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达同志接着说：“人民日报自己发社论号召人家大联合，联合举办学习班，但是自己不作。时间长了，人家就不听了。你们也广播大联合的文章，过去也没联合。你们搞宣传，让人家联合，自己不联合，这不是一种讽刺吗？这不是言行不一致吗？现在联合了，就好了。”
戴征远同志说：“我们的记者到外边采访，人家问我们广播局联合了没有？一定做得很好，有好的经验。”文元同志说：“这应作为一个教训。”戴征远同志说：“我们在大会上讲了。”
文元同志说：“你们文化革命以来，做了很多工作。你们早一天联合，对三结合、斗批改有好处。”他还说：“你们本来是一派，后来分裂了，现在又联合了，这个经验教训要很好总结、提炼，作为今后的武器。”“要区分两类矛盾，一类是敌我矛盾，一类是人民内部的矛盾。”
“广联总”的代表谈到我们过去没有作好工作，给我局文化大革命带来损失。伯达同志说：“有些曲折没有什么关系，但方向要对。方向对了，就好办。比如，大海行船，也不是很直的，总是曲曲弯弯。大海行船会遇到风浪，会摇来摇去，只要方向对，就会达到目的地。本来朝南航行，朝北开，就不对。方向朝南，虽然弯弯曲曲，还是向南开，方向是对的。”文元同志接着说：“大海航行靠舵手，我们毛主席是伟大的舵手、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导师。毛主席的伟大作用是掌握航海的舵，掌握文化大革命的舵，掌握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舵。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都是我们毛主席掌舵。毛主席在每个关键时刻都给我们把稳了舵。只要我们紧紧跟着伟大舵手毛主席，胜利就很大。跟得不紧，就会遇到挫折。”
文元同志说：“你们这一年有很丰富的经验，包括教训，对这些经验和教训要经过提炼，对以后也是个武器。”伯达同志说：“经过曲折，教育了你们，也教育了我们。”他还多次说：“你们这一年没有白过。”
伯达同志说：“世界上最直的路是天安门前的路，但仔细看，也有高低，有曲折。列宁在《论左派幼稚病》中打个比方说革命不会象涅瓦大街一样笔直。我和主席一九四九年到列宁格勒，看到那条街也并不直。”
文元同志说：“曲折也可以教育人。总是一帆风顺，一路遇到波折就会一头栽下去。走过最难走的山路，什么路也会走。”
伯达同志说：“开庆祝大会不要铺张浪费。你们请客人了吗？”刘路明同志回答说：“他们（指广联总）很谦虚，不请客人。”伯达同志问：“你们发请贴没有？”大家回答：“没有。”伯达同志揖手，表示满意，并说：“有的单位成立革命委员会，印很漂亮的请贴，花很多钱。”
伯达同志问：“明天召开大会，新闻单位都参加吗？”刘路明同志说：“新华社，人民日报派人来，是他们自己要求来的。”伯达同志说：“宣传部应该来旁听。他们那里两派打得一塌糊涂。宣传部光宣传，自己不做。这就是修正主义的宣传部，宣传部彻底破产了。”文元同志重复说：“修正主义的宣传部彻底破产！”广联总代表说：“中宣部两派我们搞不清楚，不好请。”伯达同志摆手说：“不要请。我们也搞不清楚。人民日报的几派我们也搞不清楚。”文元同志说：“还是依靠那里的群众，要群众自己教育自己。”
当《斗私批修联席会议》几个勤务员进来，刘路明同志介绍时，伯达同志说：“勤务员本来是普通老百姓，现在掌握财权、政权就不合适了。”文元同志说：“去年上海一月革命风暴时，上海革命委员会原来计划叫人民公社，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说：‘不在名称，而在实质；不在形式，而在内容。'这是非常深刻的概括。”
当伯达同志、文元同志称赞我们的大联合时，我们汇报了军管小组对我们的巨大帮助和促进。伯达同志说：“军管小组来帮助你们，同时也要依靠你们。没有你们，他们也做不出什么来。他们几个人啊？”刘路明、张子良同志回答后，文元同志说：“军管小组和无产阶级革命派应是这个关系，帮助和依靠的关系。”
伯达、文元同志问我们对梅益、丁莱夫斗争过没有。伯达同志问：“还有谁？”文元同志说：“还有金照。”大家答：“还有金、顾、董三个副局长。”
伯达同志说：“你们不可以把李广文弄来斗一斗吗？”“李广文也可以弄来斗斗嘛！”大家热烈鼓掌。代表们回答说：“我们为这件事打了几次报告。”伯达同志说：“你们跟党校造反派联系。你们有联系吧？”代表们回答：“有联系，他们支持我们。”伯达同志作个手势，问把李广文弄来会不会动手打他？刘路明同志说：“不会。这里开斗争会很文明，还给凳子坐。”代表们汇报说李广文现在被拘留在北京卫戍区。伯达同志说：“没有人也可以批判。过去有股风，抢档案，抢手稿。把东西印出去，还不行，一定要抢手稿。我批评了这种作法，没有手稿一样批判。孔夫子死了两、三千年了，没有手稿，一样批判。”
