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革命群众在一起，季羡林开始很不习惯。自己是人是鬼，还没有定性。游离于人鬼之间，不知何以自处。学生们活泼爱动，休息时吹拉弹唱，说说笑笑，打打闹闹，季羡林则呆坐一旁，宛如泥塑木雕，自己也觉得和现场的气氛很不协调。
又过了半年，8341部队进驻北大。开始，北大师生，包括季羡林在内，都对这支有着悠久革命传统的部队抱着极大的希望。希望他们能够拨乱反正，整理好北大这个烂摊子。
可是，8341部队进校没有多久，宣传队领导小组就作出了一项令人不可理喻的决定：北大大多数教职员工，到远离北京的江西鲤鱼洲去接受劳动改造。此地天气炎热，是江西鄱阳湖地区有名的血吸虫病重疫区，苇叶上的露水珠里都有血吸虫的蚴尾。这个部队的一个头头说，这叫作“热处理”，实际是对知识分子的又一次迫害。
季羡林开始是做好了“热处理”思想准备的，准备被发配到鄱阳湖去。可是，不知道出于什么考虑，最后却让他留在北京，同学印地语、泰语的学生到京郊长城以外的延庆县新华营，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到了新华营后，他才知道，没让他去江西鲤鱼洲而让他来新华营，原来是另有任用。
根据上面的指示，大批判不能空对空，需要有人做“活靶子”，这样批起来才能有生气，有声势，效果才能更好。季羡林现在就成了这样一个“活靶子”。季羡林在新华营被分配到菜窖里搬菜，曾经被拉出来，批斗过几次，算是不辱使命，完成了任务。
1970年旧历元旦，季羡林奉召回京。
季羡林从1969年春节被释放回家，到l970年春节奉命从新华营回京，在这整整一年里，他游离于人鬼之间，“滥竽于革命群众之中”，是人是鬼，连他自己也不清楚，但毕竟不同于监改大院的囚徒，所以他称这一段时期的处境为“半解放”。
东语系大队人马回校以后不久，全校首批八百八十名工农兵学员便进入了北大。大概是为了有利于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管（理大学）、改（造大学）”，学校命令各系党政办公室都搬进学生宿舍里去。教师也要到学生区去活动。东语系的办公室搬入了学生35楼。35楼共有四层。三四层住女生，一二层住男生。在二层中间腾出若干间屋子，是系党政办公室。季羡林被分配在一楼进口处左边一间极小的房子里，这里就是本楼的门房。季羡林的差事就是当门房。领导分配的任务有三：第一个任务是看守门户；第二个任务是传呼电话；第三个任务是收发信件和报纸。
第一个任务对季羡林来说，又难又不难。领导嘱咐他说：不要让闲杂人员进入楼内。季羡林与本系的教职员都是“老相识”了，他都认识。高年级的学生，他也能认个八九不离十。可是新来的工农兵学员他一个也不认识，怎么知道谁是闲杂人员呢？既然不认识，也无能为力，索性一概不管，听之任之，这不是又难又不难吗？
第二个任务也是又难又不难。不难在有电话就接，没有电话就闲坐着。难在什么地方呢？女生的电话特别多，她们又都住在三四层，每次传呼，季羡林都要爬上三四层楼。虽说“爬楼运动”是许多专家都介绍过的一项很好的体育锻炼活动，但是已经六十岁的季羡林，一天爬上十次二十次，也真有点吃不消。他觉得这样不行，就改到楼外向上高呼：“某某某，电话！”这个办法有点效果。但是住在朝北房间里的女同学就不大容易听到，也颇引起了一些麻烦。可是，季羡林能力有限，有麻烦也就只好让它有麻烦了。
至于第三个任务，那是比较容易的。来了报纸，他就上楼送到办公室。来了信，他就收下，放在玻璃窗外面的窗台上，让接信者自己挑取。
日子像流水似地过去。季羡林每天早晨8点从13公寓走到35楼，12点，回家吃午饭；下午2点再去，6点回家。每天上班十足八小时，步行十几里路，这是很好的体育锻炼。季羡林无忧无虑，身体健康，后来又恢复了他原来的工资，吃饭再也不用发愁。他说：“当时没有哪一个人敢给我写信，也没有哪一个人敢来拜访我。外来的干扰一点也没有，我真是十分欣赏这种‘不可接触者（印度的贱民）’的生活，其乐也陶陶。”
春光虽好，季羡林的境遇却并没有多少改进。他安心当门房，“躲进门房成一统”，然而事实上却是办不到，仍然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
