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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蒋瓛自己心里清楚，皇帝将锦衣卫推到台面上来，为的就是在杀戮过重时分担朝廷大臣的怨气。清楚归清楚，该做的事情还是要做。
洪武二十六年二月，蒋瓛在朱元璋面前告发蓝玉意图谋反：“凉国公蓝玉勾结景川侯曹震等人意图在皇上您出宫举行‘藉田’仪式的时候发动兵变。”——人物、时间、地点、过程一个不少，说得有鼻子有眼。
告发的当天蓝玉就被抓起来，仅仅一天之后就把他处死了，家人也全部被杀——就如同当初的胡惟庸一样。
洪武时期最后一个大案——蓝玉谋反案——正式开锣登场。在这场大屠杀——我们只能称之为屠杀，因为根本没有什么可靠的证据，也没有什么严格的审判过程，只有最后的定罪和杀戮而已——中，从洪武二十六年二月蒋瓛告发到九月朱元璋下诏停止追究，短短半年多的时间里，蓝玉案牵连的功臣就有一公、十三侯、二伯，除了蓝玉自己被夷三族外，被冠以“蓝党”之名而死的有近两万人。
国公之死（4）
告发的是锦衣卫，抓人、用刑、杀人的仍然是锦衣卫，洪武二十年当众焚毁的刑具早就重新造好，用在这些前一天还是国之重臣，或许家里还有免死铁券的人身上。痛苦哀嚎间说出的名字，第二天就也出现在诏狱里。蒋瓛对于犯人供词的真实性丝毫不加以评判，只要里边出现了新的名字，他一定要抓进来。只要还有人可抓可杀，皇帝就需要他们锦衣卫的存在，只有诏狱里关着人，才能证明锦衣卫工作的成效。
即使在洪武二十六年九月，朱元璋已经决定收手的时候，锦衣卫仍然没有停止对功臣的屠戮——
定远侯王弼在家里感叹：“皇上年事已高，喜怒无常，我们这些人恐怕很难活下去了。”第二天就被锦衣卫告密，赐死。转过年来，硕果仅存的两个大将傅友德和冯胜也被告密，朱元璋已经不想再兴大狱，只将他们自家赐死了事。
朱元璋没有蒋瓛那么疯狂，这次蓝玉案与胡惟庸案最大的不同是锦衣卫的办事效率，胡惟庸一案绵延数年才找到“可靠”的证据抓人杀人，而蓝玉案却仅仅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就人证物证“齐备”。上次胡惟庸案了结后，还有几个大臣敢上书直言为李善长叫屈，这次蓝玉案竟连个上书直言的人都没有。虽然蓝玉为人骄横跋扈，违法乱纪的事情做过不少，但落得如此下场，举目满朝竟无一人为他那漏洞百出的供词鸣不平，这让朱元璋深感警惕。
朱元璋杀胡惟庸，杀蓝玉，都是为了大明江山稳固，但造成朝廷上下万马齐喑的现状也是他始料所未及的。他深知恐怖政治不可能长久，而此时的大明朝上上下下都弥漫着对皇权的恐惧情绪，如果不消除这种情绪，给民众以安全感，大明朝势必会在动荡中瞬间倾垮下去。
如何消除恶劣影响呢？朱元璋对皇太孙朱允炆说：“我在乱世，用刑不得不重。等你当了皇帝就是太平之世，到时用刑一定要轻。”在两场有预谋的大屠杀之后，“元功宿将相继尽”的时候，语重心长地对继承人说这样的话，朱元璋不愧为一代“雄主”！
洪武二十六年秋天，朱元璋再次召集群臣，发布诏书宣布：“今后内外刑事不用再经过锦衣卫，不论大小直接送交三法司。”撤消了锦衣卫缉捕、刑讯、论罪的权力。过了没多久，忠心耿耿的蒋瓛得到了皇帝赏赐的一杯毒酒。
在朱元璋的眼里，之前的杨宪、毛骧也好，如今的蒋瓛也好，都只是他豢养的恶狗，只是对付功臣集团的工具而已，即使再亲近，恶狗也不可能得到像对待李善长、刘基、徐达那样的尊重，谁会对一样工具表示感谢呢？随着蒋瓛的死，锦衣卫在洪武朝舞台上的表演结束了，而属于朱元璋的时代也快结束了。洪武三十一（1398年），七十一岁的朱元璋去世，二十一岁的皇太孙朱允炆即位，宣布第二年改元建文，同时不许三十九岁的燕王朱棣进京奔丧。明朝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皇位争夺战就此拉开了序幕，而锦衣卫在叔侄二人的战争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
没主见的皇太孙（1）
明太祖朱元璋一共有二十六个儿子，长子朱标出生于公元1355年，从年号上来说是元朝至正十五年，这时的元帝国早就风雨飘摇，天下群雄，并起逐鹿。就在这一年，刘福通拥韩林儿称帝，号称小明王，改年号为龙凤元年；朱元璋的恩公、妻子马氏的养父郭子兴也于本年去世。此时的朱元璋已经不是当初的小和尚了，有了一定的实力，只是和刘福通、郭天叙（郭子兴之子）等人比起来还远远不如，因此他虽然没有接受韩林儿所封的左副元帅一职，却使用了“龙凤”年号，以示尊韩林儿的大宋政权为主。
