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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自己，以及来柏林总理府的将军和副官们居住1 号宿营地，有一条由高高的铁丝网篱笆围起来的路，由大院一直延伸到一二百米外的低矮的灌木丛中。灌木丛中散布着许多混凝土筑成的掩蔽所，充当他们的工作室和
寝室。餐厅也设在掩蔽所里。在这些掩蔽所的中心位置的一个小高地上，建造了一所约三四米见方的临时木板房，作为地图室和情况研究室，一切大型的会商也在这里举行。从这里举目远眺，一派春光明媚的景色，群山起伏，层林叠翠，充满着生机，充满着和平。战后，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在国际军事法庭上曾说：“元首大本营纯属修道院和集中营的混合体。。除了许多令人振奋的时刻以外，对于我们这样一些军人来说，元首大本营里的生活简直是一种殉葬。。，因为它不是一个军事的，而是一个民事的大本营，我们这些军人是那里的客人，在那里工作满5 年半绝不是什么容易的事。”这种想法，约德尔将军在1940 年5 月肯定是有的，更不用说他在这一过程中，是想利用“工作班子”与希特勒的关系，在希特勒那里占一席之地。他的这一描述，用在希特勒那批亲信头上，也许比用在Ⅱ号宿营地的头上更为合适，在这里生活的都是兵，而且完全按照军人的准则生活着。不过，约德尔的话倒是恰如其份地道出了整个大本营的精神实质。然而，最能代表这种精神实质，不是来源于由那些大多数身着军灰色制服的非军人所构成的内部实体；也不是来源于不得不在希特勒周围的军事要人之间搞平衡的那些党内要人的不甚强烈的冲击；而恰恰是驾驭大本营的希特勒自己，是他给大本营的这一精神实质赋予内涵和形式。尽管希特勒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打过仗，尽管他对国防军的发展发挥过决定性影响，尽管从战争爆发就把整个身心倾注在战争指挥上，然而他却缺少一种合作共事的观念——这是世界所有军人独具的气质，具有这种气质人能够在思想和行动上保持正派庄重，能作到信赖、真诚、坦率和自我牺牲。然而，希特勒对他身边的任何一个军官都无诚实可言。他毫不顾及地窥探他的部下，利用他们的长处和弱点，随时准备端出他在1939 年11 月23 日对三军总司令讲话中的一句威胁的话：“我什么都不怕，谁要与我作对，我就消灭他。”但是他的活并不是实话。约德尔在纽伦堡国际法庭上谈到希特勒时，说：“他对政治家、对党说话时的口气，完全不同于对国防军，而他对党卫队讲话时，又不同干对国防军和政治家讲话。”在国防军的领率机构内，希特勒也是玩弄这种手腕。其目的，归根到底还是防备危及他的政权的危险，保护他自己的和“党”的最高威望。
约德尔所理解的“民事大本营”，大概也正渊源于它与真正的军人气质的差异。生活在Ⅱ号宿营地的陆军军官，对附近陆军大本营里的军官羡慕不已。那里的军官虽然也属于他人，但大家都生活在“自己人中间”。有一件事十分清楚地反映出这种思想：为了陪希特勒进餐，国防军副官长每次派一名国防处的军官前往。起初，年轻军官们还争先恐后，可后来，副官长不得不开列一个“次序名单”因为几乎没有一个人再自愿前往了。
在“山崖城堡”以及后来在其他地点的日程安排与在柏林时几乎没什么两样。国防处在24 小时内，至少收集两次由陆、海、空三军提供的情报，然后进行审阅。整理、补充态势图，最后送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约德尔将军以此为基础，准备“形势报告”。参加形势报告会的一般是希特勒及其手下的“侍从官”们。遇有特别重要的情报，要么由国防军各军种总司令利用电话直接向希特勒报告，要么由国防处民迅速转呈约德尔，并在形势分析室里临时举行小范围的聚会。
从报道和讨论前线战事的方法上，也可反映出大本营工作的随意性。面对强大的敌人和前线瞬息万变的态势，希特勒不顾哈尔德的警告，继续玩弄危险的赌注，而且企图坐在大本营中接管战场的指挥权，真是狂妄至极。他
的观点产生于连篇累牍的废话，从这些观点中产生决心，又从这些决心中产生书面“指令”，甚至产生直接干涉陆军下级指挥机构的措施。而这一切都是他虽然与陆军总司令部近在尺咫而事先没有与其进行任何接触的情况下进行。
国防军这两个最高指挥机构，不久便怒目而视，分庭抗礼。在国防军统帅部这一方，有一个统治一切的希特勒。以脾气暴躁，满腹狐疑，在时间和空间上从不考虑军事准则，不顾后果，一意孤行，然而在关键时刻——如在纳尔维克问题上，他又惊慌失措，将自己的大胆决心抛到九霄云外，代之以滥用手中大权，随心所欲地掣肘战事的进程。紧跟希特勒的凯特尔，将随声附合视为已任，以此则任劳任怨地为希特勒铺平道路，竭尽全力地扫清障碍，比起凯特尔来，约德尔发挥了较大影响。他似乎将挪威战局的教训忘得一干二净，随时准备对付“将军们的不顺”，为“元首的天才”开辟道路。尖锐的意见分歧在他的日记里有鲜明的反映。勤勉的副官们只知道聆听和传递希特勒的意见和决定，对全局漠不关心，即便是他们作为信使被派往前线高级指挥机构时，也依然如此。
