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黄袍加身时说“须听我号令”一番话的那一刻起，太祖皇帝就一直为国是殚精竭虑而夜不能寐，他和继任者太宗一起奋斗了几十年，终于有了一个可以自豪的结果。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
重文治，讲究以仁德怀远不能算错，由此而来的重用文臣，限制武将，削弱藩镇等一系列相关政策当然也是极端明智之举，但一味姑息迁就于外敌就大错特错了。文明总是建立在物质的基础上，从来就没有放弃生存而一味追求理想的道理，更何况这本来就是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世界。同理，不任官而任吏，不任人而任法，分官设职，不使专权，可以保证威柄归于人主而帝国无内变之忧，这一个官家天下的妙法自是赵家天子的血泪总结。但是，为人臣者若要从此因循守旧，不思进取而尽听命于独夫，这又是有悖于圣贤教训的。于是，太祖为了“朕之天下”而创立的祖宗之旧和天子家法，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两个极其严重的后果，这也就是张方平所说的“国用日迫”和“政出多门”。不言而喻，其中最最要紧的是前者：经济的败坏。
真宗东封泰山弄得沸沸扬扬，花了几百万贯，其实还算是小样。国家财政的日益窘困，人口的增加和土地过于集中使税收减少固然是一个重要因素，但真正的根子是在于冗兵和冗官的不胜负担，国家的支出实在太大。
太祖曾为他的养兵之策而颇为得意。那是建国不久，他问赵普等几位辅弼大臣：当今何事能为百代之利？
赵普等人七嘴八舌，说了许多。
太祖只是摇头：“再思其上者。”
赵普等苦苦思索仍不得要领：“愿陛下道之。”
太祖说：“可以利百代者，惟有养兵。凶年饥岁，有叛民而无叛兵；即丰年不幸有变，则有叛兵而无叛民。”
太祖的意思是，只要把兵养好，即可以使天下无叛民之忧。而无平民之乱，又何惧叛兵呢？！这真是聪明绝顶的办法。事实证明，太祖后来一直以此为基本国策，甚至不惜在荒年招募饥民入伍，供其衣食，以防其啸聚山林。更进一步的，为了使叛兵也不至于产生，太祖还不吝于厚待士兵，同时在兵制上分化将与兵的天生联系，使将不知兵，兵不属将，并且将天下精兵齐集京都，而在境内各州惟设不加训练、仅充劳役的所谓“厢兵”。太祖也并非不知来自于北方的威胁和东京的缺陷，但他自作聪明地认为，有了拱卫京都的强大精卒，似乎也不至于惧怕外来之寇。他没有想到的是，国家的强大不是以一地一兵决定的，举国的力量才是真正可靠的力量，东京固然是一只铁拳，但也只是一条臂膀而已。犹为重要的是，国家的强盛也不单是兵员多寡决定的，没有良好的政治经济，所有的军事设置都只是空谈。所以说，太祖的聪明才思都用在了他身下的天子宝座和自家江山上罢了，在这一点上，他的子孙们当然也未曾少让。随着时光的推移，到了今年——庆历元年（公元1041年），全国兵员的数量已臻至一百四十余万，这是令人咋舌的数字。
第一部 东京汴梁第8节 养士与养兵
国防从来都是以金钱为基础的。国家财政部门长官三司使蔡襄在十年后曾做过一次统计：若按禁军一人每年耗费五十千、厢军三十千计算，军队每年总支出达四千八百余万，占整个财政收入的六分之五。这个难以置信的比例表明帝国的财政必然面临极其严重的危机。
养士与养兵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都是太祖精心设计的百代良法之一。据说，太祖曾誓书金匮，坚嘱子孙不杀一士。这种宽大忠厚固然超迈前古，但养士既须优厚俸禄，又须给予政治特权，所以冗兵之外冗官的形成也就不可避免。本朝的官制虽然大体上继承前唐旧式而来，但却起了明显的变化，从实质到形式都像个闪烁无定的万花筒，虚实相交、纷乱繁杂，令人目眩神迷。比如汉唐以来有所谓“官”与“秩”的分别，官以任事，秩以定级，互为关联而各有其名，本是一个井井有序的系统，可在本朝却被打乱，突出点就是正官成为阶位，与所事之职完全分离，而别立所谓“差遣”以治事。这就是说，某一官职并不代表具体职务，而职事高下又与俸禄无关，并且俸禄之外还有职钱。官擢品未必升，官贬阶亦未必降；差遣——也就是事权——被罢但官、职尚在，职落而待遇如故，这真是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在这一制度下，官员又怎能不多，庸碌之徒又如何能免！同时，分化事权已使官署机构重床叠架，而太宗以后科举大开，进士及第后不经礼部再试即可释褐，因此每科平均七八百的新人均要授官，又反过来促使机构的膨胀。真宗年间内外官的数字已臻一万多员，到庆历年间，保守的数字也不下一万五千人。经济再发达，也无法忍受如此沉重的负担。尽管近几十年来各种赋税都以几何级数递增，但据张方平在另一封奏表中所估计的，庆历元年的财政赤字，就已经至少在三百万缗以上。
