以孤军深入为意？！贪生怕死的范文虎不能为国分忧是很自然的，这种人已不足与论。而庭芝之辈自许以身委国，竟也优柔寡断不能慷慨赴难，这就注定襄阳的失守只不过是个时间问题。
元军最后能攻破襄阳也有几个战术上的因素，一是阿朮、刘整采取了分割击破的策略，先烧毁了襄、樊之间的浮桥以断其联络，然后力攻樊城，终于在咸淳九年（公元1273年）正月攻破樊城。樊城一下，襄阳失去依靠，遂成瓮中之鳖。第二是元军采用了新型火炮，这种火炮来自西域，威力巨大，元军以此轰击城垣，炮起郛毁。拿下樊城后，元军又以此炮转轰襄阳，使城内城垣楼阁，摧折几尽。宋军从未见过如此厉害的武器，士气大折，军心动摇，并已开始出现逾墙而降的现象。
吕文焕方寸已乱，每次巡城，总是恸哭而下。朝中贾似道接到急报，一方面假惺惺上表请行，另一方面讽使御史上章固留，依旧不以襄阳安危为意。城外宋军诸部，既无心赴援，也毫无办法可想。咸淳九年（公元1273年）二月二十七日，走投无路的吕文焕在元军的招抚下，开门投降。
虽然襄阳的失守并不是文焕的罪过，而坚守孤城五年之久，望眼欲穿一兵未至，他内心的怨恨委屈也确实不难理解。但身为饱受国恩的重兵大将，以个人情怨而抛弃宗庙社稷，这就不能令人原谅。至少樊城就是一个绝好的对照，城破之后，守军犹坚持巷战，将领如范天顺、牛富都自绝而亡，以“生为宋臣、死为宋鬼”的豪迈证实他们对祖国的忠诚。文焕即使做不到这一点，起码也不至于入降以后就倒戈相向，自请为元军前锋去攻打郢州。也许文焕是为范文虎、李庭芝的见死不救而愤愤难平，但一个受过礼义教育的人应该懂得，国家的利益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形下都是高于一切的。也正是这一点，才是是非标准最终极的试金石，古往今来的忠贤愚恶，都会在它的鉴别下泾渭分明。
襄阳的失守宛如一声惊雷，滚过死水一般的临安。
贾似道对度宗道：“臣屡请巡边，陛下不许。向使臣早出，事当绝不至此。”
在我们这个世界上，越是无赖之极，往往就越能生存。尤其是在极易摒弃道德因素的政治领域内，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无论这种手段是翻云覆雨或是指鹿为马。同时，政治的目的和标准从来就不是一成不变的，掌握权力者各有各的意图和追求，正直之士向往真理，奸佞之徒属意私欲。既然世上的芸芸众生无法做到老死不相往来，政治就成为必需，而丑恶也就应运而生。
显然，帝国上下已经无心去探讨谁是谁非的大道理了，所以似道的荒谬既不可恨，也不可叹。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布置防务，这是摆在眼皮底下的事，否则就是大军一到，灰飞烟灭。
朝野上下纷纷献上守备之策。四川制置司首先发来奏报，声称获取了刘整的一批私人奏稿，其中提到了攻取江南的策略，建议朝廷早做防备。这次度宗皇帝亲眼看到了这份奏疏，于是下令在淮东清口一线筑城以备。不过，东面的元军虽然大兵压境，但却始终没有动作。
四月，汪立信、赵潜被起用为京湖制置使和淮西总领兼沿江制置使，负责西线和建康防务。六月，曾在四川任职的一位官员张梦发提出应急三策：一是锁汉江口岸；二是扼守荆门与当阳交界的玉泉山；三是在上游峡州以下联置堡寨，保聚流民，且守且耕。张梦发此策很实用，也极有战略价值，其核心就是加固长江中上游防备，坚决堵住元军的沿江东进。然而贾似道偏偏就压下了这份极重要的奏疏，转让京湖制置司审度。遗憾的是，京湖制置使汪立信也没有丝毫采纳，原因是这位耿介正直并还算有点头脑的人有他自己的看法。
汪立信在给天子的奏疏中一方面痛责贾似道、范文虎之流，另一方面也提出应急之策。他认为，应将内地之兵尽数遣出，汰去老弱可得五十万，相距百里而屯，如此往来游徼，刁斗相闻，既可使粮饷不绝，又能互相应援，此乃战守并用之上策。汪立信同时提出，许输岁币以缓其师，二三年后再作主张，这是中策。立信没有明言他的下策，只是在疏中愤激而言道：“二策不果，则天不佑我，那就准备衔璧舆櫬之礼吧。”古者国君死时口中含玉，“衔璧”即指国君战败出降以示亡国当死；“舆櫬”就是载棺以随，古之士子于国亡之际往往如是，同样表示决死之意。可是汪立信有心殉国，贾似道却不想同归于尽，他见到立信的奏疏后勃然大怒，掷之于地，高声大骂：
“瞎贼汪竟敢狂言如此！”立信一目微眇，所以似道这样骂他。
立信无疑犯了一个错误。他不知道在贾似道当国的情况下，这个尽遣举国之力的做法是不可能实现的，更不是他一人所能决策的。相反，张梦发的计策属于具体军务处置，并且在他的管辖范围之内，立信完全有可能自我筹备而不通过贾似道。归根结蒂，有谋者无权，有权者无谋，我们的帝国焉得不败！
咸淳十年（公元1274年）七月，度宗皇帝由于纵欲过度英年早逝，年三十三岁。此际度宗三子俱幼，国事艰难，须赖长君，而建国公赵昰年长，照理可以从权入继。然而贾似道单单拥立了年仅四岁的皇太子赵，用意不言自明。初九，新帝即位，后来的庙号为“恭帝”，太皇太后临朝听政，但实际上帝国的最高权威已经不复存在。
占据襄阳后，元廷上下纷纷建议早日下诏正式伐宋。前线大将阿朮等人向忽必烈奏报道：汉水上流已为我有，顺流长驱，宋国可平。他们都认为，通过几年的战斗已发现宋军弱于往昔，灭宋良机正在此时。忽必烈召来平章军国事史天泽商议，史天泽也同意大家的看法，表示混同海内的时刻已经到来。于是，大元天子忽必烈在咸淳十年（公元1274年）正月定下了决策。
当月，忽必烈就签发了增兵十万的命令，二月，又下诏在汴梁增造八百艘战船；三月，在荆湖、淮西分别设立行省，荆湖行省由老臣伯颜、史天泽并为左丞相，阿朮为平章政事，阿尔哈雅为右丞，吕文焕为参知政事；淮西行省由哈达为左丞相，刘整为左丞，达春、董文炳为参知政事。六月，正式下诏伐宋，借口是贾似道悔约祸民。这是度宗死前一个月的事情，但不清楚我们的天子是否知道了这件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