嚷道：
“各位法官，这信是假的，是伪造的！”
“假的！”法庭中最不相信的是布莱克尼律师，他睁大了眼睛：“假的！难道信上面的宣统御玺也是假的吗？”
“假的，”溥仪回答得斩钉截铁。“那完全是假的。”
（布莱克尼本来凭借这黄绢信彻底击败溥仪，哪曾想这信却遭到了溥仪的否定，布莱克尼律师怎能就此甘心败北，继续追问溥仪，企图找到那怕是一丁点儿破绽，以便重整旗鼓，反攻过来。）
布莱克尼：请问证人，那信上的笔迹是谁写的？
溥仪：不知道！
布莱克尼：是不是副署人郑孝胥写的？
溥仪：不像。我看就连他的签字也是假的。
布莱克尼：证人的印鉴归谁管呢？
溥仪：小印鉴在我自己手里。盖在这封黄绢信上面的是大印鉴，我不知道它当时是谁管理的。再说，在天津时期，我是个平民，从来没盖用过皇帝御玺。
布莱克尼：你在天津时曾使用过黄绢纸写信吗？
溥仪：我一向只用国产的普通信纸。
（溥仪步步设防，布莱克尼律师终于无法获得一句他认为完满的答复，局面对溥仪来说，立时从被动转为主动。作为公诉人的检察长季楠显得十分兴奋，立即插话。）
季楠：各位法官先生，根据证人的证词，被告律师所提供的证据完全是假造的，这封信不仅不能被当作证人说谎的证据，还应把这封信作为集团阴谋的证据，说明他们胁迫溥仪完全是有计划、有预谋、有组织的，应由被告方面负伪造罪责。
威伯听了检察长的请求，一字一顿地说道：“检察长的请求有法可依，于现有据，应予支持。”
对于这一戏剧性的场景，当时的报纸曾以“律师多事”为正题，“诋毁溥仪文件变成战犯罪证”为副题进行报道，特选取其中一段，以飨读者：
今天午后，东京战犯法庭中，又展开最惊人之一幕，盖被告律师所提出之原诋毁溥仪之文件，反变为二十八名战犯之罪证也。被告律师提出一函，并称此函为溥仪所写，内要求日本人协助其恢复皇座……溥仪愤怒填胸高呼“此乃伪造之函件”时，首席检察官季楠即利用此点，要求将此函件作为日本战犯之罪证，二被告律师猛烈反对将被告所提之文件作为检察官之证据，然审判长压制其抗议。
布菜克尼律师对于法庭上的这一戏剧性的变化是始料不及的，他气急败坏地向溥仪抛出了他的杀手锏：“证人请注意，一九三一年，中国政府把你当做卖国贼通缉，你知道吗？你想过没有，最终你自己也要以战犯身份受到那个国家的审判！”
当然这个问题对溥仪来说，是切中要害，刺疼心窝的问题，是他明明知道而不敢去想的问题，但又是不能不想的问题，所以他到了苏联后，多次给苏联方面写信，要求留居苏联，其目的就是要回避那终将到来的审判。
听到布莱克尼提出这个问题，溥仪脸色铁青，浑身颤抖。没待立即找到话回答律师，季楠表示了反对：“关于证人是不是战犯，要不要受到审判，这不在本法庭的受理范围，请被告律师不要节外生枝。”
审判长威伯也表示了态度：“这是让证人宣布自己是罪人的问题，请律师撤回！”
布莱克尼律师看到了他提出的问题对溥仪心灵所造成的打击，不顾检察长和审判长的反对，变换口气和角度又向溥仪提了出来：“证人把一切罪行都推到日本人身上，可是你是和日本同谋的，你知道中国也要审判有通敌，利敌行为的人吗？”
被告律师的这一系列努力，反击，没有达到取消溥仪证人资格的目的，只是在心理上给予溥仪以沉重打击，当然这也没有使东条英机、板垣征四郎、梅津美治郎等人逃避历史的正义的审判、溥仪在几天之后，重新被送回了伯力。
东京之行的二十余天，对于溥仪来说，既有打了胜仗之后的快感，也有经历艰难跋涉后的疲劳。而对于在伯力俘虏收容所的溥仪的家族人员来说，则是焦心等待的日子，他们一个个度日如年。
九月初的一天，溥仪在收容所所长及其他苏方人员的陪同下，回到了他后来所在的俘虏收容所，还是溥仪的贴身近侍李国雄最先发现溥仪的归来：
“皇上回来了，主子回来了！”
李国雄的这一声惊呼非同小可，立即引起了整个俘虏收容所的沸腾：“皇上回来了，皇上回来了”的喊声传遍了整个俘虏收容所。
“皇上，您可回来了，您可把我们想死了！您再不回来，我们就要发疯了。”
“皇上，您怎么能离开我们这些天啊！不是说好的，过几天就回来吗？”
“皇上，您这些天生活好吗？您一个人生活习惯吗？”
溥仪的弟弟、妹夫、侄子们把溥仪团团围住，一个个激动得热泪盈眶，好像是他们的分别有一个世纪似的。溥仪对于又见到他们也感到非常的高兴，来不及一一回答他们的问题，扶扶这个的胳膊，摸摸那个的脸，拍拍那个的肩膀，表现出十二分慈祥的样子。
看着溥仪和他的家族人员十分亲热的样子，也有个别的伪满大臣们过来凑凑趣，领头的自然是伪国务总理张景惠。
