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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造币厂存在的时间很短暂。它于1866年5月开张，1868年6月即宣告停办，总计铸造银币2108054元。造币厂关闭后，厂房售给怡和洋行（渣甸公司），后来改建为糖厂。造币机器出售给日本人，得款6万元（一说12。5万元），买进时花费40万元。造币厂旧址后来是铜锣湾加宁街的一家川菜馆。这家菜馆的墙壁上仍镶嵌着“香港铸钱局”纪念匾。至于造币厂倒闭的原因，一说是因为“耗费繁重，收入不敷，以至亏折过巨”；一说主要是因为“发行银元的主权必须由香港政府收回，不能让市民交银铸造银币。”在制币厂关闭之后，香港的银币便由香港政府到英国订做，一度也曾由印度造币厂铸造。港元既成法定货币，但并没有制定法例。
当年中国内地使用白银，不如港元易于计算。于是，香港通用银元流入内地的数量很大。墨西哥银元几乎成为华北汇兑的主币，而香港银元则操纵华南汇兑的实权。银元流入内地后，很多还被割为碎块流通。在这种情况下，香港虽然铸造了很多银元，仍然不够使用。于是，香港英国当局批准汇丰银行于1872年首次发行1元纸币。
香港大会堂落成
香港的大会堂，是有名的建筑。现在的大会堂是1962年启用的。麦当奴时期的大会堂旧址，在今日汇丰银行大厦与中国银行大厦之间的一处地方。
大会堂落成开幕，是麦当奴任内的盛事。当年适值爱丁堡公爵亚尔菲腊王子到香港访问，所以大会堂的开幕典礼由亚尔菲腊王子主持，非常隆重，场面十分壮观。
早在1861年，港督罗便臣时，便有人提出兴建一座钟楼、一座大会堂、一座水手馆的建议。
按照原定计划，钟楼高达80尺，顶端设置时钟和火警钟，前面还要兴建一座喷水池。至于大会堂，计划里面要有戏院与集会厅。经过长时间的公开讨论，并且委派委员会进行初步筹备，1862年10月公布了方案，预算约需三万四千元。
最后决议，大会堂内，包括一座戏院，一间图书馆，以及一个集会厅。这个计划为港府接纳，并且免费拨出土地。1864年2月23日向市民公布。
1864年5月19日，各界热心人士捐款和开办音乐会筹款，所得款有2万元，但要8万元才够应用，所以决定发行股份，每份100元。罗伯？渣甸慷慨认购了5万元股份，余下的3万元股份则供大众认购。
因为捐款数量不多，大钟楼缩小规模。喷水池由邓脱捐款兴建，但改建在大会堂外面，位于大道中。
总督过问的趣案
麦当奴任内发生了一次非常有趣的律师被法官指为蓄意藐视法庭案，因而被罚款200大洋，并且被停止职务。被判罚的律师不服，上书总督诉冤，并向伦敦呼吁。
1867年6月27日的庭上，因为一两句话的见解不同，大法官史美与大律师波拿发生冲突，史美认为波拿藐视法庭，史美要他当庭认错道歉，波拿表示自己对于法庭毫无不敬之处，拒绝认错。
发生矛盾的原因是，波拿为了一家洋行与糖商的官司代表原告出庭。审讯时，被告律师说有一重要证人，是在原告处打工的中国苦力，可以作有利被告的证供，问波拿是否能够将这证人唤来。波拿表示他“不能拿出一个中国人来，像随手拿出一张纸来那样”。
史美听了波拿的话，质问波拿是否不愿意拿出这个证人。波拿表示，他有权选择为原告作证的证人，他不需要别人替他选择，并表示如果被告律师认为那个中国人对于被告有利，他尽可向庭上请求传那人出庭作证。史美说并无人想替他选择证人，但是他以法官身份，自有权说话。波拿说：“那么，我们大家各人行使各人的职权吧。”听了这话，史美勃然大怒，拂袖退庭。
不一会，史美又走上法庭，询问波拿是否准备道歉。波拿表示他想不出他曾经做过什么该向法庭道歉的事。“法庭在作这样指责之前，应该先确定其人是否确有侮辱法庭之意。”
听了波拿的话，史美更动气，他以兴奋的口气问道：“你不是对我说过一个中国人并非一张纸吗”，这不过是藐视法庭的一部分，还有其他许多。
波拿再三请求法官说明究竟为了些什么该道歉，可是法官拒绝解释。决定在20日专门审问这件藐视法庭案。原来那件糖商讼案，却被放到一边。
29日，波拿如期到庭，表示他从无意藐视法庭，既然法官拒绝解释，他要求如果有任何上次曾经在场的人认为他应该道歉，他决定遵命道歉，这几句话更使史美生气，他不听波拿的任何解释，宣布下月2日宣判这件藐视法庭案。
7月2日，史美开庭宣布，波拿共有六项藐视法庭的罪名，决定判罚200元，并且停止执行职务14日。史美当庭宣布他的判决理由，指出波拿的六项藐视法庭罪名。其中有一项最有趣，指责波拿表示对于法庭的尊敬时，他的表情强调“法庭”一词，似乎有意暗示他所尊敬的只是“法庭”而不是坐在其上的史美法官。