朱标作为朱元璋的长子，虽然是在战乱年代出生的，但他出生时父亲已经有了一定的势力，他八九岁的时候，朱元璋称吴王，并把他立为世子。等到朱元璋称帝以后，更没有丝毫犹豫，洪武元年立朱标为皇太子——可以说他自幼就是作为朱元璋的继承人培养的。
且说朱标成为皇太子后，有人给朱元璋上书，请求按照元朝旧例，由皇太子兼任中书令——太子做宰相。朱元璋内心对于相权极为忌惮，早在盘算着废除丞相制度，如果让皇太子兼任中书令，那么日后废除丞相制度时会有不小的阻力，因此没有同意这个上书。但这不表明朱元璋不想让太子历练历练，咱们看看围绕在朱标身边的人就知道了。
朱元璋特别下诏说：“东宫不另外设置官属，而由在任的各级官员兼任。”——左丞相李善长兼太子少师，右丞相徐达兼太子少傅，中书平章录军国重事常遇春兼太子少保，御史大夫邓愈、汤和兼谕德，御史中丞刘基、章溢兼赞善大夫……林林总总，从上到下，从文到武，这个教育班子可谓是阵容华丽宏大，基本就是明初开国重臣的翻版名单。
如此豪华版的东宫教辅阵容，一方面反应了朱元璋对于皇太子教育问题的重视，另方面则是为了让皇太子早早地学会如何驾驭群臣。此时朱标十四岁，跟那些从龙功臣相比当然很嫩，但朱元璋说：“现在国家尚未安定，还有很多战事，如果朕领兵在外，则太子就要监领政务，负起责任来。”——由朱标开始，明朝有了“太子监国”制度。从前的朝代也有过太子监国的时候，但大多是非常时期的非常之举，只有明朝自立国开始就实行这一制度，后来成祖登基后，五征大漠，也都让太子监国，遂使之成为定制——监国制度对明朝的皇位继承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当朱标成为皇太子并监国之时，未来和他儿子争皇位的四弟朱棣还只是个八岁的毛头小子，连封号都没有。洪武三年，十一岁的朱棣和兄弟们一起被封为王爵，二哥樉为秦王，三哥棡为晋王，朱棣为燕王，五弟橚为吴王，六弟桢为楚王，七弟榑为齐王，八弟梓为潭王，九弟杞为赵王，十弟檀为鲁王。其后诸王都在朱元璋的授意下于南京学习文武之道，为将来到各自的藩国守卫大明江山作准备。此外，朱元璋的其他一些儿子待遇也尽皆相同，在逐渐长大成人后也都被封为亲王，并陆续到各自的藩国就藩。
元末群雄割据，从中脱颖而出的朱元璋对于军阀割据混战的局面记忆犹新，因此，他在建立了朱明王朝后，在朝廷内部改革官制，废除宰相制度和大都督府的军制，而在如何拱卫疆域的问题上却做出了令后人颇为不解的决定。朱元璋认为宋朝和元朝之所以灭亡，是因为皇族孤立，遇事没有亲族救援的缘故，因此他决定将儿子们分封到全国各地，以藩王的身份镇守四方，有外敌入侵则抵御外敌，有内贼作乱则挥师平叛，所谓“外卫边陲，内资夹辅”是也。这其中，威权最重的是被称为“塞王”的守边九王，除了燕王外，还有辽、宁、谷、代、晋、秦、庆、肃八王，他们被安置在国防最前线，被朱元璋寄予厚望。
明朝建立之初，东北、西北、云南、四川等地区还没有完全平定，徐达他们连年征战，到了洪武十四年统一大业基本告一段落，而此时诸王也基本长成。朱元璋本能地对外姓大将不放心，洪武中期以后，每逢战事，有统兵大权的不是将领而是诸王。也因此，后来大杀功臣之时，无论是蓝玉还是被牵连的武将，他们都只能束手就擒——手里无兵无卒，如何与朝廷对抗？
没主见的皇太孙（2）
朱元璋对这种分封安排是非常满意的，认为内有朝廷，外有亲王，大明朝必能安稳如磐石一般，“要之为长久之计，莫过如此”。
他自己得意之时，却有人浇冷水。洪武九年，朱元璋下诏广求直言，他的本意是要通过直言来打击中书省的权力，却没料到被平遥训导叶伯巨的奏章气倒了。平遥因为明代城市遗留保存得好，现在是个旅游名胜，可在明初，也只不过是个天高皇帝远的小小县城罢了，担任平遥训导的叶伯巨对于朱元璋来说更是远在天边的小蚂蚁。可这只小蚂蚁上了一道奏章说：“皇上您对诸王的分封太过奢侈，秦、晋、燕等封国城郭宫室的规模不亚于南京城，他们手中又握有重兵。臣怕数代之后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到时候再削地夺权，恐怕会酿成大祸。”什么大祸？不用懂得很多历史知识的人也能指出不少——西汉七国之乱、西晋八王之乱——但到了朱元璋这里，看到奏章便勃然大怒：“小子竟敢离间我们骨肉之情！”叶伯巨被抓到南京，没多久就死在狱中。
叶伯巨虽然死了，但他的话就像诅咒一样在朱元璋死后实现了。
洪武二十五年四月，被朱元璋寄予厚望的皇太子朱标病逝，半年之后，朱标的第二个儿子、年仅十六岁的朱允炆被立为皇太孙，成为皇位继承人。
十六岁的继承人，不管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