有一天，季羡林正闲坐在门房里向外张望，忽然看到在门外专供贴大字报用的席棚上贴出了许多用黄纸写成的大字报，下面有几十位东语系教员签的名。内容是批判“五一六”分子的。这样的批判一点也不新奇，季羡林原来不想去管它。但是为好奇心所驱使，他走出了门房，到门外去看了看这张大字报。他真是万万没有想到，这张大字报竟是针对他来的。大字报说他是“五一六”分子。这真是从何说起呀！对文化大革命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当时盛传一时的所谓“五一六”组织，是以反周恩来、反军乱军为的目的极左的年轻人的组织。季羡林一非青年，二又是“黑帮”，而且一直关在劳改大院里劳动，他哪里有资格有机会参加这样的“激进”组织呢？这简直是驴唇不对马嘴，风马牛不相及嘛。几年前当他看到批判他的《春满燕园》时，曾不自觉地“哼”了一声，这一次他连哼都哼不起来了。滑稽的事情还没有完。根据1973年3月1日校党委扩大会议讨论清查“五一六”的情况和处理意见称：经二年调查，涉嫌“五一六”分子的一百一十七人的问题已经查清，其中认定为“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的仅两人，即聂元梓和孙蓬一。其他人则“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会议决定：“给聂、孙戴上‘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帽子，开除出党，报市委批准后，全校召开大会进行批斗。”同时宣布：“清查‘五一六’运动到此结束。”原来天地间根本没有一个什么“五一六”组织。这真像堂·吉诃德大战风车一样，成为文化大革命中众多笑话中最可笑的一个。
第二件事是关于恢复党组织生活的情况。大约到了1973年，北大恢复党组织生活的工作已经快要结束了。剩下没有恢复组织生活的党员全校只有两三个人了，季羡林是其中之一。
一天，东语系的党组织找季羡林谈话，季羡林知道，这下轮到自己了。系领导是一个解放军军官，由总支书记陪同，告诉他，领导上决定不但发给他整个的工资，而且以前扣发的工资全部补发。季羡林一听，当然非常感动。他决意把补发的工资全部作为党费上缴给国家。当东语系一位同志先递给了季羡林一千五百元时，季羡林立即原封不动地交给了系党总支。这位同志告诉他，还有四千五百元以后给他。季羡林打算，一旦得到这四千五百元时，也全部作为党费上交。
突然有一天，系军宣队的头儿和总支书记又找到季羡林。总支书记问他：“你考虑过没有，你的问题究竟在什么地方？”季羡林一听，愕然不知所对。他想，要说思想问题，自己有不少毛病。可是要说政治问题，自己没有参加过国民党和任何反动组织，只能说没有。当时季羡林被问得很窘，半天没说话。那个解放军颇为机灵，连忙用话岔开，就这样结束了这场不愉快的谈话。不久，总支宣委一个从中文系调来的干部又来找季羡林，告诉他，支部决议：恢复他的组织生活，但给他留党察看二年的处分。季羡林一听，勃然大怒。他在《牛棚杂忆》中写道：
由于我反对了那位一度统治北大的“女皇”，我被诬陷，被迫害，被关押，被批斗，几乎把一条老命葬送了，临了仍然给自己扣上莫须有的罪名？世界上可还有公道可讲！世界上可还有正义可说！这样的组织难道还不令人寒心！这位干部看到我的表情，他脸上也一下子严肃起来：“我们总支再讨论一下，行不行？”他说。说老实话，我已经失望到了极点。我盼星星，盼月亮，盼着东方出太阳，太阳出来了，却是这样一个太阳。我不想再在这个问题上伤脑筋了，够了，够了，已经足够了。如果我在支部意见后面签上“同意”二字，那是绝对办不到的。如果我签上“不同意”三字，还有不知道多少麻烦要找。我想来想去，告诉那位干部：“不必再开会了！”我提笔签上了“基本同意”四个字。我着重告诉他说：“你明白，‘基本’二字是什么意思！”继而又一想：“我戴着留党察看二年的帽子，我有什么资格把补发的工资上缴给国家呢？”结果预备上缴的那四五千块钱，我就自己留下。
偷译《罗摩衍那》
季羡林是个闲不住的人。他在当门房时，除了有电话有信件时外，无事可干。这种不动脑筋其乐陶陶的日子，他很不习惯，甚至很难受。一个人孤独地呆坐在大玻璃窗内，瞪眼瞅着出出进进的人，久了觉得很无聊。这时他心里忽然想起古人的两句话：“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他想，自己为什么不也找点“无益之事”来干干，以打发这“有涯之生”呢？世上“无益之事”多得很，比如打麻将，可是季羡林不会，况且当门房的处境也是不可能打麻将的。想来想去，他一生惟一擅长的事便是舞文弄墨，要找点事干，还是跳不出这个圈子。在这个环境里，写文章还是可以的，但他当时丝毫没有写文章的心情。而且，把大摞大摞的资料搬到门房里去做学问，在别人看来，简直是荒唐透顶的事，是绝对要受到批判的。最后，他想到了翻译。这件事倒是可以干的。他不想翻译原文短而且容易的，原因是看来门房这个职业很可能成为“铁饭碗”，短时间内是摆不掉的。原文长而又难的最好，这样可以省去经常换原文的麻烦，即使不能一劳永逸，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