叶灵凤先生曾转述过诺顿？凯希的《香港法院史》所记载的一段法庭对话：
法官中止宣读判决书，向波拿问道：
“波拿先生，你为何不停的注视着我？”
“法官阁下，这是表示惊异的注视。”波拿回答。
又有一次，波拿伸手整理自己背上的衣扣，史美又中止宣读，向波拿说：“等你扣好衣纽之后，我再继续读下去。”
波拿说：“法官阁下，我是发觉我背上的衣纽松了。若不及时扣好，恐怕又多一项藐视法庭的罪名。”
法官说：“我将静候你扣好了再说。你这样做得很好。”
对于大法官的判决，波拿当然不服气，于是便在被判罚的第二天写了一封信交辅政司转给麦当奴总督，叙述这件事发生的经过，以及所遭受的不公平的处分。他说他以曾任皇家代表律师的身份，竟在公开法庭上连一个普通罪犯都应该有的最低答辩和请求解释的权利也被剥夺，实在闻所未闻。他指出法官执行职务不公正，并且行为专横，有亏职守，要求总督对这事有所表示。
辅政司奉麦当奴之命回信给波拿，表示波拿既然对大法官提出这样严重的弹劾，总督已无权处置这事。惟一正当办法，是由波拿自己上书给伦敦枢密院，直接向女皇申诉。香港政府可以代他转呈。
史美大法官对于波拿所作的藐视法庭的判断以及所给予的处分，当时不仅官方认为处置不当，一般商民也为波拿抱不平。市民为了向法官表示抗议，发起募捐，代替波拿缴付200元的罚款。
波拿遵照总督的指示，上书维多利亚女王申诉。伦敦枢密院1868年6月15日组织裁判委员会审议此事。审议结果，枢密院认为“藐视法庭”是一个严重的罪名，非获得确切的证据，并给对方以解说和答辩的机会后，不能轻率的下判断。根据史美法官对波拿所宣读的判决书中列举的6项理由，没有一项在法律上能构成藐视法庭的罪名。因此波拿的罪名应该撤销，并且退还罚款。
枢密院将这意见呈准女皇后，随即正式行文麦当奴，通知他审议的结果。波拿在8月13日收到香港辅政司的公文，告诉他罪名已被取消，并吩咐他向库务司领回那200元罚款。波拿将罚款退回给原来的捐款民众。
第七任 坚尼地ArtHur Edward KEnnEdy
1872年4月16日，第七任总督坚尼地抵港接替麦当奴，至1877年3月离任，任期五年。坚尼地与前任麦当奴既是同乡又是校友，并有大致相同的经历，但性格却大不相同。他沉稳而寡言。
坚尼地（1810～1883），爱尔兰人，长期在英国军队服役，后来转为行政官员，再到英国殖民地部工作。坚尼地曾经两度出任英属赞比亚总督。还在加拿大和非洲担任过行政工作。出任香港总督时已经62岁。
坚尼地有殖民地统治的经验，任职期间长于安抚，对华人绅商十分尊重，善于联络交往。他要求督府官员都要学习中文，设立了考试委员会，定期考核各级官员的中文程度。
坚尼地任职期间，香港商业不断发展，商业区逐渐由东向西推进，出现了所谓坚尼地城。城区位于现在的西环。当时颇具自己特色，历经百年，其面貌已和港九其它地区基本相同。
坚尼地抵港就任时，最高法院大法官还是由巴尔代理。和对待前任总督麦当奴一样，巴尔也给下船伊始的坚尼地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
坚尼地就任，照例要举行庄严的宣誓典礼。宣誓就职这天，坚尼地朗诵代理大法官巴尔授给他的誓辞，以表达对维多利亚女王的忠心。港府文武百官肃穆静听，当这位督爷读到誓辞中的“效忠于李菲亚公主的后人”一句时，觉得这誓辞似乎有点与惯用的说法不同，因此，立即停下来询问，这誓辞是否有错误。这一问话，弄得文武百官莫名其妙。巴尔也默然不吭声，在场司仪回答说，这是代理大法官所拟定的。意思是说不会有错。坚尼地听后接着念下去，读完后，向《圣经》亲吻，完成了宣誓就职手续。
第七任坚尼地在庄严的宣誓过程中，突然中断朗读，向周围的人询问誓辞的字句是否有错误，这实在是无前例的罕见失仪。出人意料的是，十多日之后，总督忽然召开立法局会议，坚尼地当场向全体议员宣布，现已证实前次宣读的誓辞的确是错了，要求采取一种临时立法手续，以便他重新宣誓。于是，总督依据巴尔重新拟定的誓辞再读一遍，才算完成了合法的宣誓效忠手续。
麦当奴宣誓时，巴尔误时迟到，责任可说完全由他负。坚尼地宣誓失仪事件，责任就不能完全由巴尔一人负责了。总督对庄严的誓辞，为什么就不预先阅读一遍？巴尔因为经常失职，给两位督爷带来麻烦，结果连代理大法官也做不成了，只好去职了事。
冲破海关封锁
坚尼地考察发现，香港的经济之所以不景气，主要原因是清政府对香港的所谓“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