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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天对《解放日报》也说了，报纸上要表扬一些抓革命、促生产的好事，按工厂十条搞得好的，应该登报，个人、组织、一个单位。因为这些同志在阶级斗争这个关键问题上站在正确一边，应上报。《解放日报》、《文汇报》造反了，没框框了，过去不能上报，现在统统可上报。签字特别多的，胡开支票的，但是要找局长以上的，厂长、科厂不要，开斗争会斗他，让老工人发言揭发他，甚至让一部分觉悟的赤卫队员来控诉他。
刚才讲了战略上、具体工作上要艰苦，自发的工人运动总是要搞经济问题，我们任务是把经济问题提到政治上来，提到两条路线，国家变不变颜色上来，学生与工人结合，把马列主义、毛主席基本观点带去，这是需要知识分子帮助工人，但工人同志接受比知识分子快，他们文化上有限，知识少。这是学生光荣任务。你们下去在一个厂、一个车间看到的要登报，可能发现新的劳模，代替了他们，应宣传这些新的人物。
现在只能把力量投入要害部门。先稳定下来，码头已回升了，最低点是万吨，昨天达到六万吨，能把自来水、邮电、公安等部门左派真正动员起来，占了优势， 〃 三停 〃 做不到，然后发动更多的人到工厂去，这样更加广泛结合，我们去不能光谈经济问题，要掌握斗争大方向，要把经济斗争提高到阶级斗争上来看，这斗争有什么严重恶果，在斗争中不断揭露市委，揭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等稍稳定下来，还要回头打政治仗，现在不能不抓一下生产，但用政治、用思想教育解决，不然被人家牵着鼻子走，就要犯错误。
（大家反映了关于社会青年、下放工人的问题）
马陆公社的农民为什么进城，就是宋日昌、宋季文签的字。有的家靠近城市，做些临时工，收入就比农民高，吃饭算那儿就成问题。于是就规定你在城里做工的，收入归公社一部分。签字就说全归个人，公社工业国营，于是农民就进厂，变成农业工人，闹国营农场要求。
（有人说这股风刮到农村影响很大）
我那天知道有一万，这完全是破坏农村文化革命的。我们要承认我们的工资制有问题。是在进城后形成的，特别上海千差万别，有的是帝国主义工业，里面重体力工人给很低，要害部门工资很高，用这分化工人。这制度对我们也有影响，所谓保留工资，还有封建主义影响，解放后苏修影响，还没有按中国情况。主席一贯主张搞一套适合中国情况自己的，有利于消灭三大差别的制度。讨论了几年始终没解决，这问题到文化革命后期一定要改。否则，也可能因为这犯错误，影响国家前途。同学们说理时要注意，不要一概否定。但也要提到，这工资不仅个人生活问题，而是关系前途问题，是按修正主义道路发展呢，还是按共产主义道路发展？这是在文化革命中间，在批斗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决定性胜利后才能解决，领导问题解决了，左派占了优势，正确思想占上风，才能解决好。目前不要上敌人当。其中可能有一部分现实要解决的问题，目前先刹住，你们要注意哪些是合理的，现在做起来不难的，不解决就又走向另一极端，这也要注意到，否则就脱离群众了，有的搞得好也可能有利于揭露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总之要与两条路线联系起来。最近我们还没有与基层工人接触，因为与各组织见面还没有完呢！
（有人提到公安局两派问题）我刚刚接触到公安局问题，过几天，找他们谈一谈。解放军接管，或分化他们。后想解放军接管不好，不是有个基本原理吗？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公安局的同志大都是好同志，否则变成公安同志都不可信，这在任何时间不要动摇。这问题看来要外地帮一下。他们中间总要有人起来坚持毛主席路线的。因彭真、陆定一搞好多年，有问题。但毛主席对这抓得很紧。我们正在交换意见，都交给造反派，任务太重了，如接待站，造反了就出动串联了，后有一批造反派看不下去，眼看每天有许多人找不到地方睡，于是这些造反派找我们，我说搞一个革命的接待站行不行？搞起来很困难，因为机构都瘫痪了。现在造反不那么简单，一造反，各种压力困难摆在面前，如《文汇报》、《解放日报》也是，给压力很重。我们考虑，有的还是要当权派干，你不是要回到主席路线上？就干嘛，给机会嘛，最近干部要来谈的就多了，他们犯错误，检讨承认给工作做，在工作中看改不改。这样对造反派有利，造反派稍机动一点。公安局问题把抓的人送去了，可以告诉造反派去监督。否则他们自己要造反了，又搞业务，忙不过来。
（有人问：可不可以与公安局串联？）这问题没有研究过，原则上不采取串联。
（有人提到南京解放军接管公安局）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还没有撤，陈毅还是主任，随时可以管制。还是用大民主。西城区纠察队也没什么了不起，一个小指头问题，不要都压在自己身上。那几天北京同学几个司令部都很紧张，说他们要闹大事了，也没什么。一二·九要在天安门开大会，也没有开起来。他拿这个旗帜根本号召不起来，群众不会相信他，但工作上也要重视，要积极做工作，争取群众，他也要相信群众，保爹保妈这谁听，这口号叫不起来的。
