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家乡，少奇同志不住宾馆，不住招待所，而是住在原来用作养猪场的饲料房或生产队的房子里，大家都睡木板和草地铺。他在各村随便走访，找干部、社员谈话，鼓励他们讲真话。他说：“讲错了也不要紧。好就说是好，坏就说是坏，实事求是。”
少奇同志从炭子冲老家步行10多里到他姐姐住的赵家冲，遍访了那个屋场所有社员的家庭，看到农民家里油盐罐里，只有盐没有油。他在小山坡上特意用脚搓开路旁一摊已经风干的人粪，看看里面究竟是些什么，发现多是粗纤维，是粮食吃得少、野菜吃得多的结果。他查问旱情，询问他年青时熟悉的一些水塘头年水位的高低，和过去对比，知道旱情并不严重。他听说有许多社员因为办食堂、盖养猪场而多次搬家，最多的竟搬了7次，很感慨地说：“中国有句老话，‘人搬三次穷’。群众连个安定住处也没有，这怎行呢？我们是共产党啊！”
从调查中，他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一面打电报向党中央、毛主席报告，一面采取各种办法，帮助群众解决困难。他重申了社员的房屋所有权，房前屋后的林权，要求当地干部：“在不引起新损失的情况下，要让社员回到土改时确定的住房去。公共食堂能办好就办；不能办好，群众愿意就可以散。一定要保证群众都能吃上饭。”因为群众住房紧张，少奇同志还告诉干部不要保留他的旧居，让群众搬进去住。可是，没有一户社员肯搬进去。少奇同志就亲自动员原住户和解放前他家的长工搬回去，说：“你们放心住着，到将来有更好的房子住时，你们再搬走。”
最使我难忘的是，在浮肿病院里，那里不但有老人，还有许多青壮年。少奇同志看了，心情十分沉重，几乎要掉下泪来。他公开向干部和社员们讲：“40年没回家了，看到乡亲们生活很苦，工作没做好，我心里很难受。”“我对不起大家！”他一方面依靠群众积极寻找解决办法，以纠正错误，严厉批评了一些干部：“不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而是从上面的意图出发，这是很不好的风气。”同时又专门找了因坚持反“五风”而被撤职的大队干部，表扬了他们敢于坚持正确意见，动员他们出来工作。由于当地矛盾复杂，曾整过那些干部的大队书记听说了这件事，就站在大路口上当众大声叫骂：“刘胡子，你竟敢用右倾分子！”公安干部报告了这件事，少奇同志只微微一笑，转身又谈别的正事了。几天后，少奇同志见到那个大队书记，严肃又和蔼地对她说了一句：“我们共产党员是为大家办事的，不能只想到自己的名利，是不是？”那个干部的脸立刻红起来。少奇同志还找犯过“五风”错误的干部，指出不能因为受批评就心灰意懒，躺倒不干；要顾大局，团结一致，共同克服困难。另一方面，少奇同志又代表中央向群众承认错误，并主动替各级干部承担责任。他检讨说：“教训深刻，刻上碑，以免再犯！各级干部都有责任，主要责任在中央，中央责任在我！”
我们是跟人民在一起的（5）
由于过度劳累，少奇同志不久就病倒了。即使在休息期间，他仍念念不忘群众疾苦，捡橡子、吃木薯，尝代用粮。有一次还差点儿中了毒，搞得大家好紧张。医生严厉地批评了厨师郝苗同志，郝苗又自责又委屈，说是首长硬让他做的。这时期，少奇同志极力提倡恢复自留地，适当开放农贸市场，弥补国营和集体经济的不足，想方设法使人民度过困难。
因为少奇同志亲自做了调查研究，摸清了真实情况，他才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总结经验教训，并主动承担了责任。一种对祖国、对人民的责任感，使他和一些领导同志下定决心：一定要纠正错误，扭转局面，号召全党全民紧紧团结，克服困难。当时，国际上，苏联已中断了一切经援，撕毁合同，又趁我困难强逼还债；美国加紧对我国的封锁；印度挑起边境争端，强占我领土。台湾的蒋介石也疯狂地喊叫反攻大陆。内忧外患，危浪险涛。我看到少奇同志心情沉重，吃饭很少，深夜躺在床上经常久久不能入睡。他作为党的副主席、国家主席，怎能不心焦呢？然而，他总是充满信心和决心，日日夜夜，与全党、全国人民一样紧张地工作。
1963年，我国度过了困难时期，经济开始复苏，市场也日渐繁荣。人民开始高兴的时候，少奇同志也高兴了！春节期间，北京和平门外琉璃厂一年一度的集市——厂甸，又活跃起来了。上午，孩子们去逛了回来，吃中饭时谈得可高兴了，什么风车、大糖葫芦呀，棉花糖、面人呀，各种土特产呀，说个没完。少奇同志听得很有兴趣，兴奋地说：“我们也去看看！”
下午，少奇同志和我带上孩子们坐车去了，一过和平门，车子就停下来，步行一段路，走进了熙熙攘攘的人群。少奇同志也牵着孩子在人群中挤来挤去，看看这，摸摸那，像小孩子过年似的。我们一起生活了多年，却很少看见他这样开心。他此时的心情，是每一个曾为人民做过一点儿好事的人，都能体会到的。看到群众欢乐的表情，少奇同志笑了，出自内心地笑了。
