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放农村之后，曾实三天两头来我们队，送豆腐给我们吃。他在他们大队的豆腐坊里做豆腐。他们那一届已经有不少人招工走了，曾实放弃了招工的机会，一心等着招生，在做豆腐的闲暇时间里，一本一本地看那些数理化书籍。
知青虽然都只十几岁、二十岁，毕竟也算是踏上社会的人了。很多知青开始考虑找对象的人生大事。在乡村那种野天野地里等待将来，心也寂寞得百无聊赖，大家便谈恋爱。
豆腐送得多了，我们同队的女知青就提醒我曾实有那种意思。我既不奇怪也不理会。从小是街坊，青梅竹马长大，关系一直还可以，不光是曾实会动念头，一般人也以为我们顺理成章。我的处理办法是让曾实的念头自生自灭。这个时候，我已经开始偷偷写作，诗、散文、小说，写了厚厚一大本，藏在我的床垫下。我的心飞翔在很广阔的世界，哪儿会和曾实谈什么恋爱。
招生的名额终于让曾实等到手了。他拿着招生表格跑来向我征求意见。
“你说我走吗？”
“走啊。”
“你就这句话？”
“是啊。”
“你不明白我的意思？”
我认为这种对话十分拙劣，就是有什么美好愿望也让小孩子式的大白话说得不美好了。我说：“我明白一切。你一直盼着读大学，今天盼到了，你非常高兴，我也替你高兴，你就快去办手续吧。”
曾实的眼睛受了伤害似地黯淡了一下。笑笑。走了。
不料出了意外的事。表格在公社被改成了另一个回乡青年的名字。曾实在公社暴跳如雷，还砸了办公桌，结果被民兵捆起来送回了大队。因为对方从公社到武汉市都有人，闹来闹去就是闹不动他。这种事在知青招工招生中司空见惯，遇上强硬的对手，最好的办法就是忍下一口气，等待下一次。和所在公社闹僵是最忌讳的。以后它可以卡住名额不下达，曾实对所有人好心的劝告都只回答一句话：“不行。我决不屈服。”
曾实怀里揣着烧饼，饿了就啃一口。自下而上找各级有关部门告状，写了许多信分别寄给市委书记副书记等等。曾实没收到回信而曾庆璜受到了震动。有关部门找曾庆璜谈了话，请他做儿子的思想工作，保证下次一定给个大学名额。那个回乡青年是一位老红军的侄儿，按政策允许给予照顾。
可想而知，父子间又是一场恶战。曾庆璜认为这事闹得太大，惊动了自己的顶头上司，对自己前途一定有影响，同样也可能断送儿子下一次的上学机会。所以在硬的不行之后又使出软的。买了肉、鱼和蔬菜下厨给儿子做好吃的。曾实吃了父亲做的饭，嘴一抹，说：“我决不屈服。”曾庆璜气得差点憋过去。苏玉兰在关键时刻旗帜鲜明地支持儿子，说即便最后上不成大学也要让对方受到名誉上的损失，让他怕你再也不敢欺负你。这种理论和湖南老太婆“打不赢咬也咬一口”的观点如出一辙。曾庆璜惊异时代不同，层次不同，针锋相对的两个女人竟会有同样的人生哲学。这更能证明女人，不管是什么女人，她们的智力都在一个水平线上。
“别听她的！”曾庆璜警告儿子。曾实说：“谁的我也不听。我自己有头脑。”
情况复杂到顶点，曾实想到了一个最原始最简单的办法。他别了一把锋利的匕首，趁黑夜埋伏在那个回乡青年家的茅厕边。青年半夜起床撒尿被蒙面的曾实劫持到了附近的废砖窑。曾实问他是要眼睛还要上大学？青年回答要眼睛。
结果第二天青年上了公社，自愿放弃这次招生，问题便迎刃而解。
曾实把这事告诉我的时候我紧张又兴奋，觉得曾实真是有点了不起。我爷爷知道了后脸都苍白了，忧心忡忡说：“他怎么能干这种事？这是要犯法的呀！我得找他谈谈这个道理。”
我赶紧阻止爷爷。曾实关照过我不能对任何人说这事的。我第一次发现了爷爷的缺点，原来他是这么谨小慎微。
第九节
右派摘帽标志着曾庆璜的彻底解放。全国成千上万的右派扬眉吐气奔走相告的时候，曾庆璜在我家又喝醉了。刚喝酒时还清醒，一个劲感谢党感谢党的好政策。多喝一点就乱说起来：“像开玩笑似的！一会儿戴帽一会儿摘帽，一耽误人家十几二十年！人生有几个青春？开玩笑吧！”
我奶奶说：“曾老师，你再瞎说我只好请你回去了。”
曾庆璜装聋卖哑地说：“我家没人，门锁着。”不过他不再放肆。只说遗憾的是他的苦白吃了。爷爷不同意他的说法。“一个人吃什么都不是白吃。”爷爷说。曾庆璜想了想，认为还是爷爷说的有道理。
右派摘帽之前全国处处先是吹的摘帽风。曾庆璜所在单位领导是多年的老行政干部，对上面的吹风有他特异的感觉。他力排众议，让曾庆璜在教研室负了个小责。最近找曾庆璜谈话，问他对入党有何想法？曾庆璜内心心潮激荡，表面稳重地回答说我的表现离党的要求太远。领导说你这么多年所干的都是成绩嘛，我们党还是时刻关注着知识分子，我们就是想解决知识分子入党难的问题。是的，苦没白吃。