（关于赤卫队）总部桌子砸烂了，思想没有砸烂，方向没有砸烂，你们的宣言、通令怎么办哪？那些事做错了，要在社会上说清。
我们来是以调查员、通讯员身份来的。一个是来不来？后来说来。来以什么身份？后来考虑以这个身份最好。这样是不是消极了呢？不是的，有些事完全可以商量的，有意见可以找我们，我们有的意见也有错误，我们刚到上海，不要迷信。有些事最好不要问我们，有的，不说一点不好办，说一点又不够，你们最好自由行动，我们也自由。如一月六日会，我们考虑不参加，要参加就要讲话。一些会也不参加，可以东跑西跑，了解情况，大会可以了解情绪。中央也给我们任务，给上海左派组织，包括外地在上海的，给以帮助。因为在北京，不管如何少，也可以一同谈谈，在上海就没有，各组织发生问题也没人帮忙一下。
（北航《红旗》驻沪联络站上海工人革大《红旗》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
32） 张春桥在上海市革命造反派座谈会上的讲话
张春桥 1967。01。11
中央贺电发出后，影响很大，人们要来上海学习经验，要接待。全国在向上海市学习。中午，中央文革小组通知我，中央四个组织（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署名发一个贺电，送到主席那儿去了，正经主席审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社论写好了，明天见报。我回电向中央表示感谢，这是中央对我们上海最大的支持，（姚文元：史无前例）以中央四个组织的名义给革命群众组织，而不是给上海市委，这是从来未有的。上海解放时，中央与中央军委发过贺电，再也没有发过贺电。这是对上海市各革命造反组织的最大关怀，最大支持，也是给了我们最大的责任。（召集大家来，讨论一下，我们怎么办）
（北航红旗王健良：我们上海各组织给中央四个组织发致敬电。姚文元：给毛主席。）
现在形势在回转，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轨道上来，不管码头、工厂、市场都在回转，但不稳定，困难还是不少。
（在谈到《紧急通告》上签名问题时）有些名称不妥当，本来想商量一下，来不及了。比如上海有些组织是毛泽东主义的，在北京已改正过来。毛主席不同意这个叫法。我提个意见，你们考虑考虑。（读贺电，从略）
我们来上海，身份是中央文革小组的调查员。四日来以后，开过一些座谈会，还没有在大会上和群众见面，不是怕群众，而是为了争取时间，工作从容一些。调查员顾名思义是作调查的，不是来当保姆的，不是来包办代替的。主要靠我们自己，你们有什么工作最好不要和我们商量。我们没有来以前，你们不是干得很好嘛。上海的情况，我们可以向中央汇报，中央有什么指示可以传达，我们不会对大家保密的。
中央肯定了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的革命经验。在市级党政机关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时候，但是革命群众能够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办事。你们现在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命运，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操纵在自己手里。只要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会进行到底。我们应当相信上海革命工人、农民、学生的力量，上海市很短时间内就把形势扭转过来了。就港务来说，原每日八万吨，六日低潮仅三万多吨，现在回转过来了。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猖狂进攻打退下去了。
我们取得了一点成绩，中央作出了这么大的估价，说是全国的模范，而我们作的还不够。与其说是中央对我们这样高的评价，不如说是中央对我们寄托这样大的希望。我们怎么样作出行动来不辜负中央、主席对我们殷切的希望。
上海革命组织之间有些矛盾，彼此联系不紧，有些事情是不妥当的，如《紧急通告》的署名次序问题，光想争第一位、第二位签名，扬言要封《文汇报》，为了登一个广告，就想封《解放日报》。现在《文汇报》、《解放日报》是新生了，但也不是什么都可以登的。这样就推迟了《文汇报》、《解放日报》的发行。
我给上海各个革命组织提出一个问题，究竟是以全局利益为重呢，还是以个人、单位的利益，局部利益为重呢？中央说上海市革命造反派形成了大联合，这是对我们的希望，但是我们这里确实有问题。我们应该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