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之子文思继休之兄尚之为谯王，谋图裕，裕执送休之，令自为其所。”
三、和稀泥的记载，司马文思擅自斗殴杀人，有罪，但没到谋反这么大。此说可见《资治通鉴》：“（司马休之）子谯王文思在建康，性凶暴，好通轻侠；太尉裕恶之。三月，有司奏文思擅捶杀国吏，诏诛其党而宥文思。”
从司马文思后来到北魏的经历来看，此人有几分精明干练，但品行不端，的确不是什么善类。不过，他是否有胆量在刘裕的眼皮底下策动谋反，还是很让人怀疑的。稍后韩延之在给刘裕的书信中，只称司马文思“以微事见劾”，如果当时他就已被判成谋反罪，韩延之恐怕不可能这样用词。而在上述正史中，由最熟悉刘宋史事的沈约编著，且成书也最早的《宋书》都不认为司马文思谋反，所以谋反一说，恐不可信。
以在下猜想，这件事可能与赵宋初年的秦王赵廷美谋反案类似，都属于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在动手之时，刘裕和赵光义一样都底气不太足，所以下手还留有一定余地，等时过境迁，人证物证都已湮灭，再来把谎说圆，把谋反案做实。
不过，不管司马文思案的真相究竟如何，它都并不重要。因为刘裕要清除司马氏皇族势力的大方针是不会变的，就算司马休之真的杀掉了儿子，刘裕自然也会有别的借口摆平他。炸药还在，导火索多得是，弄灭其中一根，并不会改变最后爆炸的结局。
延之回书 上
义熙十一年（公元415年）正月，刘裕正式动手了。他逮捕了司马休之在京城的次子司马文宝和侄儿司马文祖，并立即将两人赐死，随后正式出兵西上，进攻荆州。同时，朝廷加授刘裕为荆州刺史，赐黄钺，并大赦天下。消息传到荆州，司马休之的部下平西府司马张裕、南平太守檀范之两人料定顶头上司这次是死定了，都弃职而走，投奔建康。
而子侄被杀、大军将至的严酷现实也把司马休之逼到了墙角：最初他要杀刘毅，我没有说话，因为我并不擅权；后来他要杀诸葛长民，我没有说话，因为我并不贪污；可现在，他要杀我了！司马休之总算明白：绥靖政策是带不来自身平安的。他就算再本分，也不得不奋起反抗了。
二月，司马休之公开上表，列举了刘裕目无君上，独断专行，擅自杀戮大臣刘毅、刘藩、诸葛长民、谢混、郗僧施等等的罪行，宣布举兵讨伐。同时，雍州刺史鲁宗之尽管数次立下大功，但他知道自己并不是刘裕的嫡系，眼见刘裕连老好人司马休之都不肯放过，担心清洗的目标迟早会轮到自己，在司马休之的竭力争取下，也和儿子竟陵太守鲁轨一道，在襄阳起兵响应。
尽管出现了计划外的鲁宗之叛乱，但刘裕好像并没当回事，他的行动并不迅速，直到二月二十七日，他本人统率的讨伐大军才正式从建康出发。平静没多久的荆襄之地，又要开战了。这一回，刘裕把留守后方的任务交给了自己的二弟，中军将军刘道怜，刘穆之再一次担任助手。不过对于二弟那两下子，刘裕心知肚明，所以特别吩咐：朝中的所有事情，不论大小都由刘穆之决定，至于二弟么，你该签字的时候签字，该盖章的时候盖章，其他事就别管了！ 另外，刘裕又命将军刘钟率军驻防石头、冶亭，负责京城的防务。
如果和两年多前的讨伐刘毅一役相比，不难发现，刘裕此次西征实在大失他该有的水准，完全没有一点儿平日的专业精神。上次讨伐刘毅的保密工作做得多好啊，当刘藩被杀都一个多月了，荆州还无人知晓，直到王镇恶的军队杀进江陵城，城中还毫无防备。这回可好，还没动手就弄得天下皆知，让司马体之和鲁宗之有充分的时间做抵抗的准备。
显而易见，这种漫不经心的作风，证明了刘裕根本没把司马休之看成是值得认真应付的对手。在刘裕看来，对付一个无胆无勇皇亲国戚，只要凭借自己的威名，吓也能把他吓趴下。有点像当初慕容垂派慕容宝领兵讨伐北魏，对于这种“低难度”的战事，刘裕关心的并不是如何取胜，而是安排谁来立功。刘裕虽然还没有称帝，但实际上已经把晋朝看成是自家天下了，清除司马家为的什么？还不就是为了给刘家的人腾地方，所以这种美差肯定是要留给自家人的。
问题是：留给谁呢？与慕容家族不同，刘裕手下虽然称得上人才济济，但在自己的亲戚之中并没几个可用之才：唯一能干的道规已死，道怜属于那种不可雕凿的朽木，自己虽然已经有几个儿子，但都还未成年，思来想去，刘裕最后决定：将这次行动的重点培养对象，选定为自己的女婿，刘兴弟的丈夫，振东将军徐逵之。
