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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天，已是掌灯以后，祥和等人发现黄树中和罗世勋来到甘水桥下，这是摄政王每日上朝的必经之地。他们围拢过去，依稀看见照相馆的黄罗二人正在埋罐，几个便衣巡警突然出动，一举将他们逮捕。同时，火速到琉璃厂东北园，抓到了那个姓汪的。
巡警迅速将这三人押到警察总厅，宪七审了一会后，觉得事情重大，即刻报告了他父亲肃亲王善耆。
善耆坐堂，先问黄罗二人姓名，黄罗据实以告。
善耆道：“地安门外甘水桥下的炸弹、地雷是否你们二人所埋？”
黄树中道：“确实是我们所埋。”
“你埋地雷何用？”
“明知故问——特来炸摄政王。”
“你与摄政王何仇了？”
这时姓汪的答道：“我们与摄政王本人无仇，可是这载沣却是满清首脑，所以我们要杀他。”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汪精卫，字兆铭。是追随孙文孙中山的革命党人！”
善耆道：“本朝开国以来，待你汉人不薄，你何故恩将仇报？”
汪精卫大笑道：“满清夺我土地，奴我人民，剥我膏血，已二百多年。这且不必细说，现在强敌四逼，已兆瓜分，摄政王既握全权，理应实心为国，择贤而治，大大地振刷一番，或尚可挽回一二。讵料监国数年来，毫无建树，中外人民请开国会，请求实现宪政，一再不允，坐以待亡，将覆巢之下，还有什么定卵？我所以起意要杀他。其实，杀他只是初步行动，我们要废除封建帝制，建造民主共和国体。”
善耆叫他言语，停了一会儿，问他：“你是编《民报》的那个姓汪的吗？”
“正是。
“我觉得你革命党人也不是自己标榜的那样清高，我还记得章炳麟曾散发过《伪（民报）检举状》，里面指斥孙匪中山在经济上贪污，政治上卖国，把国家分送给南洋、美洲各地。我记得传单上说：‘孙中山怀挟巨资，而用之公务者不及。’可见你们革命党人也没有资格说满人搜刮民脂。我还记得，章炳麟的传单说‘昔之＜民报＞为革命党所集成，今之《人民报》为孙文、汪精卫所私有，岂欲伸明大义，振起顽聋？实以掩从前之诈伪，便数子之私图。诸君若为孙氏一家计，助以余资，增其富贵可也；若为中国计，何若掷劳苦之余财，以营饕餮穷奇之欲？’我记得不错吧？”
汪精卫道：“你记得不错。可章炳麟是一派胡言，是造谣。”
“可他也是革命党人，可见你的动机也不一定救国，正像你们革命党人章炳麟所说，你们也是为一人一姓而谋取天下的。”
“章炳麟是叛徒，你也不要诬蔑党人。”
善耆看汪精卫底气不足，便觉得此人可利用，于是问道：“你们几个人谁是主谋？”
黄树中忙道：“是我！”
注兆铭忽然对黄树中道：“你何尝主张革命？你曾向我劝阻，今天反来承认，为我而死，真正是何用意？”他回头对善耆道：“主谋的人是我汪兆铭，决非黄树中。”
黄树中道：“主谋的人是我，炸弹是我到桥下放的。”
汪精卫道：“主谋是我无疑，我在同盟会中，地位之高，天下共知，而且此次谋杀摄政王之背景，我也可说出一二。自镇南关、河口诸役迭遭失败后，我同盟会情绪有点低落，我悲愤欲绝，想以一死来激励革命。于是便约黄树中等从事暗杀。我曾写信给胡汉民兄：‘此行无论事之成否，皆必无生还之望。弟流血于菜市街头，犹张目以望革命军人之人都门也。’最初欲杀载洵、载涛未遂，便又决定杀载沣。此等细节，我都能一一说出，黄树中能说出吗？主谋是我！”
善耆道：“我钦佩你们的壮烈，却鄙弃你们的行为。你们各人要写出供词，然后等候发落。”
善耆回到府中先给摄政王载沣写了汇报，之后叫来他家的家庭教师程家柽。
善耆早就和革命党人有来往。善耆的想法是，如果他要是做了总理，主持国政，革命党是一支不可回避的政治力量，甚至可以说是影响到自己政治生命的政治力量。他没有载沣的那种武力铲除的想法——或者说暂时不采用这种政治，而是以笼络为主要手段，以缓和时局，将来总理的位置到手又坐稳后，再作进一步的打算。所以。这几年，他已通过关系和革命党有了联系。他是通过他的内亲崇铠、家庭教师陈家柽、陈家柽的朋友谷思慎进行联系的。
善耆知道他家的教师陈家柽是同盟会会员，所以现在把他叫来商议汪精卫等人的事情。
善耆道：“我们抓到几个革命党人，他们要谋害摄政王。”
“居然有这种事？”陈家柽假意道。
“是的。抓到了三人。”
“都是谁？”
“汪兆铭，黄树中，罗世勋。”
陈家柽大吃一惊，问道：“对这几人将如何处理？”
“那肯定是杀头了。”
