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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当我兴致勃勃地下了火车到学校报到时，等待我的却是从天而降的噩耗。那天，在北京另一所大学读研的姐姐为了赶来看我，骑车途中不幸被一辆大卡车撞死了。
姐姐比我大4岁，她是从农村的中学考上大学的，而且是当地有史以来第一个考上大学的。姐姐的惨死，使我们家遭到一次大的打击。
1993年暑假，我准备考GRE没回家，忽然接到家里“父病危”的电报。我赶回家，知道父亲已被确诊为恶性脑瘤晚期。在医院陪伴着父亲，眼睁睁地看着他的病情一天天恶化。那是我一生中最痛苦的一段日子。
半年后，父亲去世了。为父亲治病家里已一贫如洗，受了一辈子苦的奶奶和母亲失去了生活来源，弟弟还要交学费。
当我无意间进入证券公司数据库后，开始是出于好奇，尝试着破译股民密码。由于我的数学基础和计算机知识比较好，而且学过密码学和七八种计算机语言，虽然我不知道具体的解密和计算方法，但能估计出走什么路。我用了一星期时间终于找到了其中的规律，把密码破译了。我知道了股民的密码，甚至可以动用那象天文数字般的巨额资金。当时我觉得很得意，特有成就感，欣喜之余，最早的想法是把这一发现告诉证券公司，证明自己不错，可能人家会给我点儿奖励或提供一个好的工作机会。但冷静下来，我想到了那个贫困的家和受了一辈子苦的奶奶和妈妈。
去证券营业部实习前，为了做毕业论文，我读过一些有关股票知识的书，对流行理论比较熟悉，但没有具体操作过。破译了股民的密码后，我开始筹备这件事。
1996年寒假，我回家编了一个要与人合作办公司的谎言，从老师、同学和邻居处借了7万多元钱，以母亲和女朋友的名义开了户。我的方案是，选择一家大户，用他的资金或股票，或高价买进，或低价抛出一定数量的股票，使股票在很短时间内大幅拉升或压低，而我则在此时抛出或买进同种股票，就可获取其中的差价。我看到这些大户有几百万甚至几千万资金，有时一天光赔就赔几十万，心想，他们这钱也不知哪来的，弄他十万、二十万连百分之一都不到，对他们来说算不了什么。我认为找大户良心上说得过去，散户不容易，都是血汗钱，不能动他们的钱。当时也并不想多弄，只想弄个十万、二十万给家里就算了。
我暗暗记住了大户室几个股民的资金帐号、密码和股票数量，专门挑选了交易最冷淡的股票，然后开始进行交易。第一次，我以大户股民孙某的名义，用高价5。5元买进10万股深深宝A，当股价拉升到了额定的高度，我抛出1。8万股该股票时，电话委托的线路出现了故障，结果让别人高价卖出了，我分文未得。而孙某却以4。91元的成交价格买进了该股票10万股，损失13。1万元。
第二次，我从大户股民常某的帐户上以低价0。41元1股的价格，抛出40万股湘中意A，结果却因股市交易日趋红火，抛出股票数量不够，未压低到预定的价位，使我低价买进12万股该股票的计划落空。而常某却以2。57元1股的成交价卖出该股票40万股，损失23。6万元。
这两次因时机没把握好，结果让别人象天上掉馅饼似地捡了便宜，我没获利，还给股民造成36余万元损失。第三次，时机更不好，股市开始火爆，股民们天天盯着自己的股票，我当时很着急，借的钱快到期了，实习也该结束了，只好咬牙孤注一掷。我在股市开盘前15分钟的集合竞价时间段，以0。38元1股的低价卖出了余某50万股琼海虹A，然后用我母亲和女朋友的名义开的帐户买入该股票15。6万股。这次基本如愿了，我买到12万股。开市后经查询知道成交了，我长出了一口气，以为一切都结束了，只等第二天抛出股票，收回现金，还账、给家里。
没想到，事主已发现交易异常，迅速通知了深圳证券交易所，此交易被冻结。
第二天，当我到证券公司进行股票交割时，知道这笔交易被冻结了，顿时觉得不妙。在那以后的几天，我一直惶惶不安地处在矛盾中，一方面存在侥幸心理，我无非是在键盘上敲几下或打个委托电话，没留下任何证据，他们发现不了我。另一方面则想到，反正已经做错了，应该敢作敢当，承认了事情也许能化小，争取比较好的结果。
惶惶不可终日地过了一个星期，我始终拿不定主意该怎么办。按捺不住内心的恐慌，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几个同学，同学们一致认为，没有比自首更好的办法。他们当晚就带我去导师家，导师立即送我去学校保卫部自首。我被留下了。