徐逵之，是刘裕的京口同乡秘书监徐钦之的儿子，他的叔父徐羡之与刘裕的交情非同一般，当年曾一同在刘牢之手下做事，是资深同僚。等刘裕掌权后，徐羡之历任镇军参军，尚书库部郎，领军司马等职，与谢混共事，是刘裕安插在刘毅同党内部的卧底。后来又担任琅琊王大司马参军，替刘裕暗中监控安帝的弟弟琅琊王司马德文，并协助刘穆之管理朝政。因为他从事的是不招人眼球的地下工作，所以一直不太上镜头，但暗地里绝对是刘裕最信任的心腹之一，日后更成为刘裕的托孤之臣。刘兴弟和徐逵之自幼青梅竹马，一同长大，感情非常要好，再加两家长辈又有如此密切的关系，便结成了儿女庆家。
儿子还小，女婿也就等于半个儿了，所以，刘裕在此役中，对这位爱婿可谓百般照顾。他任命徐逵之为前锋司令，蒯恩、王允之、沈渊之等三将为副，配以最好的装备，百战的精兵，西出江夏，进攻荆州的司马休之。并且说好了，只要此仗胜利后，就将荆州刺史一职授予徐逵之。为了降低正面攻击部队的作战难度，刘裕另派檀道济、朱超石二将率步骑进攻襄阳，牵制雍州的鲁宗之，使其不得南下救援。至于刘裕本人，当然不会去和女婿抢功，只率军在后方远远地压阵。
延之回书 下
虽然刘裕认为自己已经胜券在握，但就像犀牛叫牛，蜗牛也叫牛一样，胜仗也是分三六九等的，如果有方法能赢得更轻松，损失更小，何乐而不为？正好司马休之的下属中，有个比较能干的录事参军名叫韩延之，曾经短暂地在刘裕手下做过事，刘裕觉得我强敌弱的大背景下，这个人是可以争取过来的，便写了一封密信悄悄送给他，请他背叛司马休之，给自己当卧底。而密信的内容，可谓颠倒黑白的公文范例：
“司马文思犯下的大罪，早已是远近共知，但朝廷没有独断处置，而是在去年秋天，让人将他送给司马休之自己处理，应该说，处事做到我这一步，也算得推诚至公到家了！然而，司马休之对此竟然连一点儿愧疚之心都没有，也没有谢罪的表疏，对司马文思既不严惩，又不把他遣送回朝，行事如此，天地不容！这次我受皇上的圣命，西讨荆州，要追究的只有司马休之、司马文思这两个父子首恶。至于荆州政府的其他旧人，只不过受到他们父子的逼迫驱使，我是不会怪罪的。往年之所以杀郗僧施、谢邵、任集之这些人，是因为他们长年累月，不断地挑唆刘毅造反，你们的情况和他们完全不一样，只是一时受到胁迫，本身没有丝毫的过失。你们是知道的，我刘裕一向都怀有谦敬之心，长久以来从未改变。如今大军已经上路，正是你们回归朝廷的有利时机，如果迟延观望，等大军到达，兵刃相交，稍不留神，就兰艾不分，玉石俱焚了。所以，我才写下此信告之，也请让其他人都知道我的诚意！”
然而，这个世界毕竟是多姿多彩的，并不是每一株植物，都是墙头草；也不是每一双眼睛，都只盯着势利的走向。韩延之完全拒绝了刘裕的引诱，并不畏权势，在回信中对刘裕的说法一一严正驳斥，透出一股威武不能屈的丈夫气概：
“承蒙您亲率大军，远征西土，荆州全境的士民百姓，都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无不惊慌恐惧。现在收到您屈尊写给我的亲笔信，我才知道刘公这次出兵的原因完全只为了谯王司马文思那件事，这让我不得不心生感慨：司马平西（即司马休之，时任平西将军，故有此称）公忠体国，行事宽厚，待人诚恳。因为你刘公曾建下匡复朝廷的巨大功勋，国家和皇室都依赖你的辅佐，因此司马平西在朝廷之外推崇宣扬你的功德，在朝廷之内对您一向赤诚相待，几乎做的每一件事都听从你的指教，对你的尊崇已无可复加。”
“去年只因为谯王有些细小的过错受到弹劾，作为父亲的司马休之大人就主动请辞荆州刺史的职务，如果司马文思真有什么了不得的大罪，大人怎么可能闭口不言？何况大人不久前已经呈报天子，废去了司马文思的谯王之位，唯一没做绝的，就是杀掉自己的亲儿子而已！推己及人，假如你刘裕遇上同样的事，不也会这样做吗？想不到啊，仅仅因为这种算不上理由的理由，你就发动大军，兴师问罪！正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刘裕足下：如今四海之内，还有谁看不出你的险恶用心？你还想用花言巧语，来欺骗国士吗？你在信中自称‘处怀期物，自有由来’，今天你出兵讨伐别人的主公，却在私下里以利益引诱别人背叛主公，这就是所谓的‘处怀期物，自有由来’吗？回想一下你的所作所为：刘藩是怎么死于阊阖门下的，诸葛长民是如何毙命于你的左右？对地方大员，先用甜言蜜语加以欺骗，乘人不备再突然派兵偷袭（指刘毅事件）。于是，你成功了，庙堂之上，从此再没有了忠贞诚信之士；京城之外，今后不再有可以性命相托的封疆之臣。但是，对于这样的成功，你不觉得可耻吗？你手下的那些将佐和朝中的贤达，都被迫把命抵押给你，在你的威压之下苟且偷生。我虽然是个粗浅鄙陋的人，可也曾向君子学习过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