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泌：“早得美名，必有所折。宜自韬晦，斯尽善矣。藏器于身，古人所重，况童子耶！但当为诗以赏风景，咏古贤，勿自扬己为妙。”不要这么张扬，写些赏景怀古的诗就可以了，千万别这么夸自己。正是有了这次教诲，李泌后来和张九龄成了忘年之交，张九龄呼李泌为“小友”。
然而好景不长，张九龄不久便被贬到荆州去也，所以他无法再引荐李泌了。这段时期李泌曾应邀在荆州呆了一阵，后来则游于衡山、嵩山这些地方，结交一些道人。从这时起，李泌正式学习道家的一些“学术”，包括什么长生、羽化、服饵之类的东西，“自是多绝粒咽气”，估计就是吐纳、导引、辟谷这些吧。不知古人修道是不是真的要绝食，《史记》写张良辟谷也是一年没吃饭。单从这一点上，我就与道家无缘了，饿一顿就受不了，饿两顿家里就鸡犬不宁了——不过真要饿急了，也不至于鸡犬不宁，因为鸡犬都被吃掉了。说实话，饿的厉害的时候，眼睛发绿光是完全有可能的，因此极不相信这些辟谷的说法。李泌在山中的隐居，其实和当时很多人一样，想走一条“终南捷径”。这点李泌又和李白特别相似，李白就是不想走“正常渠道”即科考，借以迈上仕途之路，而是梦想着自己能够一步登天，李泌也以“随常格仕进”为耻。后来两人的确都没去考试，同样也都是待诏翰林，只不过，李白是纯粹因为诗名受到皇帝召见，李泌则是从嵩山中上书言事。玄宗看到李泌的上表，想起了当年这位神童，便下旨召见他。回到京城的李泌，一如既往的成为各高台阔府中的座上客，只是时过境迁，当初的张说、张九龄、贺知章都不在了，邀请他的多是宁王、玉真公主这些皇室成员，虽然身份有所提高，但不想做帮闲文人的李泌大概并不怎么喜欢这样，只有一个人例外，那就是以前和他和有过两个月交情的当朝太子李亨。
李泌最终在玄宗朝并未得到重用，原因是杨国忠的“排挤”，通鉴则说是玄宗想要他入仕，被李泌拒绝，没办法才让他以布衣的身份与太子交往。据说后来杨国忠连这也容忍不了，上奏非要玄宗把他迁移到蕲春才行，就这样，李泌便回家隐居，住在颍阳一带。这正应了道家祖师爷老子的话：“福兮祸之所倚，祸兮福之所伏”。李泌此时没有当官，看起来像是有所失，但实际上却是“得”大于“失”，起码他不必在李林甫、杨国忠当朝的时候因为正直而担心，安史之乱中也不会陷于贼庭，不必去接受什么伪职，当然也就不必受什么惩罚；同时，也正由于他是布衣，所以叛军不会太注意他，让他得以来到灵武，从而开始他“白衣卿相”的另一段传奇经历。
肃宗在灵武即位后，很快想起了这位“神仙弟弟”，就派人去召李泌快些过来。李泌果然飘然而至，令肃宗大喜过望。历史上，形容君臣风云际会相得益彰，往往都是用如下语句来形容：食则同桌，寝则同榻，出则联辔，事无大小皆咨之。总之，是像个宝贝一样供起来，言听计从。肃宗是真的看重李泌，至少这时候是，因为任免将相这样的大事也都与李泌商量。那么，在我们看来，李泌理所当然要担任宰相，肃宗也是这样想的，但李泌却没有同意，他坚辞不受，说：“陛下待以宾友，则贵于宰相矣，何必屈其志！”这理由冠冕堂皇，做皇帝的宾友确实比做皇帝的臣子还要尊贵，肃宗一时也想不出什么理由来反驳，只好作罢。其实肃宗有句话不好开口，那就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然而大唐现在落到这步境地，连自己这个皇帝都是这么惨，还哪里有胆量像他的祖辈一样底气十足的这么说上一句呢？而且对老朋友这么说，也略显霸道了些。但你也不可小看肃宗，他二十年的太子能坚持当下来，说明他有着一股“韧劲”。那眼前，李泌不肯答应出山，怎么办呢？肃宗有些奸险的“嘿嘿”一笑：不着急，朕自有妙计……
李泌这时还没有正式当官，但已有着卿相的“地位”了，至少皇帝是把他当作自己的卿相的，因此称为“白衣卿相”。这样的身份地位，令后世多少文人羡慕万分啊；这样的身份地位，历史上又能有几个？
曾经的“神仙弟弟”，此时的“白衣卿相”，以后再出场时，则难免要食人间烟火了。
五、熙熙攘攘
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熙熙攘攘”就是这么来的，后来不知怎么，意思就成了“指路上行人多，喧闹杂乱”。
自从安史之乱以来，天下顿时开了锅，基本上也是人来人往的样子。前面说了玄宗和肃宗的活动，下面还是说说其他大臣以及百姓们都做了些什么吧。
