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十讲- 第7部分

　　　　心怀天下的归隐者张居正毕竟是一个传统的中国文人，当他面对混『乱』不堪的政局时，自然就生出了出世的念头。

　　　　然而，心怀天下的张居正，即便是在出世的时候，仍然没有全心投入归隐的生活。他还在记挂着北京的政局。张居正离开朝廷后，政治生活依然混『乱』不堪。这里我们只关注他的出世生活。据张居正的《先考观澜公行略》中记载：“甲寅，不肖以病谢归，前后山居者六年，有终焉之志。”

　　　　意思是说，他的归隐时间有六年，也就是从嘉靖三十三年到三十八年。其实，在嘉靖三十六年（公元1557年），张居正就已经销假，这在他的《种莲子戊午稿序》中可以找到证据：“往甲寅，不佞以病谢归。”

　　　　甲寅年就是嘉靖三十六年。如此说来，张居正真正归隐的时间是从嘉靖三十三年到三十六年，整整三年。

　　　　可是，为什么他要说是“六年”呢？原来，他在嘉靖三十七年曾经便道回家，嘉靖三十八年才回到北京，因此“六年”只是个笼统的说法。

　　　　现在的问题是，这三年张居正过的是怎样的出世生活呢？通过了解这三年的生活状况，我们就能看出他那种明显的双重『性』格！

　　　　一般说来，古人在隐居的时期，占据其思想的主要是出世的情怀、『性』格。然而，对于中国古代的读书人来说，这只是事情的一面。

　　　　他们即使在这时，仍然有着强烈的入世情怀、『性』格，表面上看来矛盾，其实如同上文已经说过的那样，有其内在的心理依据。这种双重的『性』格在已经归隐的张居正身上同样存在。让我们先来看一下他的出世『性』格吧！

　　　　说起张居正的这段归隐生活，一般都要引用他的儿子张敬修的《张文忠公行实》。在这本书里，对张居正三年的归隐生活，作了如下的记载：“三十三年甲寅，遂上疏请告。既得归，则卜筑小湖山中，课家僮，『插』土编茅，筑一室，仅三五椽（音同“船”），种竹半亩，养一癯（音同“渠”）鹤，终日闭关不启，人无所得望见，唯令童子数人，事洒归，煮茶洗『药』。有时读书，或栖神胎息，内视返观。久之，既神气日益壮，遂博极载籍，贯穿百氏，究心当世之务。盖徒以为儒者当如是，其心固谓与泉石益宜，翛然无当世意矣。”

　　　　这段记载跟周圣楷《张居正传》上的记载几乎一样，后者说张居正“终日闭关不起，人无所得望见，久之，益博极载籍，通当世之务”。

　　　　据此，许多人就说这便是张居正归隐生活的全部：住在一个清幽的小茅屋里，种竹、养鹤、读书、养神。整个一个隐者风度！

　　　　这就是张居正归隐生活的全部吗？曾经雄心万丈的他真的就能如此沉寂，从此恬淡吗？

　　　　当然，我们不能说这里的记载是完全虚构的。毕竟，这种生活对于被北京纷扰的政局整得烦闷的张居正来说，既是期望的，也是应有的。他期望着这种生活，儒家读书人心中那种穷则独善的精神要求他跟那些肮脏的政治人物划清界限，躲进一个清雅的世界里修身养『性』；他也应有这种生活，没有这种生活让他摆脱时局的纷『乱』，他就没有重新校准自己的目标，理顺自己的思路和再次蓄积力量回京展开政治权力之争的机会。

　　　　可以说，这段时间的归隐生活，对于张居正的一生是重要的。但是，我们也必须知道，这些记载并没有反映张居正这三年的全部生活状况。

　　　　很显然，作为一个有着宏伟抱负的政治家，即便是在归隐时期，也是心系政局的。也就是说，这个时期张居正的生活，并不像上面说的那样是完全恬淡的。

　　　　他的确读了不少书，也写了不少诗文，但正是在这些诗文里，我们可以看出他对时政的关心——那颗火热的入世之心在清寂的出世情怀下，从来没有停止跳动！

　　　　先来看一首写于嘉靖三十三年的诗，名为《登怀庾（音同“语”）楼》，其中有如此几句：“但恐濛汜（音同“四”）夕，余光不可留，风尘暗沧海，浮云满中州。目极心如惄，顾望但怀愁，且共恣啸歌，身世徒悠悠。”

　　　　这时的张居正已经离开了北京，但是这个曾让他厌烦的地方还是让他“顾望但怀愁”。看来，他还没有完全心冷，他还是惦念的。

　　　　想到自己的大志未酬，前途未料，顿时觉得“身世徒悠悠”。可以想见，张居正肯定搁不下政局，其一是因为自己没有获得大权，其二更是因为大权落在『奸』臣之手，国家前途危险。一旦念及，怎能让他不牵肠挂肚？

　　　　如果说这首诗中对时政的牵挂显得不那么明显，那么下面这首诗，就将这种牵挂彰显无遗了！这首诗名为《闻警》，大约作于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年），内容如下：“初闻铁骑近神州，杀气遥传蓟北秋，间道绝须严斥堠（音同“猴”），清时那忍见毡裘。临戎虚负三关险，推觳（音同“户”）谁当万户侯？抱火寝薪非一日，病夫空切杞人忧。”（均见《张文忠公全集》）这首诗的写作背景是嘉靖三十四年的九月，俺答又进犯大同和宣府，十二天以后，更是进犯怀来，使得北京戒严。这样危急的国难来临，张居正怎么坐得住？

