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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能代表“三家村”在这段时期对形势估计的有两篇文章：一篇是一九六二年一月一日吴晗的《说浪》。他以抑制不住的狂热心情，热烈吹呼“这半年多来”冲击着社会的一股“浪”，他高兴地喊叫“这股浪头可真大”，把一股冲击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逆流，当作“浪”的成绩而大行鼓吹。他对今后形势的估计是“浪头”将“越来越大”。吴晗利令智昏地认为：他们这一伙人会胜利，修正主义的逆流即将变成主流。不久，二月四日邓拓在一篇不敢收进集子的《今年的春节》一文中，更加赤裸裸地说：“北风带来的严寒季节就要结束了，代之而起的将是和暖的东风，大地很快就要解冻了。”“解冻”不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反斯大林时用的彻头彻尾的反革命语言吗？这伙人利令智昏地估计：一九六二年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就要结束了”，无产阶级专政会被反社会主义的逆“浪”冲倒，“代之而起”的将是右倾机会主义者即修正主义者的天下了，“三家村”的人们将更加得势，可以为所欲为了。同志们请看：“三家村”是多么希望中国出现修正主义“解冻”的局面啊！
在这种形势估计下，“三家村”疯狂地发动了全面进攻：
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十日，邓拓在《三家村札记》中发表了《伟大的空话》。他假借批评一个孩子的诗，指桑骂槐地咒骂“东风是我们的恩人，西风是我们的敌人”是“空话”“八股”“陈词滥调”“自鸣得意”。这是明目张胆地咒骂“东风压倒西风”这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论断是“空话”。邓拓说：“这种伟大的空话在某些特殊的场合是不可避免的”，这是暗示读者，他并不是在咒骂小孩子的诗，而是咒骂在“特殊场合”即国际和国内阶级斗争中我们党进行斗争、教育群众的思想武器。邓拓的目的何在？就是把引导我们前进的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刻毒地诬为“空话”；要我们在政治生活中取消毛泽东思想，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他竟然狂妄地要求我们的党“少说一些，遇到要说话的时候，就去休息”。毛泽东思想“休息”了，修正主义思想不就可以大泛滥了吗？他们疯狂咒骂毛泽东思想，不但不能损害毛泽东思想一根毫毛，反而更加显出了毛泽东思想是使一切牛鬼蛇神恐惧发抖的具有无限革命威力的思想武器！
同它密切配合，“三家村”中接连发表了一批攻击毛泽东思想、诽谤革命派的文章。《燕山夜话》抛出了《放下即实地》，中心是要党“放下”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讽刺抓住不放的人是“瞎子”，是“自讨苦吃”。他要求党“尽管放心大胆地撒手”，让自己跌下去，跌到所谓“实地”即资本主义的土地上去。十一月二十五日，廖沫沙同时发表了两篇文章：《“孔之卓”在哪里？》《怕鬼的“雅谑”》。前一篇用吹捧孔子的形式说：“孔子倒很有‘民主'思想，欢迎人家对自己的学说提出批评”，言外之意是要党发扬资产阶级的“民主”，让反动分子起来攻击毛泽东思想。后一篇用仇恨的语言诬蔑毛泽东思想，诬蔑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口出大言”、“口称不怕鬼而实际怕鬼怕得要死的人”，要使他们“丑态百出”。谁都知道：在毛泽东思想教育下的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伟大的中国人民不但不怕一切妖魔鬼怪，而且决心要粉碎世界上一切妖魔鬼怪，“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这两句诗，概括了伟大的中国人民大无畏的英雄面貌。这种英雄气概能压倒一切歪风邪气。廖沫沙竟然要编一本《怕鬼的故事》，这不是明明配合国内外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者，丑化不怕鬼的中国人民、丑化党、丑化坚持毛泽东思想的革命派吗？
这两篇文章发表的第二天，《燕山夜话》立刻又登出了《两则外国寓言》，进一步攻击所谓“说大话”。说什么“直到如今，这样吹牛的人物，随时随地都还可以遇见。”恶狠狠地喊叫“决不会轻易地放走吹牛的骗子。”你要革命吗？你要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吗？你要自力更生、克服困难吗？这都是“大话”，都是“吹牛”，“三家村”都要找你算账。这篇文章在收进集子的时候，作者删去了这样一句话：“困难不但不会克服，反而越来越多，其严重性也日益增大”。你看，他们是多么恶毒地嘲笑我们党为克服困难而采取的自力更生的方针啊！他们竟认为困难会“越来越多”。不久，吴晗在《赵括和马谡》中，再一次用两个所谓“哗众取宠”“夸夸其谈”的故事，借古讽今地教训我们“今天重温”所谓“失败的经验”，“害己、害人、误国的教训”，显然，吴晗妄想伟大的中国人民“摔了跟斗”，总路线已经“失败”，右倾机会主义者就要上台了。这一阵从邓拓《伟大的空话》开始的大黑风，同呼唤右倾机会主义者上台完全结合在一起了。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欣欣向荣进入一个新高潮的今天，重读这些文字，只能告诉我们：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好汉”是永远不可能看到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的！他们在估计政治形势上比瞎子还要瞎！