代表们问李敦白可不可以揪来斗争。文元同志问：“李敦白还来吗？”伯达同志问：“李敦白老婆还在吗？”大家强烈要求揪来斗争。伯达、文元同志说：“他是外国人，要研究、研究。”
伯达同志说：“你们广播局有好多人会写文章。《中国的电台为什么被一个美国政客篡夺了领导权？》这篇文章是谁写的？叫什么名字？”文元同志说：“这篇文章很有分析。”
伯达同志问大家听懂他的话吗？并开玩笑说他当不了播音员，但可以当对台湾广播的播音员。文元同志说，他看到过一份揭发材料，说过去对台广播不能说“国民党反动派。”大家介绍了一下情况，文元同志气愤地说：“真是荒唐！”并指示：“对台广播问题，给中央写个报告，制订具体的宣传方针、政策。”大家接着汇报了丁莱夫、金照合伙搞的对远东美军广播的问题。伯达同志说：“修正主义堕落到这种地步！”伯达同志对军管小组刘路明、张子良、戴征远等同志说：“要用这件事来教育群众，从这件事中使大家认识到什么叫修正主义。”
当同志们汇报到梅益、丁莱夫在电台招降纳叛及清理队伍的问题时，伯达同志说：“要让坏人老实交代，将功赎罪。不过，关键性岗位要他们……”（作个要他们走开的手势）文元同志说：“军管小组已有安排。”
接见快结束了。伯达、文元同志起身跟在座的同志一一握手告别。革命群众请伯达、文元同志代为祝愿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身体健康，代问江青同志好。伯达同志回答说：“江青同志也向同志们问好。”
69 中央首长接见浙江省部队及省联总派代表讲话纪要
周恩来 姚文元 杨成武 1968。01。20
（机密材料，不准外传，不准翻印）
〖地点：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出席：陈励耘、南萍、石英、张永生、刘福元、孙宏兴。〗
总理、文元同志一一询问张永生、刘福元、孙宏兴有关浙江省和本单位大批判，大联合，解放干部等情况。
总理：
（在询问美院教学改革情况之后）美院要搞个彻底的教改方案。美院学生要到工农兵中去，劳动一两年，到部队去搞一搞。在谈到塑造主席形象时总理说：雕塑，画，如何体现主席形象，这是很严肃的事情。现在有一种毛主席语录，上面有贴金的主席象，这是非常不好，用贴金的办法，这是封建主义的办法，把主席形象歪曲了。主席历来主张朴素，应该体验主席庄严，朴素，伟大。这是美术界的责任。（文元：有的毛主席像章也根本不好，花样越来越多，不朴素，应该很庄严，朴素。）北京美术学院在江丰，华君武等人搞了后，风气不好，那时他们排斥徐悲鸿。真正有点硬功夫，而且有正义感的是徐悲鸿。徐悲鸿死的那天，正在听我在作关于知识分子改造的报告，我叫他不要听了，但他很热情地要听完。主席对他有一定的估价，但许多人压他，这不对。他热爱祖国，热爱共产党，有正义感。他很想画主席像，想接近主席。有次画后，不成熟，我看了后劝他暂时不要拿出来，他就不拿出。美术到底如何搞基本功，接近工农兵，怎样把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的任务实现。
（在问省联总的同志联系本单位的情况时，总理说）以后革委会建立，革委会中的成员不能脱离本单位。你们一方面参加革委会，一方面不能脱离本单位生产，工作。
（在听说刘福元在省联总工作很少回厂时，总理说）你不大回厂，不大好罗，一个星期回去一次，一个月只有四天就少了些。
（在问刘福元是否知道方剑文在重型机器厂待过。刘回答不知道，厂里没有告诉时，总理说）你当时不知道，你们那个组织不报告，这个就不好了。那组织纪律性到那里去了，工人阶级是最讲纪律的。你是厂里负责人之一，是代表厂里参加省联总的负责人，把方剑文弄到厂里，就不告诉你，方剑文总是红暴的头头。你们总有点派性。这样做不对，这就是中央讲的私自抓人、扣人。有关这件事，中央去年一共发了四个文件，按六 ？ 六通知不行，按九 ？ 五命令更不许可，按公安六条更不行。去年一年你们是造反的，是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的，这样做就不好了，这样大事不管，关了一百天不请示，军管会也不知道，如果打，审问，就是私设公堂，不符合中央规定。尽管红暴犯了许多错误，冲军区你们还是一起的，主要中间一段犯错误，关于江华问题，当时，我说不能说江华是刘，邓司令部的，他们就保江华，后来，龙潜就支持他们，和你们对立，结果发生武斗，认识上批判是应该的，但还是内部问题。
去年从北京回去，你们应该作他们的工作，结果你们与军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