第二天，我被北京市公安局羁押，3个月后被逮捕。1997年12月20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我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
刚开始的那段时间我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度过的，那么大的反差，真是接受不了，经过好长一段时间，慢慢能面对现实了。对我来说，这次教训是非常惨痛的，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我现在除了亲友的爱和一技之长，真的什么都没有了。
一失足成千古恨啊，想起往事我就非常难过，非常惭愧。父亲去世后，本来家里是最需要我的时候，可我……奶奶今年90岁了真不知能不能再见她一面。母亲56岁了，这些年受的苦很难用语言形容，我最大的心病是出狱后如何去见母亲，最怕看见的就是母亲头上的白发。
人生最大的痛苦就是失去自由。多少次我做梦都梦见出去了，我给妈妈打电话，可是电话总也打不通，在梦中我都能想起自己还在监狱里，醒来时心里凉透了，特难受。
在监狱里，我负责电脑培训，教40个学生，培训后他们要参加统一考试，成绩合格可以获得劳动部门发的等级证书。管教干部很重视人才，有特长的人在这儿都能得到发挥。
这儿每隔一天吃一顿肉菜，每星期可用IC卡给亲友打两次电话，管教干部鼓励我们读书，我的英语和计算机一直没丢，每天坚持背单词，读英文原版小说，《教父》、《双城记》、《廊桥遗梦》都是我在这儿读的。对我影响很大的两本书是《人人都能成功》和《世界上最伟大的推销员》，给我的启示是：人的成功需要有积极的心态，再加上勤奋、正确的方法。人的成功就是要拼搏，那怕起点低一点，只要每天前进一点，就没有达不到的目标。我希望早日重返自由世界，趁年轻多做些事，用自己的汗水洗刷污点。
刘元准备离开那座用高墙围起来的监狱时，邵昌让她看了自己写的一首诗，那是他在狱中收到母亲第一封信后写的：
儿行千里母担忧，忧儿寒来忧儿饥，忧儿在外遭人欺，忧儿年少不知事，忧儿走路误入歧。
儿行千里儿担忧，忧母日日五更起，忧母顿顿煮小米，忧母黑发成银丝，忧母思儿伤身体。
母也忧儿也忧，母子情深无可比。母盼孩儿早还乡，儿盼还乡报母恩。功名富贵全看破，只愿母子常相依。长相依，长相依，母子从此不分离。
2001年6月，刘元忽然收到邵昌寄自家乡的信。原来，邵昌因给监狱管理系统开发了软件，获得重大立功奖励，减刑两年，提前出狱了。
他在信中写道：
“今年5月26日，我终于获得了盼望已久的新生。本来，按照当地传统，离监时应该吃几个鸡蛋（多寡根据实际监禁的年数而定）代表滚蛋之意。但像我这种情形，即宣布减刑后马上获得释放而事先又不知道，时间上就太仓促，来不及做了。我的全部行李就是一个背包，里面几乎全是书籍。办完释放手续后，我头也不回地离开了监狱的大门。这又是一个传统，其含意是显而易见的。
脱去耻辱的囚装，脚踏簇新的皮鞋（在监狱内是不允许穿皮鞋的），走在碧树蓝天下，呼吸着清新自由的空气，我忍不住想竭斯底里地呐喊：‘我回来了。’我想扑进大地母亲的怀抱，想捧起芬芳的泥土痛吻，想泪流满面，就象阔别故土浪迹天涯多年的游子。”
天才加邪恶等于毁灭
天才加邪恶等于罪恶，也等于毁灭。
2001年4月15日，北京市朝阳区望京小区发生一起命案。
死者关某，男性，24岁，是日本三菱银行的计算机主管。
从作案现场分析，这是一起入室抢劫案，且作案手段残忍，死者身中数十刀。在案发现场，公安人员发现了一部寻呼机，经查，机主是朱正。
家住北京的朱正被列为重大嫌疑人。
几天后，朱正落网，供出共同作案人为于喆。
于喆杀人啦？听到这个消息，别说他的父母不相信，他的老师和同学也都不相信。因为在他们眼里，于喆是个品学兼优，聪明过人的孩子。
于喆生活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从小到大，他在学校都是佼佼者，三好学生、优秀团员，他得的荣誉证书摞起来足有一尺厚。他学习成绩优秀，高中毕业后即以高分考入某名牌大学。在大学里，他只用了两年时间，就完成了大学四年的学业，不到20岁，就获得了网络工程学士学位。
在父母和老师眼里，他是一个文质彬彬、性情温厚的好学生、好孩子。其实，这只是于喆在人们面前展示的一面，他的不为人所知的另一面只能在网络世界里才能看到。那是另一个于喆，一个完全陌生的，也许更接近真实的于喆。
在网络世界里，于喆以“无情”的名字行走。在这个“谁都不知道我是一条狗”的网络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