“做人民的好儿女！”
少奇同志出身于一个富农家庭，在兄弟姐妹中是最小的一个。9岁时，父亲病故。全家都很疼爱他，尤其是母亲，对他格外疼爱，而他也一直很敬爱母亲。
1920年，22岁的少奇同志离家到上海学俄文，准备赴莫斯科学习革命经验。母亲舍不得他，怕以后见不着了，不让他走。少奇同志安慰母亲说：“我离开祖国远行，离开母亲，是为了祖国，也是为了母亲啊！”1925年，他被军阀赵恒惕逮捕释放后，母亲说什么也不让他走了，跪下来哀求他：“再别干这种事了，太危险了！”在当时封建礼教还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一个孝顺的儿子要抗住母亲的下跪，需要多大的革命坚定性啊！少奇同志温厚而坚定地对母亲说：“别的事，我都可以答应你，唯独这件事，不行！”以后，少奇同志到了广州，被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领导全国工人展开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他曾把母亲接到城里，专门找人给她画了一张像，一直带在身边。这张像，至今我还保留着。
少奇同志是他母亲的爱子，但他首先把自己看做是人民的儿子，他最自豪的，就是能做人民的好儿子。他曾说：“对领导干部来说，最大的报酬是人民的信任。”对于这种信任，他感到骄傲，但从不滥用这种信任，从不滥用党和人民赋予他的权力。他把自己看做人民中的一员，也要求亲属这样做。
少奇同志有一个比他大两岁的姐姐，一直在生活上跟他关系不错。记得解放后她来看我们时，曾笑着对少奇同志说：“别看你当主席，我也是你姐姐，小时候我还打过你屁股呢。”但在政治上，这个姐姐早年也极力阻拦少奇同志革命，甚至还骂他不孝不悌。这个姐姐嫁在地主家庭，土改以后，要自食其力，颇感困难，不免有抱怨情绪。有一次，她写信给少奇同志：“我在塘边，一边打水一边想，我弟弟在北京做大官，可是我在这里打水……”少奇同志回了一封信：“我看到你的信，知道你在打水，在劳动，靠劳动生活，我感到光荣。如果我姐姐还在继续靠剥削生活，我会感到羞耻的……”本来，只要少奇同志稍一援手，就可以帮他姐姐很大的忙，但他并不这样做。他积极支持自己的姐姐做一个劳动者。
我们是跟人民在一起的（6）
对自己的子女，少奇同志一直让他们与群众在一起，在斗争的风雨中成长，把他们交给人民。在那出生入死的革命年代里，何宝珍何宝珍，1923年4月在江西省萍乡县安源镇与时任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代理总主任的刘少奇结婚，1934年在南京雨花台英勇牺牲。烈士被捕就义，允斌、爱琴、允若（毛毛）允斌、爱琴、允若，即刘允斌、刘爱琴、刘允若，刘少奇的长子、长女、次子。3个孩子流落在外，一个当了小长工，一个沦为童养媳，一个做了小学徒和报童，饱饮苦水。1938年和1946年，周恩来、叶剑英同志在武汉、南京先后把他们找回延安。后来，少奇同志说：“没有父母不爱自己的子女的。只有全国人民的孩子都幸福了，我们的孩子才能幸福！”
三年困难时期，少奇同志坚持让孩子们在学校吃住，他对我说：“人民吃不饱，我们有责任。让孩子们尝尝吃不饱的滋味，有好处。等到他们为人民办事的时候，将会更好地总结我们的经验教训，再不要让人民吃不饱饭。”
1967年初，少奇同志受到林彪、江青一伙残酷的打击迫害，孩子们也横遭株连。过去，少奇同志总是教育孩子们要听党的话，热爱毛主席，时刻与群众在一起，认真学习，积极投身革命。孩子们心目中的父亲，形象是崇高的，而今竟成了“革命对象”！尤其是未成年的孩子们，更不知如何去认识。但他们始终相信自己的父母不是反革命，一直留在我们身边。因此，压力和打击也就更大些。哪一个做父母的看到孩子为了自己受连累，被围攻、批斗，能不倍感心疼呢？一天，平平和亭亭平平、亭亭，即刘少奇的女儿刘平平、刘亭亭。被勒令到学校去接受“阶级教育”，我心里很难过，走进她们的屋子，像过去一样拉开书桌抽屉，翻看平平的一本日记。日记的字里行间包含着天真稚气和美好的幻想，也有悲观失望和受到的无情打击。而这一切，孩子们全未对我们说过。就是在日记里，也没有流露出对父母有任何谴责之意。但孩子毕竟是由于我们而受折磨呀！我看着，想着，突然眼睛被吸引到一行字上：“亲爱的爸爸妈妈呀，你们为什么要生我？我本来根本就不该到这个世界上来。”我不知道有谁尝过心如刀绞的滋味，我用手按住胸口，两眼死死盯在这句话上。我拿着平平的日记，刚要进少奇同志办公室，又犹豫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