陆军总司令布劳希奇大将，几乎每天乘坐飞机或汽车四处奔波，与各级重要的人员保持面对面的接触，以全力监督全部计划和命令的贯彻执行。但是，从这些接触中。他无法搜罗到反对希特勒和确保自已应得的国防军统帅部高级顾问之称的力量。哈尔德也不想为此奋斗。身为陆军总参谋长的，他有他的主权管辖范围，在他的周围有一批相互信任、志同道合、紧密配合的总参谋军官，他企图借这股潜在的优势最终证明他是强者。事实也是如此，在这次战局的数周时间里，特别是当希特勒神经不正常时，他曾多次逾越自己的职权行事。他将他自己及其总参谋部的工作，作为伟大战局中经久屹立的丰碑，载入他的日记。
在幕后，空军总司令戈林也一直在活动。他通过他的联络官，不时获悉大本营里的各种不同观点，他身为空军总司令和民族社会主义的第二显赫人物，不断想方设法限制在德国人民中享有荣誉的“反动”陆军。他能以电话与希特勒保持联系，必要时还可搭乘停在附近的专列去见希特勒。与希特勒见面时，通常没有第三者在场。与陆军总司令相比，他是历经考验的“元首最忠诚的骑士”，这一点是勿容置疑的。然而，还是同一个戈林——还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军人——在后来的战争中，他经常为一些被希特勒无理判处死刑或遭其他惩处的陆军军官说情。
处在“大人物”之间的国防处军官们，活动余地极为狭窄。除了不能参加在希特勒那里举行的形势报告会以外，国防处军官们所受到的限制并不亚于陆军总司令部的首脑们。他们往往被置于既成决议面前，通常没有表达的余地——除了在敦刻尔克问题上他们曾大发过雷霆。在另外一些不大紧迫的情况下——偶尔的和有限范围内——尚有一些“共同参事”的可能性，而这种“参事”也只不过是对大本营拟制的命令。在内容和形式上进行删删改改，使其更符合当前态势。
国防处长和国防处的陆军军官们默默地工作着。其基础是，他们与陆军总参谋部保持着生动活泼和相互信赖的关系；此外，只要条件允许，他们还不时到前线看一看。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也没有多少活动余地，因为除了希特勒的副官之外，不是一般的小人物，而是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强迫他们到前线要广为传播希特勒的意志和言论。国防处军官们的前线之行，
并不身负重任。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到前线只能看看朋友或部队，不能作为大本营的“联系人”发挥任何作用。约德尔对这种旅行极不感兴趣。记得在占领巴黎的那一天，国防处长油然记起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这一天，突然决定飞往巴黎。飞机降落在一个荒芜人烟的场地，接着他同一个向巴黎开进的师进入巴黎。当他回到大本营时，居然没有一个上司过问他的巴黎之行。对于国防处与陆军总参谋部以及与前线的接触，即凡是牵涉到指挥参谋部高级军官的事，希特勒和约德尔“都不喜欢看到”，因为他们认为，军官们的此种举动会给双方造成有害影响。其实，双方的这种努力与损害军人思想毫不相干。
在叙述了前面发生的一切之后，读者对充斥于德国大本营中国防军统帅部与陆军总司令部首脑们之间的明争暗斗——如我下面几章所描述的——就不会感到惊讶。这种根深缔固的对立，早在“取得战果的时期”就已经将由此而形成的合作共事挤到次要位置。甚至新的紧张关系都来自于新的胜利，因为在希特勒领导下——从军事和政治角度上看——这些胜利永远是“失去的胜利”。
第二章西方战局
5 月14 日即西方战局开始后的第4 天，希特勒发布了“第11 号指令”，确定了继续作战的方针。根据这份指令中部分已众所周知、部分已过时的内容来看——如应“尽快粉碎”荷兰军队的“抵抗”，而荷兰军队已于当天投降——指令的主要目的一目了然，它是要清清楚地告诉陆军总司令部，国防军最高统帅已今非昔比，他要从现在起执掌作战的指挥权。在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的日记中，对于希特勒干涉陆军职权范围的事也有鲜明反映。而在这次行动中，国防处在拟制指令过程中，再次贯彻了“任务式指挥法”，因此他们还为其所从事的“编辑”工作所发挥的作用沾沾自喜。
从陆军参谋长的日记中可以看出，他对“指令”’并不十分重视，要求他将其大量坦克和摩托化兵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