“看上去，上面希望我入党，希望我负责学校的教学工作。”曾庆璜看上去烦恼不堪，一口接一口咪酒。我爷爷也自顾自喝，似笑非笑等着听他的下文。
“咳！”曾庆璜将筷子往桌上一按，脸上是推心置腹的表情，“我这个人，说实话，我一不想入党二不想做官，教书匠只想老老实实把个书教好。您说我这思想对吗？”
“对错谈不上，想法倒朴实。”
“我就是赞赏这朴实二字。我以为知识分子们摘了帽还是应该保持本色，您说是不是？”
我爷爷说：“您别老问我，老问我我就吃喝不成了。”
这顿酒时间不长，后来也没有了话说。爷爷说还是上次的酒喝得痛快。
人的精神面貌不同，生活态度就是不一样。尽管那个秋天的毛毛细雨一连下了半个多月，人人都嫌烦。曾庆璜却打着雨伞东奔西跑，去古籍书店又去荣宝斋，准备在家设计一间书房。
第二年秋天，曾庆璜的书房初具规模。两只一人高的书橱是请王憨子踩三轮运回来的。王憨子还帮忙将书橱抬进房间。王憨子说：“曾校长，没听说你要结婚嘛。”曾庆璜大笑，说：“哪里结婚，这是书房。一个读书人，最应该有的就是书房。”
于是，居仁里的人们都知道曾庆璜有了一间书房。这时他已被提为副校长。“迫不得已的，他们硬要我干。”曾庆璜对我爷爷说：“形势就这么逼人，你不干还不行。其实当个副校长有什么意思，累死累活也讨不到好。只是我们服从惯了，党叫干什么真不好意思拒绝。您老人家修养成了个陶渊明，该不会耻笑我吧？”
我爷爷没喝酒，说话很宽容。说曾校长你好好干吧，你是应该好好干一番的。
我有幸进过曾庆璜的书房。他的书房一般不欢迎居仁里的普通居民。他怕居仁里特有的银行铜臭玷污他的清洁之地。我从农村回城读医学院后开始发表诗歌。我知道那些诗写得幼稚浅薄，可又没办法写得好一些。曾庆璜很热情地愿意和我探讨诗歌创作的问题。探讨是他的说法，我是他的学生，佩服他的学识，我说曾校长不必客气，想怎么批评就怎么批评。我和所有初学写作的傻丫头一样，斜背着书包，书包里装了一大叠诗稿，害羞的心忐忑不安地乱跳，被老师雅致的书房惊得并拢双脚站在那儿不敢动，自惭形秽。
曾经是湖南老太婆居住过的发了霉的房间变得宽敞明亮，充满阳光。两只书橱装满了精装书，一排排，整整齐齐，金光闪灼。大书桌案头摆着古色古香的文房四宝。一本线装书翻开摊在桌上，上面压着一方镇纸，旁边是杯热气袅袅的香茶。窗前有一只花架，架上一盆翠绿的文竹。与文竹遥相呼应的是一轴水墨花卉，曾庆璜自己的手笔，画的红梅，上面有咏梅诗一首：
孤标粲粲压鲜葩，独占春风管岁华，
几树参差江上路，数枝装点野人家。
冰池照眼何须月，雪岸闻香不见花，
恰似林间隐君子，自从幽处作生涯。
在曾庆璜对我分析我的小诗时，我听而不闻地想到了我爷爷。
我爷爷的书也不少。文革毁了一小部分，隐藏保存住了大部分。最好的书用奶奶陪嫁的两口樟木箱装着，其它装在大小不一的各种箱子里，这些箱子一律码在爷爷宽大的床底下，而书目就装在他心里，想看哪本书就趴在地上伸胳膊进去摸，一摸一个准。爷爷几十年就这么拿书，不知叩了多少头，他自谑为“叩头博士”。一要拿书看就说“我要叩头了。”我爷爷一生都没有书房，因为他要在一间不大的屋子里抚养他的儿女和孙子辈。他乐意为后代分忧。
我禁不住再次赞叹曾庆璜雅致的书房。却也勾起了曾庆璜的感慨：
“你爷爷有的我没有，我有的你爷爷没有，一个人为什么不能两全呢？”
曾庆璜的感伤顷刻间就过去了。他用一个副校长的矜持挥手砍断话题，将谈话引到其它方面。“我这儿算什么雅？你见识太少了。一个文人真正的雅那应该是‘樗蒲锦背元人画，金粟笺装宋版书’啊！”
这一天，曾庆璜给我学习文学创作的指导有四个字：读书、生活。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又所谓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我请教该读哪些书？曾庆璜给我开了个书目，一页材料纸全写满了。
我十分珍惜地拿回这页材料纸，爷爷看了捧腹大笑。
“依我看，”他说，“看完这些书你都成蛀书虫了，还想写什么作？曾庆璜真是个知识分子呵！”
我顺手将材料纸夹进了上海的《朝霞》杂志里，后来竟忘了带走。奶奶将杂志和旧报纸一块收藏在阁楼上。几年后我在一次大打扫时发现了被老鼠啃成了巴掌大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