“溥大爷好。”
“好。”溥仪有点不冷不热地回答道。
“溥爷到东京去的时间不短啊！”张景惠又继续说道。
“是不短。”溥仪又是那样不咸不淡地回答着张景惠的问话。
“溥大爷这一走，可把大家都想苦了。”张景惠虽感到溥仪答话的冷淡，但也不好立即打住话，又继续问道。
“有什么好想的，自己的老婆孩子还想不过来呢！”溥仪口气生硬他说道。
“这，这……”昔日以大老粗著称的这位前总理一时被噎得说不出话来。
其他随张景惠一同前来看望皇上归来的伪满大臣们，看到“总理”张景惠都讨了没趣，他们一个个也都做了缩头乌龟，纷纷不声不响地溜了。溥仪的家族人员们簇拥着溥仪看也不看张景惠一眼向溥仪的住处走着。望着渐渐远去的人们，张景惠对着溥仪恼怒地向地上“呸”了一口，悻悻地走了。
溥仪在弟弟、妹夫、随侍，族侄们的簇拥下很快地回到了他在收容所二楼的住处。进得门来，溥仪首先仔仔细细地打量着他的房间。一切都还是原来那样的整齐有序，床上的被子干干净净，叠得方方正正，桌上的佛经一尘不染，仍然放在原来的地方，占卜用的日本钱币也一个个码放的整整齐齐，那本出逃时不慎被染上了红药水的诸葛神课书也还摆放在原来的地方。溥仪望着眼前的一切，感到相当的满意，走到桌前，坐到了椅子上，望着站在面前的这些家族人员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皇上，您怎么去了这么许多的天，不是说好去几天就来的吗？”本来十分愿意扈从溥仪去日本的五妹夫万嘉熙首先问起。
“我也没想到要这么些天。我从伯力机场起飞，本来说是直飞海参崴，但由于天气的原因，飞机降落在了离海参崴八十里远的一个机场。然后苏方安排我乘汽车到达海参崴。然而天公不作美，接连几天的时间，海参崴都是雾气檬漾，飞机无法起飞，最终雾过天晴，我才乘飞机到了日本东京，而我到东京总共出庭作证八次，成了整个东京审判中出庭作证时间最长的人，所以才拖了这么长的时间。”
“皇上离开的这些日子可真让我们担惊害怕啊！”李国雄说道。
“你们害怕，我自己也害怕啊，特别是我从伯力机场起飞后不久，又不知道他们到底是不是真的让去东京还是到其他什么地方，而我又不懂俄语，机上的苏联人又都讲俄语，那我真是一个会说话的聋子，而我又从他们的谈话中听到“哈尔滨”三字，那个胆都要吓破了，真想从飞机上跳下去。幸好的是很快就被告知飞机停在了离海参崴八十里的一个机场，我才稳稳安了心。”
“皇上，您走后，我们这里关于您的消息可多了。”毓嶦赶忙说道。
“都有什么消息？”溥仪问道。
“你看。”毓嶦说着，拿出了几张报纸。
“那是什么报纸？”溥仪问道。
“这是我们这里的日本俘虏自己办的，您看这第一张报纸，是所长捷及索夫亲自拿给我们的，这上面登载着一条特大新闻，标题为‘满洲皇帝赴日本作证’。我们就是通过这张报纸才知道您真的到了东京。以后我就把这些报纸中凡是有关您的消息的都收集了起来。”
“那都还有什么消息？”溥仪问道。
“这张报道的标题是满洲皇帝机警妙对，证据变罪证？是怎么回事？”毓嶦问道。
“那是梅津美治郎的辩护律师布莱克尼，一心想降低我证言的价值，甚至要取消我证人的资格，企图置我于死地，拿出了两封黄绢信，一口咬死说是我写给日本人的，说是我和日本人勾结的证据。但被我矢口否定，我说那上面着的是大印鉴，不是我的小印鉴，而且我写信只用普通信纸。因而检察长季楠认定这是日本人集团犯罪的证据，威伯审判长也同意了这种看法。这种所谓“证据”就成了“罪证”。”说完，溥仪不无得意地露出了笑意。
“还有呢？”毓嶦看皇上满高兴，又继续说道。
“还有，那你念我听听。”溥仪说道。
“这语言不太雅，不太好念。”毓嶦显得有点难为情。
“没关系，这都是我们自家人，你大胆地念吧。”溥仪格外宽容地开恩道。
得到恩准的毓嶦念了起来：“满洲皇帝忘恩负义，辱骂日本天皇祖宗。”
“骂，骂轻了。”溥仪愤愤他说，“你们说说看，我强迫他们日本人把我们的祖先当成他们的祖先了吗？他们硬是把那一块破玉、一面玻璃镜子和一把刀那三件破玩艺儿，说不定在我们北京的玻璃厂、垃圾堆里到处都能捡到的东西，非要我们当作祖先供奉，我能不恨吗？我能不骂吗？如果他们真有个什么个祖宗，要让我碰到了，我还想杀了他呢？”
“好，好，皇上骂得好！”众人齐声喝采。
溥仪在众位家族人员面前的一番慷慨陈词，把在东京没有能够完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