譬如，当初劝哥舒翰杀掉杨国忠的王思礼，在潼关战败后曾经赶回来报告玄宗“哥舒翰被俘”这个让人郁闷的消息，这时玄宗才知道具体情况，于是任命王思礼为河西、陇右节度使，并且让他立刻去赴任，收聚散兵，准备向东讨征叛军。结果王思礼到达平凉后，得知河西胡人作乱没法统率，就又返回玄宗行在。河西胡人作乱，又是怎么回事呢？当时河西各部落听说他们的都护跟随哥舒翰战死于潼关，所以这时都忙着争相自立为王。其实这也不算是什么谋反大乱，但这种情况下混乱却比大乱还要命，也难怪王思礼仅转了一圈就回来了。当然他们得到的情况并不属实，那些都护没有战死，也没有投降叛军，只好像是下落不明——这又是一种非常要命的状态，因为不确定，所以最让人放心不下。见王思礼无法统帅河西，玄宗又任命河西兵马使周泌为河西节度使，陇右兵马使彭元耀为陇右节度使，让他们与都护思结进明等人一起去赴任，安抚胡人部落，改命王思礼为行在都知兵马使。
哥舒翰潼关一败，影响剧大。正如前面所说，潼关的唐军是主力，主战场上失败，其它就谈不上能成功。当时正在率兵攻打博陵的李光弼，得知潼关失守的消息后，再加上后来肃宗即位后，召他回去，因此这时便向南撤退。好在并非仓惶而逃，所以虽然有史思明的追击，也被李光弼击退了。李光弼与郭子仪率兵回撤井陉关，留下常山太守王俌来率领景城，又安排河间团练兵守卫常山。这时也恰好是平卢节度使刘正臣将要偷袭范阳的时机，刘正臣就是第三章中提到的刘客奴。可惜若这时郭李二人还能再拖些时候，史思明的军队就不会那么快回军了，正是史思明这部分军队杀得刘正臣大败，连妻子儿女都顾不上，只好单身而逃，其部下将士战死的有七千余人。而在张兴带领之下一年都未被攻克的饶阳，在其它的郡城陷落后，遭到史思明的全力围攻，实在无法抵抗，饶阳太守李系无计可施，只好投火自尽。城陷后，史思明抓住了张兴，想劝他投降，张兴说：“兴，唐之忠臣，固无降理。今数刻之人耳（意思是说自己就只有几刻时间的命了），愿一言而死。”史思明没有料到他会说什么，也没反对，就让他说出来。张兴说：“圣上对安禄山如同对自己的亲儿子一般，其它大臣谁都无法相比，可是安禄山忘恩负义，非但没有报答皇上，反而兴兵攻打长安。生为大丈夫，不能平叛除逆本就是件可耻的事，又怎能跟着一起做逆臣呢！我有一点浅见，不知道足下愿意听否？足下之所以跟随安禄山，贪图的无非是富贵，但富贵就只燕子在帏幕上作巢一般，怎么可能长久呢？不如乘机消灭叛贼，可以得到长久的荣华富贵，这岂不是一件好事？”以史思明的力量，当时肯定是办不到的，一旦反叛安禄山，他能坚持的时间也并不长，所以他此时也并未有此想法。听完张兴的话之后，史思明大怒，令人把张兴捆起来，用锯子杀了他。张兴被杀的情况有点类似颜杲卿，但是他的名气远没有后者大，《旧唐书》中甚至没他这个人，《全唐文》中也查不到他，只有宋代成书的《新唐书》和通鉴上有，此人究竟有没有存在过？如果有，那么他也够得上烈士的等级了，为什么没有受到同等待遇呢？至少也该有人写一篇悼文才是。莫非，张兴是直到宋朝才发现的一位前朝烈士么？这且不管，反正安史之乱中后来的烈士还有很多，也无法挨个介绍，这里也只好存疑了。至此，河北地区全部陷落。
再说说长安这边。当初安禄山举兵的时候，联合了同罗、突厥的部队，在占领长安后，就让这部分人屯驻在长安的禁苑中。六月二十二日，突厥酋长阿史那从礼带着五千骑兵，盗走了二千匹马，准备回到朔方，联结其它部落占领边地。可见此时的确有人在打割据的主意。后来阿史那从礼果然联合九姓府与六胡州诸部落总共六万人马，聚集在经略军北边，准备侵略朔方，肃宗只好派回来不久的朔方节度使郭子仪去讨伐。当阿史那从礼带的这部分人离开后，长安又大乱起来，官吏们到处流窜躲藏，只高兴了监狱中的囚犯，因为无人看管，他们不必多费心去策划越狱，都自己逃了出来。原来京兆尹崔光远不是投降叛军了么，但他也并不想真正投靠安禄山，只是当时情况迫不得已尔，现在看到长安大乱，以为叛军要离开了，就派兵看守住叛军在长安带军的将军孙孝哲的住宅。孙孝哲情知不好，就报告给了安禄山，这样一来崔光远只好带着一帮县令县官逃出长安来投奔肃宗。和边令诚得到的结局不一样，崔光远被肃宗任命为御史大夫兼京兆尹，并让他在渭水北岸招集逃散的官吏和民众，仍然受到朝廷的重用。之所以结果不同，就是因为崔光远有了前面派兵守住孙孝哲宅院的事情，这说明他是反对安禄山的，就算有前面的降贼过失，也可以将功补过了。这时相继逃到肃宗行在（肃宗即位后也一直在转移，所以没有一个固定的地点，就以行在来称肃宗所在地吧）的大臣多了起来，又有侍御史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