花费如此金钱和代价建立起来的军事力量究竟是怎样一个状况，仁宗即位以来的这二十年，便是最好的说明。
中国的西部地区，有一个古老的民族羌族，它的起源甚早，一直可以追述到远古时期。东汉时，羌族被迫迁徙西南，其中的“发羌”一支建立了吐蕃，另一支“党项羌”历经磨难，后来迁移到今天的甘肃和陕西北部一带，最后其首领拓拔思恭降唐并随李克用出兵攻黄巢，为唐王朝赐姓李，封为“定难军节度使”，拥有银、夏、绥、静、宥等五州地区。本朝立国后，太祖继续承认党项的地位，并授其首领李彝兴以太尉的称号，彝兴亦历年进贡，对宋臣服。然而好景不长，随着其内部的分裂，事情有了变化。
公元982年起，党项内部发生争斗，首领李继捧率众降宋，并愿留居东京。这一放弃祖宗旧业和民族权利的举动遭到了其弟李继迁的拒绝，继迁率本部逃入夏州东部，抗宋自立。在宋军的攻势下，经过数年的战斗，不断破败，不得已于公元986年降辽，被封为夏国王。此后，与宋和和战战了近十几年，这十几年中，李继迁不断内事统一，外事扩张，实力得到加强。到了公元1031年，继迁子赵德明（公元989年，宋曾赐李继迁姓名为赵保吉）克服回鹘后，党项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于北面的辽国之外，成为本朝西北的一个强劲的威胁。
德明去世后，其子元昊继位，仁宗宝元元年（公元1038年）正式建号“大夏”。元昊与他的父亲有所不同，他有着强烈的叛逆性格和民族自信心，不愿意永远依附宋朝而成为附庸。同时，元昊也具备革故鼎新的雄才大略，他善绘画，通晓蕃汉文字，精于汉人故实并能有所创新。在他统治时期，占领了东尽黄河，西临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的一大片地域，拥兵十五万，并建立官制礼仪，创造文字，发展自身文化，以自己独特的民族禀性无可辩驳地走进了中华的大家庭中。
元昊称帝的消息两个月后才传到东京，给了朝廷不小的震动。因为自赵德明归附以来，帝国在西边撤备也有好几十年了，天下安于无事，武备废而不修，眼下一旦有警，无论如何不是一个容易消靖的事情。然而在内心仓皇、茫然无措的心情下，朝臣们却众口一辞地说元昊不过一小丑而已，可即诛灭，这真是自欺欺人得可以了。事实的发展证明，元昊的反叛，使帝国的弊端彻底地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从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到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间，帝国与这个叛乱的藩国之间有三次大的战役，全部以失败告终。第一次是康定元年初的延州之役，这次的失败首先是延州知府范雍在敌人大兵压境时错误地估计了形势，没有进行有效防备的后果，导致夏军长驱直入，直抵延州城下。其次是驰援的鄜延路军军将只求自保、互不应接，仅剩的一个坚守职责的军官又是文人出身，素不会打仗，最后全军覆灭。幸好一场大雪及时降临，使元昊不得已退军，延州城才得以不陷。帝国近三十年来的第一次用兵，便遭致如此惨败，使朝野上下一片哗然，主持军事的枢密院三长官王鬷、陈执中、张观全被解职。而延州地方将领为推诿责任，聚讼纷纭，朝廷又派侍御史文彦博、天章阁待制庞籍赴延州处理。最后延州平民诣阙告急，为皇上召问，兵败诸将的过失才无可掩盖。但就是这样，天子仍没有严肃军纪而杀一儆百。其中的道理不言自明，因为太祖以来的祖宗教训就是以宽仁治军，这条法则的基本核心说白了就是宁愿要不打胜仗的军队，也不要能打胜仗的叛兵。凡是聪明的皇帝，都懂得这个道理。
延州战役的失利虽然导致了两位杰出的大臣范仲淹、韩琦出长西北战局，但仍然没能扭转整个态势，紧接着在第二次战役中又遭败绩。这一次失败的原因与上次有所不同，主要是朝廷计议迟缓而地方主将又意见不一的结果。另外，中央与西北前线联系的不便，在一定程度上贻误了战机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本来，在延州兵败后，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仁宗即下令于来年正月上旬主动出击，但在具体战略上，范、韩二人却有分歧。仲淹用兵谨慎，力主未可轻兵深入，而韩琦则主张两路大军齐出，合力猛攻。仲淹反复判断利害后，先写了一封信给夏主元昊，谕以逆顺之理，劝他罢兵；然后上疏皇上，坚持正月寒冬之季起兵伤亡必大，请于春暖时出军。朝廷接到奏报，虽同意仲淹的请求，但仍不想放弃立刻进军的初衷，下诏仲淹与韩琦云：“可以应机乘便，不拘早晚。”这一含糊不清的命令再加上朝廷所派的特使经略安抚判官尹洙已经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