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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一年四月十三日，在《堵塞不如开导》一文中，邓拓再一次要求“对一切事物”都要“积极开导使之顺利发展”。如果“堵塞事物运动发展的道路”，就“注定会失败”。请注意“一切事物”，即包括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黑暗的事物。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就一定要堵塞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我们要支持一切革命的新生事物，就一定要打击反革命的腐朽事物。“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开辟革命的洪流，就要堵塞反动的逆流。邓拓却要求我们对“一切事物”即包括反社会主义的事物也不要“堵塞”，也要“使之顺利发展”，这不是明明要我们实现资产阶级自由化，向正在刮起来的“单干风”“三自一包风”……屈膝投降吗？“开导”就是开路，他们自命为资本主义势力的“开路先锋”。“三家村”估计社会主义要“失败”了，搞资本主义复辟的黑风“必然会胜利”了，他们可以公开地投靠“发展”资本主义的反动势力了！
一九六一年四月三十日，在《爱护劳动力的学说》一文中，邓拓赤裸裸地攻击我们不“爱护劳动力”，把无产阶级专政和地主阶级专政相提并论，说什么“早在春秋战国及其前后的时期”，剥削阶级“通过自己的统治经验”“发现了劳动力消长的某些客观规律”，计算出“各种基本建设所用的劳动力”的限度。邓拓要求“我们应该从古人的经验中得到新的启发，更加注意在各方面努力爱护劳动力”。谁都知道，我们是最爱护劳动力的，中国共产党的一切工作，都是从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的，都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而历史上一切奴隶主阶级和地主阶级，从来只会对劳动人民进行贪得无厌的、永无休止的残酷剥削，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奴隶和农民的大起义，他们怎么会认识什么“劳动力消长”的“客观规律”呢？这不过是利用当时我们因自然灾害而造成的暂时困难，诬蔑总路线、大跃进是不“爱护劳动力”，要我们放弃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放弃大办农业，放弃执行奋发图强、自力更生的革命方针，用地主阶级的所谓“统治经验”来瓦解无产阶级专政。这就是说：你们搞自力更生是“力不胜任”的，是“过于勉强”的，赶快下马，赶快放弃，还是照地主阶级“杂家”们的老办法办事吧！这不是明明配合美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恶毒攻击么？如果照了这条路线去做，我们不但没有大庆和大寨，没有原子弹，而且会沦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
决不是偶然的，就在这篇文章发表前后，邓拓竭力鼓吹向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学习。他在《交友待客之道》一文中，鼓吹要“学习”“团结”“比自己强”的国家，“要欢迎朋友比自己强”。《从三到万》一文里，又咒骂什么“如果自命不凡，看到入门很容易，就把老师一脚踢开，那末，他就什么也学不成。”这是恶毒攻击我们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要求把修正主义请进门，引狼入室。我们要学习世界上一切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教训，但是决不能学修正主义。我们热烈欢迎一切革命事业的大发展，但是决不能去欢迎修正主义。邓拓这一系列的指桑骂槐，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腔调一模一样，诬蔑党的社会主义建设路线是“勉强”的，只有“学”苏联修正主义集团的道路，在中国搞修正主义，才有“出路”。
在掀起这股妖风的时候，“三家村”一方面竭力为牛鬼蛇神的出笼呐喊助威，大力开路，里应外合；一方面配合国内外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者，恶毒的攻击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为现代修正主义涂脂抹粉，妄想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重新登台制造舆论。
一九六一年六、七月间，“三家村”又吹起了一股大妖风。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周年。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高举总路线的红旗，在同国内外反动派的尖锐的斗争中，在同严重的自然灾害的斗争中，引导着中国人民继续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胜利前进。这时，国内的反动势力，被“罢”了“官”但不甘心失败的右倾机会主义者，正在进一步刮起“翻案风”，想否定庐山会议对他们的批判，否定解放以来历次重大的政治斗争的成果。“三家村”里的“兄弟”们，这时向党中央射出了密集的支持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毒箭：