程家柽道：“国家如果杀汪、黄等人，则此后党祸日夕相寻，并不是朝廷之福。”
善耆道：“我有一件事想告诉你？”
“什么事？”程家柽问。
“你是同盟会员，汪、黄等人是你的同志。”
“这从何说起？”
“我的意思很明白，请来王府，就是便于这种联系，就不要在遮掩了。”
程家柽道：“既然如此，亲王必是同情革命党人的，若能在汪、黄等人的生死问题上有所通融，将来同盟会对亲王必有所回报。”
“还望先生通知贵党。”
“一定。”
摄政王载沣召来法部尚书廷杰、民政大臣善耆。
摄政王载沣道：“地安门外是我上朝出人必经之路，他们竟敢在那里埋……埋地雷，谋为不轨，若不是探悉密谋，我的性……性命恐怕不……不保。这些人该如何处置？”
廷杰道：“杀以儆其余。”
善耆道：“还是‘怀柔’为好。革命党人都不怕死，近年以来枭首剖心，也算严酷，可是他们却越聚越多，胆子越来越大，党闹到京城中来了。依愚兄看来，就是将其立即正法，余外的革命党人又至，办也办不完。不如暂从宽大，令他们感朝廷恩惠，或许消解怨毒，也未可知。”
“肃亲王这是何居心？岂有谋杀监国摄政王而不加以正法之理？”延杰叫道。
“我正是为摄政王今后着想，为国家的稳定着想，才觉得对那些被邪说一时迷惑的匪人应当怀柔感化的。这和以前的‘招安’是一样的策略。当然，我们并不是丧失了警惕，而是加倍地警觉。不然，汪黄等人怎能被掀出？”
“好吧，肃亲王是如何想法？”载沣问。
“就判他们终身监禁，与死也是一样的。”善耆道。
“就按肃亲王的话办吧。”载沣道。
叛刑后，善耆多次探监，和汪、黄、罗等人进行密谈。
巡警厅丞王治馨对善耆道：“亲王爷，您老人家到狱中不便，一切还是交给小人吧。小人一定会为王爷办妥这些事情的。”
善耆想，自己亲自到狱中确实惹人耳目，不如就把这件事交给他，于是道：“好吧，你是我的心腹。你办事，我放心。”
于是善耆向黄、汪、罗等人时常馈赠食品，送钱送物，都让厅丞王治馨去做。
民政部有侍郎赵秉钧给袁世凯的密电说：“我令王治馨投诚善耆，目前他已取得善耆信任。王治馨借善耆名义与汪、黄、罗等来往，也与江黄等建立了信任。今后如何行事，请明示。”
袁世凯电示赵秉钧：一定要把江黄等人拉到我们这边来。
于是王治馨公开和革命党人来往，日益亲密，表面上是为了善耆，实际上是为了袁世凯。
赵秉钧的电报源源不断地把消息报告给（讠互）上村。
贾仁是山东威海人，是个街头的无赖。那些年看洋教士威风，于是就跟在后面为虎作怅，人了教。洋教士专对古董感兴趣，他就随着洋教士的性儿专一为其搜罗一些瓷器玉器香炉什么的。久而久之，他也就入了其中的道儿，知道如何坑蒙拐骗，如何辨别真假，于是自己手头里渐渐有了钱。可是正当他蒸蒸日上的时候，义和团兴起，洋教士成了刀下鬼，作为洋教士的狗腿子，在威海呆不住，就跑到了北京。他到北京的时候，正是八国联军进京，北京乱遭遭的，头儿脑儿早跑光了，留着一些芝麻官儿在北京被洋人砍头。这贾仁和别人不同，别人避洋人如避蛇蝎，他却专往洋人身前蹭，凭着跟洋教士学的洋话，他居然和洋鬼子厮混得十分火热。特别是在烧圆明园，烧王府的时候，他也跟着洋人捞了不少，于是在北京他开了古董店，生意如日中天。多少年过去，贾仁已是出入王府和使馆的红人儿了。可是他总觉得自己还缺点什么。他觉得自己虽然有花不完的金银，可在人前总是低人一等，自己要是有个顶戴，在官府中有个名称，有个高一点的品级，他在人前就体面多了，再回到山东老家，那官府中人都要高看他一眼。动了许多天的心思，他最终还是决定走“庆那公司”的路子。
“庆那公司”是国人对庆亲王府和大学士那桐的称呼。奕劻和那桐公开卖官鬻爵，天下无不知，无人不晓。
几个月，他都在熟悉了解“庆那公司”，主要的精力是用在庆亲王府上。他了解到庆亲王奕劻住在宜春堂，他儿子载振住在“乐有余堂”，载振的大儿子溥锺住在爱日堂，二儿子博锐住在承荫堂，另一个儿子溥铨住在静观堂。载振的二弟载（捕犮）是镇国将军，最好吃喝玩乐，三弟载抡最会投机逢迎，最为阴险毒辣。这载抡的老婆就是山东巡抚孙宝琦的女儿。本来，贾仁想走载抡的门路，以后回到老家山东，能和孙宝琦扯上点关系，那种体面，是让人眼红的。可是，载抡最会敲骨吸髓，如果被他粘住，不知要花去多少家财才能弄个职务。贾仁也曾热过载振，可是载振自和杨翠喜这个名妓混在一起后，风声传了出去，因此而辞职，不再出任官职，也不轻易与人交往。贾仁甚至想利用总理大臣奕劻，他探查得很清楚，奕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