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丽宋朝的落寞:这才是宋史(壹+贰)- 第51部分

　　　　赵恒派李继隆往契丹军正式签订和约，契丹也派丁振来缴和约，姚东之来献御衣食物。赵恒御行营南楼大宴群臣和契丹来使。

　　　　宋与契丹签订为兄弟之国，两下罢兵。契丹军全部撤退出塞，宋军也班师返京，并将契丹和约颁告两河诸州。

　　　　这个和约是在澶州签订的，而澶州的西边有个名叫澶渊的湖泊，澶州也因此又名澶渊郡，因此，这个盟约在历史上就被称为“澶渊之盟”。

　　　　在军事上，契丹军已经处于劣势，虽说不大会被全歼，但前后夹击，消灭大部分有生力量还是有可能的，等到那个时候再谈判，和约的内容大概就会改写了。就算真的像赵恒担心的那样，辽军绕过澶州，逼近京城，看辽军在澶州城下的战绩，估计也很难有上乘的表现。如果再进兵汴梁城下，要想安然撤回，恐怕要比在澶州撤军困难得多，萧太后真的敢冒这个险吗？多年来，契丹军侵犯宋境，都是充当一个抢劫犯的角色，抢到了粮食、财物就走人，有几次似乎向内地深入过，但那只是偶尔为之。这就是说，契丹军并不敢深入宋境太远，他们也担心，进去了出不来。

第一篇　龙脉顺延　第16节：契丹要和谈（3）

　　　　当时，河北近南州县的百姓，大多住进了城寨，辽军抢掠所得不多，围攻岢岚军时就是因粮草不继被击溃，就在和约已成、相约退军的时候，契丹军才向宋廷说了自己的忧虑，我们深入宋境，再回北方去，也怕你们边境的抄了我们的后路啊！

　　　　契丹军的处境如此险恶，竟能依靠恫吓敲诈出这么一笔油水，与其说是萧太后的胆略计谋过人，倒不如说大宋的皇帝和大臣目光短浅、胆小如鼠更准确。

　　　　皇帝赵恒就不必再说了，看看另一位宰臣毕士安，赵恒亲征的时候，他托病留在了京城，听到和议成了的时候，高兴得啥病都没了，还教训那些不满以三十万“买”和议的人：“不给那么多，就打动不了契丹人的心，恐怕议和也和不了多久。”看来如果他去谈判，或许真的就能拍出一百万来。

　　　　宰相寇准确实非等闲之辈，他对形势认识很清楚，不但反对和谈，而且还要同契丹人一决雌雄，乘机收回燕云十六州，完成太祖、太宗皇帝未完成的遗愿。可惜，在君王要和谈、奸佞耍手段的情况下，独木是难撑的。

　　　　敌人强大还不是最可怕的，自己要不争气，那就算彻底没戏了。

　　　　契丹军到大宋边境走了一趟，得到了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敲锣打鼓地走了。

　　　　赵恒以为送走了一只饿狼，大宋取得了伟大的胜利，顿时神气起来，诗兴大发，提笔写下了《赋契丹出境》诗一首：

　　　　我为忧民切，戎车暂省方。

　　　　旌旗明夏日，利器莹秋霜。

　　　　锐旅怀忠节，群凶窜北荒。

　　　　坚冰消巨浪，轻吹集嘉祥。

　　　　继好安边境，和同乐小康。

　　　　上天垂助顺，回旆跃龙骧。

　　　　明明是把钱财交给了来抢劫的强盗，强盗大摇大摆地走了，居然在他的笔下变成了“群凶窜北荒”，当真是“妙笔生花”。

　　　　那位王继忠，也在和议中捞到了巨大的好处，宋、辽两国都把他看成大功臣，每年宋朝派遣使者去辽国的时候，皇帝都会让使者给他带去大批的花红礼物。辽国也没亏待他，赐他国姓，官职一路高升，最后居然坐到枢密使，被封楚王。

　　　　“澶渊之盟”以后，契丹贵族每年都会不劳而获得一大笔钱财，个个心满意足，萧太后巩固统治的目的达到了，五年之后，萧太后离开了人世。

　　　　辽圣宗也信守和约，还真把宋朝皇帝赵恒当大哥对待，宋辽一直和平相处。乾兴元年（1022年，辽太平二年），宋真宗去世，辽圣宗还为此大病一场，大有兔死狐悲之感。天圣九年（1031年，辽太平十一年），辽圣宗病逝，在临死时还嘱咐“不得失宋朝之信誓”。

　　　　此后，一百二十多年间，双方未发生大的战争，维持了和平的局面。

　　　　“澶渊之盟”影响深远，历来也是评价不一，从经济发展上看，宋辽可谓“双赢”，连续数十年的流血征战不再，百年和平降临，边境开通榷场，加强了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发展，促进了民族融合，其历史意义不容忽视。

　　　　但对宋朝来说，经济上的成功不能掩盖政治上的失败，无论如何“澶渊之盟”是个屈辱的城下之盟，因为宋朝是在占优势的情况下与人结城下之盟，更为恶劣的是开了妥协、不抵抗的先例，成为解决和西夏、金国争端的范本，为此后靖康年间迷信和谈，坐失良机，最终覆国和南宋高宗在与金人交战有利的情况下，达成了屈辱的绍兴和议，乃至隆兴和议、嘉定和议等等都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祖宗之法。