一九六一年六月七日，吴晗在一篇以纪念于谦为名的阴暗文章里，又提出了一个“诬告”的案件，大大把被“罢官”的于谦吹捧了一通，说他“性格刚直”“生性朴素”“永垂不朽”，特别提出于谦“名誉恢复了”“于谦的政敌都先后失败”，并另外注明他被任命为“兵部尚书（国防部长）”。“恢复名誉”是今天我们的语言，皇帝根本不会说这种话。吴晗不过用来透露他的一种心情：无产阶级革命派就会“先后失败”，很快就要为右倾机会主义者“恢复名誉”了！
一九六一年六月二十二日，紧接着吴晗提出于谦的案子，邓拓又发表了《陈绛和王耿的案件》。这篇文章是这样的恶毒和露骨，作者心中有鬼，根本不敢收进《燕山夜话》集子里。我们是从发表《燕山夜话》的《北京晚报》上找到的。作者说这个“掌故”可以“打开人的思路”，才把它从旧书堆中翻出来。文章隐喻地说了一个“故意夸大和捏造的”“案件”，画龙点睛在最后一段：“宋代政府在明肃太后临朝期间吏治已经日趋腐败，上边用人行政没有精明强干的宰相和他的僚属认真负责，下边的地方官吏则为所欲为”，以至造成了“这个案件”的“扩大化和复杂化”。这是用地富反坏右的反革命腔调，恶毒的诬蔑我们的党，借攻击“明肃太后”“宰相”为名，刻毒咒骂我们党中央，用“为所欲为”的“下面的官吏”来刻毒咒骂党的各级干部，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其他反党分子喊冤。甚至连“扩大化”这种现代的字眼也喊出来了！要“打开”什么“思路”呢？不就是要打开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其他反党分子“翻案”的“思路”吗？不就是要打开牛鬼蛇神攻击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路”吗？尤其耐人寻味的是，邓拓把“翻案”的希望寄托在有一个“精明强干的宰相”登台夺取领导，这是在呼唤什么脚色上台，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正是“三家村”中的主将的口气。不收进集子里，只是“欲盖弥彰”，更加引人注目！
在此同时，邓拓还在《两座庙的兴废》中，对“两座庙的一兴一废”大大发了一通“感慨”。一座庙香火盛了，“远近闻名”；另一座庙却“废”了，“一直无人理睬”。为怕别人不懂，特别要我们推及“其他类似的事情”。这就是指我们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太冷淡了，没有人再去烧香了。邓拓对那些从政治舞台上倒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烂泥菩萨，对那些被党和人民彻底唾弃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和其他反党分子“一直无人理睬”的遭遇，表示强烈的不满，要党重新“重视”他们，把“废”了的菩萨重新供起来！
紧接着，吴晗在《海瑞罢官》的前言中就更露骨地喊出“海瑞丢了官，但他并不屈服，不丧气”，叫嚣要有“不为失败所吓倒，失败了再干的坚强意志”了！这是“三家村”当时的共同呼声，绝非孤立事件。他们不但鼓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再干”，而且自己“干”得更起劲了！
七月二十五日，“三家村”里抛出了十分恶毒的反共文章《专治“健忘症”》。这篇文章恶毒诬蔑党的负责同志患了“健忘症”，“见过的东西很快就忘了，说过的话很快也忘了”，“自食其言，言而无信”，“喜怒无常”，要“用一根特制的棍棒，打击病人的头部，使之‘休克'”。这不但同右倾机会主义者仇恨和诬蔑党中央的语言一模一样，而且简直要想把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一棍子打死。这多么狠毒！他们不是很想把革命者打死打昏，让修正主义上台么？这篇文章赤裸裸地暴露了他们对党充满了刻骨的阶级仇恨，完全是站在地富反坏右的立场上攻击我们的党！
上面一连串的事实，确凿地证明了《海瑞罢官》不仅代表吴晗一个人的政治态度，而是“三家村”集团支持“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政治活动的一个前奏曲。这个集团中一小撮人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夺取党和国家的权力上，煽起了一股逆流。然而，“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这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诬蔑和攻击，丝毫无损于党的伟大光辉，只能暴露他们的罪恶面目，激起人民的愤怒，被党和人民所唾弃。
从《三家村札记》开场到一九六二年三月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三次会议的时期，“三家村”的进攻，可以说是达到了疯狂的程度。这时，首先是国际上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者，进一步掀起了嚣张一时的反华大合唱。一九六一年十月召开的苏共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苏共领导把他们自己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始逐步发展起来的修正主义路线形成完整体系，进一步推行分裂国际共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