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台湾，我那一岸的家（1）
台北亲人
离开香港的前一晚，照例去7…11买早餐。柜台后面的大男孩，很心细地用普通话对我说：“买两瓶是14块，买一瓶8。9块，还是买两瓶划算哟。”
我笑着谢他：“不了，明天就要离开了。”走出明亮亮的店门时，心里很温暖。
早晨的机场大巴绕了远路，原本充裕的登机时间顿时变得十分紧张。扛着40L的背包，拖了行李箱，一路狂奔至机场大厅。行色匆匆的旅人，让我担心误机的心，更是狠狠地紧抓了一把，后背出了一身又一身大汗。
找到中华航空公司的柜台，前面已经排了很长的队。一位面相柔和的先生径直走过来，对我说：“能看看您的航班信息吗？”他说的，是台式普通话，温温软软的。
赶紧把电子机票递过去。
“您的飞机就要起飞了，请到这边优先为您办理。”
人还在香港，一进华航的受理区，心情就莫名地骤变。香港人，无论是服务人员，还是街头的小贩，脸上总像是做了蛋清面膜似的，很紧绷，笑也笑得很严肃，而华航受理柜台的后面坐着的一排年轻台湾姑娘，个个脸上都带着甜美的笑意，还未张口，这春风般的友善就已经从柜台后吹了出来。
“您好，有什么可以帮您？”不紧不慢的话语，让我因晚到而紧张的心突然放松下来。
在候机厅，离登机还有一些时间，给台湾的朋友买了两盒巧克力，费列罗的，台湾人管它叫金莎巧克力。透过玻璃，看见了华航的飞机，机尾上，开了朵粉色的莲花，饱满的花瓣，很美丽的那种。心，却莫名地紧张起来。越到要登机时，就越不敢相信，真的要到台湾了。
大陆人，第一次去台湾的心情，对我而言，比任何一次远行都更紧张，也更迫切。从香港到台湾，只需飞行一个多小时，但为了这一个多小时，却等了那么久，久到对岸的一切都变成了传说。在学校的时候，也有台湾来的同学，常听他们说起那边发生的新闻，网络电视里，那面的娱乐节目，也早已烂熟于心。但心里的台湾，总是和这些没什么关系，心里的那个，还是杨德昌、侯孝贤电影里演的那个：天空里总有些雾气，油绿的稻田，灰白的城市，清新的人，飘散着一丝淡淡的乡愁。
临行前，朋友赠我一本电纸书，免得我在路上无聊。小小的电子晶片里，好朋友帮我储了一堆读物，其中一本，便是廖信忠的《我们台湾这些年》。我一面看，一面忍不住透过机舱看窗外，心中，偶尔又泛起在北京看过的话剧《宝岛一村》，它所讲的，也是过去这几十年台湾发生的故事。我慢慢地想象，试图在脑海里勾勒出它的轮廓，然而越是想，越是让它的轮廓模糊，直到泪水充满了眼眶。
低头，猛然发现机翼下的风景已从港岛的摩天大厦变成了鱼池与田野，台湾，已经缓缓登场了。台北的天空，刚下过小雨，跑道边有些许积水，天空中弥漫着一层薄薄的诗意。飞机一落地，我的耳边便传来空姐清脆的笑声。没有意外，没有文化上的冲击，没有任何特别的异样；有的，只是一种从未离开的熟悉，这种感受一直在心里，如此温暖，又如此自然。
“到了吗？”电话那头，是郭伯伯的声音。
台北原本让我有点无依无靠，唯一熟悉的女友宴慈，在我到达前已经回了高雄老家。又是母亲托了同事毛伯伯，找到了他的朋友郭先生。我叫他郭伯伯。
第一部分 台湾，我那一岸的家（2）
郭伯伯，台湾人，却把大部分职业经理人生涯留在了大陆。他任职的公司，亦是在上海和北京都有办公室，他常年在上海，时不时也去北京出差。
第一次同他讲电话，他正在北京出差：“中午有时间到我的办公室里见一面吧。”
在世贸天阶一座崭新的写字楼里，我见到的他，和想象中的不大一样：浓黑的头发，戴一副黑边眼镜，灯芯绒西装，棕榈色的，看上去不到四十岁，完全不像已近六十的人。笑容，很谦和。似乎台湾人都很会笑，一挤眼，一张嘴，笑容就像发射式地弹出来，磁场很强大，叫对面的人完全没了戒心。
“不要掉以轻心。”我认识的一位妹妹特意提醒过我。去年她从台湾旅行回来，洋洋洒洒地写下8万字的游记，一路认识的台湾人，感动了她，也感动了很多读者。她的游记，亦在台湾出版了。而她却对我说：“不要以为所有的台湾人都是好的，再说，我还是‘黑道高手’呢。”我倒吸了口凉气，我这不会武功的，千万别大意。可是，他们一笑起来，我就全忘了。
“春节不回家，爸妈不挂念吗？”郭伯伯问的是个好问题。去台湾的日子，恰逢中国人最重视的春节。也恰恰因此，我特意计划去台湾。家人亦是理解的。
“总觉得春节来台湾有特殊的意义。”我轻轻地笑。