　　　　但是，在野的他又有什么办法呢？别说是他，就算徐阶也是束手无策。那个可恨的严嵩还在那里继续“货财上流”，刮收民脂民膏！无可奈何之下，他只好疼惜起自己的身体来，“抱火寝薪非一日，病夫空切杞人忧”。在这样的时刻，他不可能优游于林下，时局让他如坐针毡。

　　　　除了写诗发泄心中的郁闷外，张居正没有停止对老百姓生活以及地方政治的考察。

　　　　在他的观念中，本来以为大明朝政治上的腐败主要是在朝廷，主要是由于有了个只知道“货财上流”的严嵩。但是，这次回到地方，通过观察，他发觉自己错了：地方『政府』同样腐败不堪，甚至有过于中央。

　　　　真应了那句话：上梁不正下梁歪！张居正在一篇名为《荆州府题名记》的文章中，深入分析了荆州府的社会问题：“其继也，醇俗渐漓，网亦少密矣，变而为宗藩繁盛，螅�权挠正，法贷于隐蔽。再变而田赋不均，贫民失业，民苦于兼并。又变而侨户杂居，狡伪权诈，俗坏于偷靡。故其时治之为难。非夫沈毅明断，一切以摘『奸』剔弊，故无由胜其任而愉快矣。”（《张文忠公全集》）事实的确如此：当时的明朝，宗藩势力太大，成为极大的经济和政治负担；而大地主的土地兼并，又使得贫民失业；老百姓吃不起饭，民风也变得『奸』诈，到处都是偷抢，社会问题之复杂难解，甚于以前。

　　　　张居正认识到了这些问题，说明他并没有对现实闭上眼睛，他仍然在敏锐地注视着自己周围的社会。他甚至知道应该怎么解决这些问题，那就是“沈毅明断，一切以摘『奸』剔弊”，意思是说对宗藩进行限制，对大地主进行制裁，对巧诈的人施行法治。

　　　　可是，这些都需要实权在手的前提下才能施行。但是，张居正只是一个在野的人，尽管他没有对现实完全灰心，仍然抱持着一旦时机到来就出山为官的心思，但是这时的他还不能走出去。他还要继续修身养『性』，还要继续留在基层，观察民生疾苦。在一篇名为《学农园记》的文章里，他如此写道：“余少苦笃贫，家靡儋石，弱冠登仕，裁有田数十亩。嘉靖甲寅，以病谢，自念身被沈病，不能簪笔执简，奉承明之阙，若复驰逐城府，与宾客过从，是重增其戾。乃一切谢屏亲故，即田中辟地数亩，植竹种树，诛茆结庐，以惬息其中。”（《张文忠公全集》）不用多言，这一段自然是在写他归隐田园的生活。但是，这并不是他全部的生活，在耕作之余，他还观察着百姓们的生活：“每观其被风『露』，炙熇（音同“鹤”）日，终岁仆仆，仅免于饥；岁小不登，即『妇』子不相眄（音同“面”）；而官吏催科，急于救燎，寡嫠（音同“犁”）夜泣，逋（音“bu”）寇宵行；未尝不恻然以悲，惕然以恐也。或幸年谷顺成，黄云被垄，岁时伏腊，野老欢呼，相与为一日之泽，则又欣然以喜，嚣然以娱。”（《张文忠公全集》）百姓们的生活实在是太苦了，风餐『露』宿，没日没夜地辛劳，才能勉强得到温饱。如果遇上年成不好的时候，收租的官吏再来敲诈一下，生活就没有着落了！

　　　　张居正为百姓们的疾苦而生恻隐之心，为百姓们的收获而生愉悦之情，这时的他已经有了忧乐天下的胸怀了。有着如此的挂念，怎么能够一个人优游于山林、田陌？此时的他想必也是矛盾丛生吧！

　　　　在这样的心绪之下，这个已经出世的读书人，密切注视着外面的世界，并没有因为手中无权就妄自菲薄，或者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他注意到，百姓的生活困难，一部分因为田赋太重，另一部分则因为商税太高。他在《赠水部周汉浦榷竣还朝序》中如此写道：“自顷以来，外筑亭障，缮边塞，以捍骄虏，内有宫室营建之费，国家岁用，率数百万，天子旰（音同“干”）食，公卿心计，常虑不能样给焉。于是征发繁科，急于救燎，而榷使亦颇骛益赋，以希意旨，赋或溢于数矣。故余以为欲物力不屈，则莫若省征发，以厚农而资商；欲民用不困，则莫若轻关市，以厚商而利农。”（《张文忠公全集》）这一段话表明了张居正对于时弊的清醒认识。他知道，税收的繁重，不仅会滋生腐败因素，更重要的是增加百姓的负担。于是，他提出了“省征发”、“轻关市”的主张，希望借此可以减轻百姓疾苦。

　　　　但是，问题仍然在于，没有实权在手，这一切的主张都是白搭。要想化解民生疾苦，待在乡下是不行的，关键是要取得权力。

　　　　三年的归隐生活，让张居正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