桅十二帆、“最大长四十四丈，阔一十八丈；中者长三十七丈，阔一十五丈”，“篷帆、锚、舵，非二三百人莫能举动”的郑和宝船。此外，船队中还包括相当规模的“马船”、“粮船”、“座船”、“战船”、“水船”等。
郑和船队先进的航海技术，在当时世界上也是首屈一指的。据郑一钧介绍，郑和船队的天文航海术与汉代以来单纯的占星法不同，已由海上对星象的占验发展为一整套“过洋牵星”的航海术。郑和船队在过洋牵星时，常南北或东西两星同时并用，互相核对。最常用的是通过观测北辰星的海平高度，来确定在南北方向上的相对船位。《郑和航海图》中所注的过洋牵星数据及所附的“过洋牵星图”，即反映了郑和航海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从而为后世留下了我国最早、最具体、最完备的关于牵星术的记载。郑和船队在航海实践中还形成了一整套有独创性的地文航海技术。一旦阴云蔽天或海雾迷漫时，舟师看不见日月星辰，为了使船舶在行驶中不致迷航，就必须依靠地文航海技术。罗盘的应用大大超出了以往指示南北方向的范围，发展为主要用于测定针路，依靠罗盘指向确定行船的方位、航速、航距和路线，并选择确定最佳的航线。郑和船队还把航海天文学与导航仪器罗盘的应用结合起来，不仅克服了各自的局限性，而且大大提高了航行方位的精确程度。而西方的航海家们，一直到十五世纪末还是靠观察南半球可见的南极星同其他星宿高度的简单仪器来定航行方位的。
郑和每次出使，人数不尽相同，但都不少于两万人。整个船队人员的组成、编制相当完善、严密。船队除使节及其随行人员外，还拥有各种航海技术人员、军事保卫人员及其他杂务人员，配备十分齐全。据专家研究，有负责航海的水手，如舵工、班碇手；有观测天象、预报气象的阴阳生、阴阳官；有负责修理的工匠；有负责保卫的都指挥、指挥、千户、百户、勇士、力士、军力、余丁等各色将士；有负责财贸的户部郎中、买办、书算手；有负责外交礼仪、进行贸易、联络翻译的通事等。为了在长时间的远洋航行中；保障全体人员的健康，船队还配有医官、医士一百八十名，平均每一百五十人就有一名医务人员。这种完备的医疗保健措施，在世界航海史上亦是没有先例的。
郑和宝船复原图
两万七千馀人的船队如何补给呢？明初时人们已经学会腌制肉类和蔬菜，明代人还将水果曝晒或以蜜、糖渍，或用火焙制成果脯。因此携带上船的食物，除了盐、酱、茶、酒及饮用水之外，应当还包括不易变质的米麦等谷物、豆类，以及加工处理过的果菜、肉类、水产以及醋、蜜、糖等调料。按照14世纪上半叶北非旅行家伊本·白图泰在他的游记中的描写，当时往来印度洋的中国船只常在木盆中栽种蔬菜、生姜，提供日常食用。据说郑和航海时，每条船上都贮存着黄豆和绿豆，让官兵发豆芽做菜，有了新鲜蔬菜，避免了坏血病的发生，而西方的航海家则是在发现柠檬的作用后，才摆脱了坏血病的困扰。船队沿海岸线航行，除了库存食物，还可以捕钓海鱼养在船舱中。因此郑和船队也完全有可能在船上种菜养鱼，以供船员食用。
有了这些先进的技术和充分的物质保障，才缔造了郑和七下西洋的奇迹。
但在表面的气派背后，隐藏着巨大的阴影。
规模庞大的船队确实壮观，但支持这项航海事业的成本极高。不仅是造船的成本，还有船上人员不计其数的生活费用，都让这伟大的远洋航行存在着经济的隐患。况且，郑和船队所到之处与当地人进行交易，获利极其有限，加上丰厚的赏赐，耗费巨大。郑和每次下西洋，朝廷都要备大量的赍赐品，这些物品多为陶器、缎匹、纱绢、丝棉、铁货等民生日用之类。而船队带回的却大多是香料珍宝之类供皇宫与上流社会玩好的奢侈品，与国计民生无关。“由是明月之珠，鸦鹘之石，沉南、龙速之香，麟狮、孔翠之奇，樟脑、薇露之珍，珊瑚、瑶琨之永乐青花缠枝莲纹带盖执壶美，皆充舶而归”。“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时人的指责并非没有道理。筹备远航已成为当时一大苛政，官军匠户纷纷畏避逃亡。据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记载，郑和七下西洋的二十八年间，南京地区的手工业匠户锐减四分之三以上。
七下西洋，在经济上挥霍民生财富，在政治上挥霍天朝理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中国古代的天下国家理想，建立在“王者无外”，“天子以四海为家”的原则上，实现于具体的礼教体系中。礼制天下，反对强权压制，主张自然向化，“不取人，不往教”。不仅“礼尚往来”， 而且“厚往薄来”。然而帝国慷慨给赐，宴乐劳之，万邦来朝的帝国式浪漫政治，毕竟代价太大了。“殊方殊域之邦、鸟言侏禽之民，闻风向化，浮海来朝， 宗主华夏”的盛况，永远只是帝王的一个政治理想。