郭伯伯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女儿书吟，与我同岁，跟了台湾济慈功德会证严法师做善事，据说春节要去花莲做义工，回不了家；大儿子在上大学；小儿子，亦在念大学，一边上课一边在外做工。
“我家里有两个儿子，你一个女孩子，怕是不方便。”
我原想说不介意的，出门在外，虽是女生，但不娇惯。倒是郭伯伯想得细，说他台北有好友，好友的女儿正上大学，恰好也可以采访，住他朋友家应当没有问题。
“我儿子，就叫他们陪你四处看看，也可以做采访。”
我连连说好。他又道：“台湾的年轻人很爱现，人越多的地方，什么火车站啦，捷运站啦，带一台播放机，插上电，就在路上跳街舞。”经他这么一说，这些小年轻儿的形象，就活灵活现了。
“我到桃源机场来接你。”
郭伯伯说好一定来，就不再推托。
一到台北，郭总经理就变成了完完全全的邻家大伯。他穿一件开衫夹克，说话，走路，笑容，说不出和在北京时有什么不一样，但就是觉得更加随和。
一上车，郭伯伯脸上却露出难色：“说好住朋友家，可他今早打来电话，说他女儿半夜感冒发烧，怕是不方便去住了。”他又顿了一下，“其实台湾很多民宿和旅馆也是很好的，我在西门町给你订了一个房间。”
我心里顿时黯然，想必脸上的神色也让他瞧出来了。
“西门町全是年轻人聚集的地方，你可以看到他们的生活，我也可以让儿子或朋友的小孩带你出去玩儿，是一样的。”他又连连解释。
我默不做声，一面有些失落；一面想到还让他破费，心里不安。而一沉默，郭伯伯更是不知说什么好，反复劝道：“真的是一样的，住旅馆也是可以体验台湾的。”
每当我回想起当时的情境，便自觉惭愧万分。我那时一心想要体验当地人的生活，却全然没有考虑到给别人带来的麻烦，沉默的片刻，一定让郭伯伯为难了。
我赶紧换成笑脸，他才放下心来：“前面那个红色的建筑，就是台北圆山饭店，是当年宋美龄主持设计修建的，曾经是招待各国贵宾的地方。”
第一部分 台湾，我那一岸的家（3）
抬眼望去，远山的绿荫中果然有一抹极为鲜红的颜色跳出了台北灰色的基调。圆山饭店内部的陈设，我在一位摄影师的作品里见过，今天看来，设计也是十分精美华丽的。台北，就如想象中的一样，没有那么多摩天大厦，路旁的居民楼，一看就上了历史，老台北依然还在。
进入市政大厅的主干道，感受更强烈。笔直的林荫道后，竖着不少日据时期修建的房屋，仍是政府的办公地点。抛开历史不谈，仅说建筑，至今看来依然很标致，融合了日式与欧洲建筑的风格，简洁，大气，沉稳，又不失细节。
行至中正纪念堂，郭伯伯说：“蒋介石以前就在这里发表演说。就站在那上面。”我顺着郭伯伯指的方向看去，二楼的演讲台，今天已经成了咖啡厅，几顶遮阳大伞下，隐约露出几位客人的头顶。楼下的广场上，三四个少年在玩滑板。
车在西门町停下。这里，曾是台北最繁华的商业中心，在新区出现以前。今天的西门町，依然是年轻潮人的聚集区，琳琅满目、色彩纷呈的时装店及打扮新奇的少男少女，让人想起北京的西单。中心广场的诚品楼外贴满了广告牌，真善美剧院上挂着《极速秒杀》的巨型海报，整形医院、日本的大创百货、HTC等广告夹杂于其中。广场上，穿白衣黑裤的男子，戴着白手套模拟天王迈克？杰克逊的舞姿，看客，围了一圈又一圈。西门町，曾是日本人占领的区域。西门红楼，是日据时期修建的剧场，而今天，它已经变成了台北的创意市集。
郭伯伯替我订的宾馆，是王家卫电影里出现的那种，昏黄的调子，镶了金边的古朴的灯，枣红色的桌子，宽大的床，被围绕在满满一圈镜子里。我心里喜欢，但四面都贴满镜子的墙，却也有些让人害怕。
“我菲律宾的朋友们都很喜欢这家宾馆，每次都托我订这家。”郭伯伯在楼下等着，等我放好行李，就带我去周边转转。
这些，可是他打小就走过的道，说起来滔滔不绝，曾在哪家电影院看过电影，在哪条街道的书店里找过乐，又在哪家小吃店前驻足……庆幸的是，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却总能找到些痕迹，许多食店依然健在，吃客，还是如往昔般排着长队。这对我这个来找台北印象的人来说，真是太感激了。
先从卖年货的华荫街转起，一路上都是吆喝声，每个摊位前都围满了看客，吵翻了天，却不让人心烦。从红糖姜母茶到健康膳食，从保健酒到现磨豆浆，走过路过，买不买，都先拿个小杯，请你品尝。台湾人很重养生保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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