　　　　纵观两宋历史，在对外冲突中，大宋是打败了求和，打胜了也是求和，无论胜败都给对方钱的做法，赵恒是始作俑者。

第一篇　龙脉顺延　第17节：千万不要得罪小人

　　　　六天书的闹剧

　　　　1。千万不要得罪小人

　　　　和平降临了，来自北方的巨大压力没有了，大宋终于抛掉了压在心头数十年的包袱。虽然有那么一点点不光彩的味道，但和平终究还是可贵的。

　　　　赵恒并不觉得有什么屈辱，还洋洋得意地觉得自己取得了一场伟大的胜利，心情格外地舒畅。

　　　　既然北方战争威胁的警报解除了，那就不用再打仗了，不打仗，就不必要那么多的军队了，因为养兵是很耗钱的。为了节约军费开支，进而减少财政支出。景德二年（1005年）正月，赵恒下令，合并防区，裁减军队，让大批的士兵回家种田，将那些因战争而荒废已久的土地重新开发出来，种上庄稼和经济作物，尽快恢复经济发展。

　　　　在那个农耕的时代，农业绝对是立国之本，赵恒的这一决策确实是一件利国利民的聪明决策。

　　　　宰相毕士安、寇准还奏请通互市，号召流亡在外的百姓回归家园，广储蓄等，并举荐马知节守定州、杨延昭守保州、李允则守雄州、孙全照守镇州，并拟定了一揽子计划，报请赵恒审批。

　　　　这都是利国利民的国策，赵恒是求之不得，当然是全盘照批，且还将两位宰相鼓励一番，叫他们多出一些这样的好点子，将国家的经济恢复起来。

　　　　通互市，就是发展对外贸易。

　　　　宋朝人是中国历史上最会做买卖的，国内贸易不必多说，海外贸易远达阿拉伯各国。以前，宋朝辽邦一直处于战争状态，两国的边境相互封锁，没有什么来往，更谈不上边贸了。宋、辽休战之后，毕士安奏请通互市，搞双边贸易，这可是宋、辽两国互惠互利的一个英明决策。因为辽在北方，畜牧业发达，他们的战马是宋朝想得到的好东西，而大宋内地盛产粮食，茶叶等农产品都是辽国的紧缺物资。因此，发展宋、辽双边贸易以互通有无，确实是一件互惠互利的事情。

　　　　此后不久，宋朝先后在雄州、霸州、安肃军、广信军设置榷场与辽国做生意。

　　　　榷场就是交易市场。景德四年（1007年）又在宋夏边境的保安军（今陕西志丹）、镇戎军（今宁夏固原）等地设置榷场，同西夏做起了买卖。

　　　　对外贸易的发展又带动了国内商业的发展，出现了“京城资产百万者至多，十万而上比比皆是”的盛况。从商人数急剧增加，众多富商大贾云集京城，当时商业发展的程度可见一斑。商业繁盛，带动了经济的发展，也给朝廷带来滚滚财源，商税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支柱，景德年间仅商税年收入就高达四百五十万贯。

　　　　此时大宋王朝的繁荣，可以用盛况空前来形容。

　　　　这个时期的经济发展，同毕士安、寇准二位宰相的尽心辅佐是分不开的。

　　　　澶渊之盟签订以后，赵恒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宋廷虽然赔了一些财物，但换来了宋、辽两国边境的和平，在他看来是值得的。因此，他对当时力主亲征的寇准也心存感激，在战后的一段时期内，对寇准是言听计从。

　　　　景德二年（1005年）十月，毕士安病逝，赵恒亲自到灵前哭祭，辍朝五日，赐谥文简。

　　　　寇准性格刚直，很多事情都是毕士安从旁调停，工作才更有起色，澶州一役，政策虽多出自寇准，但也有毕士安相助之功，毕士安的去世，对宋朝是一个损失，对寇准，也少了一个在工作上能互补的好搭档。

　　　　毕士安病逝后，寇准一人独居相位，一切政令多半独断独行。责任大了，做的事情就多了，难免要得罪人，其中就有劝赵恒南逃金陵的王钦若。

　　　　君子可以坦荡相对，小人可是得罪不得，因为小人的花花肠子忒多，他不找你的麻烦就算是万幸，如果你得罪了他，他就会不择手段地缠着你，一直缠到你死为止。

　　　　王钦若就是这种小人。寇准得罪了一个不该得罪的人，不久，这个小人就给寇准带来霉运。

　　　　2。小人的招数能通天

　　　　王钦若身材瘦小，脖子上长个肉瘤，被人戏称为“瘿相”，这个人善于揣测赵恒的意图，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在赵恒做太子的时候，他就曾鼎力帮助他渡过一次难关。

　　　　那是至道二年（996年）的事。开封府所属十七县都因为遭灾而被免税。有人上报太宗皇帝，说开封府夸大了灾情，大面积免税意图收买人心。生性多疑的太宗皇帝对这件事很重视，派人去调查核实。赵恒当时兼任开封府尹一职，如果调查属实的话，朝廷一定会追究赵恒的责任，甚至会给他带来灭顶之灾。

　　　　幸亏负责调查的官员回来报告，说灾情属实，其中有一个叫王钦若的官员还声称，有几个县的灾情比上报的还要严重，太宗这才放心。

　　　　赵恒了解事情的经过后，很感激王钦若，若干年后提起这件事，对王钦若仍是大加赞赏。事实上，王钦若这是弄虚作假、欺上瞒下，帮助赵恒打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