同志们、朋友们请看，这以邓拓文章为核心的诬蔑和攻击，在一个短时间内，目标这样集中，语言这样一致，难道不是经过有计划的组织和配合吗？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是多么疯狂啊！我们怎能不激起强烈的义愤！怎么能不彻底粉碎他们！
接着“破门而出”的一连串文章，矛头更加露骨地对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把攻击重点从政治问题转到组织问题，其恶毒和疯狂的程度是罕见的：
二月二十二日，邓拓在《智谋是可靠的吗》一文中，提出了要“皇帝”“博采广谋”。他特别强调“不必谋自己出”，别有用心地说：“谋自己出，则谄谀得乘间迎合矣。”这决不是要领导干部虚心倾听下面的意见，而是要党中央接受他们支持的那条修正主义路线。他们狂妄地警告党：如果“不管什么事情总是要自己出主意，企图出奇制胜”，不接受“下面”即“三家村”的“好意见”，“终久会有一天要吃大亏。”这是公开要求把复辟资本主义的“计谋”变成党的路线，恶毒地咒骂党中央。他们的“好意见”，就是搞修正主义，就是搞资本主义复辟，就是使全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重新陷于痛苦黑暗的被压迫境地。这是最坏的主意。正同什么是香花毒草一样，革命的人民同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在“好”“坏”的区别上，是截然对立的，是不可能有共同语言的。
二月二十五日，只隔三天，又冒出一篇《王道和霸道》。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告诉我们：“王道”和“霸道”都是地主阶级专政，都是反革命的暴力。一切表面上以“王道”出现的地主阶级统治，其骨子里都是霸道，“仁政”之类不过是血淋淋的反革命暴力的一块遮羞布罢了。鲁迅一针见血指出过：“在中国的王道，看去虽然好象是和霸道对立的东西，其实却是兄弟，这之前和之后，一定要有霸道跑来的。”（《鲁迅全集》第六卷，第一○页）邓拓却大捧“王道”，说什么：“即便在古代，王道也毕竟要比霸道好得多”。这种荒谬已极的歌颂地主阶级专政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要“我们”去接受邓拓捏造的“经验教训”：“这使人一看就会感觉到当时要想做霸主的，到处树敌，多么不得人心！”并且特别翻译成为“我们的（即“三家村”的）语言”说“所谓霸道，……就是咋咋呼呼的凭主观武断的一意孤行的思想作风。”这个腔调我们不是听过多次了吗？现代修正主义者把妄图建立世界霸权的美帝国主义捧为和平天使，恶毒地诬蔑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中国是“好战”，“霸权主义”；国内的反动阶级积极鼓吹“三和一少”──即对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现代修正主义要“和”，对各国人民革命斗争支援要少，攻击我们“孤立”、“到处树敌”。只要对照一下，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燕山夜话》恶毒地攻击“想做霸主的”“到处树敌”“不得人心”“一意孤行”正是针对着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路线，充当了国内外反动派的应声虫！它决不止是《北京日报》文章中所说的“美化封建社会制度”的问题！
三月二十九日，冒出了一篇《为李三才辩护》。题目就很奇怪：今天并没有什么人攻击四百年前的李三才，有什么必要大声疾呼地为“李三才辩护”呢？据说，李三才“是一个正面的历史人物”，是“攻击封建黑暗政治”的大英雄。一查《明史》，不对了，这是一个血腥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大猾积盗，广设方略，悉禽灭之”，一生血债累累。这是一个死心塌地为“封建黑暗政治”服务的地主阶级走狗，一再上疏要求彻底扑灭所谓“祸乱”“巨盗”，“永保”地主阶级的天下。为这样的人物“辩护”真正的用意何在呢？
原来，李三才是一个想爬进内阁去的野心家，他因为同当时地主阶级当权派有矛盾，以“反对派”的身份不断攻击当权派，在奏疏中提出过“为民请命”的口号，在狗咬狗的矛盾中“罢”了“官”。邓拓吹捧这个“辞官”的“反对派”，把他捏造成一个大英雄，是为了借这个死人替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辩护”。邓拓把笔锋集中在“罢官”之后：“甚至在李三才终于退归故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