在明初，即使在海道清宁、四方来朝的太平盛世，明太祖朱元璋心里也不踏实：“凡诸番使臣来者，皆以礼待之；我视诸国不薄，未知诸国心若何。”以后的事态越来越表明，夷邦僻岛的贡使，修贡是虚，市利为实。
明太祖立国不久就发布了禁海令，禁止民间出海，其初衷是禁止沿海居民与倭寇勾结，以保障沿海安全，却导致富于生机的民间航海与自由贸易，也被海禁政策窒息了。郑和七下西洋期间，“片板不得入海”的海禁仍在厉行；民间造船、出海、市番货、用番货，一律绳之重法。与此同时，明政府改变了宋元的市舶制度，实行官方垄断贸易，此举也导致明廷遭受了巨额的关税损失，背上了沉重的经济负担。
明朝一边厉行海禁，一边又组织耗资巨大的官方远航活动。明帝国强大的政治军事力量并没有带来民间航海贸易的繁荣，反而挥霍了大量的资财，当明朝的国库再也无力支撑这种挥霍式的远航活动时，官方航海与奢侈贸易就不得不停止。
下西洋在海禁背景下发生，辉煌也悲凉，省略这个背景就无法理解郑和远航发生的历史困境，也就无法理解为什么明帝国的远航突然停止就永远停止了。
逝去的帆影
郑和下西洋，之所以被称为“奇迹”，是因为远航没有继续。
1433年的夏季，下西洋的船队静静回航，驶入太仓刘家港。明宣宗诏令“下西洋诸番海船悉令停止”。从此收起的巨帆，就再也没有张开过。据《明史》记载：“和经事三朝，先后七奉使，所历……凡三十馀国。所取无名宝物，不可胜计，而中国耗废亦不赀。自宣德以还，远方时有至者，要不如永乐时，而和亦老且死。自和后，凡将命海表者，莫不盛称和以夸外番，故俗传三保太监下西洋为明初盛事云。”这种盛事，随着郑和的故去而消逝。
然而仅过了三四十年，到成化年间，明宪宗突然动了下西洋的念头，却发现一向保存在兵部的《郑和出使水程》（记载郑和七次出海的全部档案）突然不见了。明人严从简的《殊域周咨录》中有比较详细的记载：仁宗即位时，依照前任户部尚书夏原吉的奏请，下诏停止宝船下西洋。宣德中虽开禁令，复又禁止。成化间，有人为迎合明宪宗，举永乐年间下西洋的盛况。明宪宗即下诏索要《郑和出使水程》，兵部尚书项忠急命吏入库查找。郎中刘大夏便将书卷事先藏匿起来，吏遍寻不着。项忠鞭笞吏，令其再查，最终也未能找到。项忠怒斥吏：“库中的案卷怎么可能丢失？”刘大夏在一旁应对：“三宝下西洋，费银粮数十万，军民死伤以万计，即使得其宝而归，对国家有何益？这是一大弊政，以往大臣屡屡上谏过。旧案虽有，也应当毁掉，以消除祸根，怎么还追究有无呢？”项忠听后，竦然，叹道：“君阴德不细，这个位不久非君莫属呀！”刘大夏后来果然升任兵部尚书。
被刘大夏藏匿的《郑和出使水程》究竟下落何方，至此已经成为一个谜。记载着郑和及其部属近三十年远航的用生命和鲜血创造的带兵编队航海的经验教训、以及前人积累的航海经验和有关国防机密的珍贵资料就这样不见了。这些档案据学者猜测应该包括以下几个部分的内容：一、档案中一定记载了各类船只的长度、宽度、结构方法及各类船只的武装配备。明成祖曾命令郑和前往江苏、福建等地的造船厂打造“宝船”和其他战船。二、郑和舰队的编队组成、指挥方法、通讯联络、号令传达等。三、郑和所乘坐的指挥宝船（旗舰）的全部航海日记，以及其他各船的航海日记。四、郑和所率领的水师官兵的训练方法以及郑和本人对航海谙熟的情形。五、郑和舰队的后勤补给系统及实施方法，随船官兵的健康、疾病、医疗状况。这些资料的被销毁，直接影响了明清两代海军的建设。
郑和舰队是当时明朝惟一的海军舰队，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舰队。李约瑟博士曾这样形容道：“明代海军在历史上可能比任何亚洲国家都出色，甚至同时代的任何欧洲国家，以致所有欧洲国家联合起来，可以说都无法与明代海军匹敌。”然而在郑和去世后，这支舰队很可能也没有保存下来。
随着下西洋壮举的停止，中国的造船业也逐渐萎缩，进而导致海上防御力量锐减。正统元年（1436）明英宗即位时，即颁布诏令，不仅禁止建造远洋海船，而且减少制造战船和武器，裁减海军。放弃海洋，使中国造船业失去了发展的动力。据有关统计，永乐时建造的四百艘可以远涉风涛的舰船，到成化十年（1474）只剩一百四十艘，水师的战舰也大多破损，而且制式越来越小，不能远行海上。明世宗甚至下令：“不许制造双桅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