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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昺还再三强调不要只顾面子不要里子，千万不要为了彰显大国之风，手一挥便轻易让人。这不仅会给谈判带来不良后果，甚至是贻害子孙，要知道这样的例子从古至今太多了。好的时候怎么都行，一旦交恶谁还念你的情，都是翻脸不认人的主，弄的你还有苦说不出，谁让你当初答应了，而要想再拿回来，往往就要付出更大的代价。
再有赵昺要求在谈判时，虽然要注意形象，可关键时候该吵就得吵，该闹就得闹，掀桌子砸板凳，甚至撒泼耍赖都可以做，就是不能轻易让步。与此一定要注意对等性，绝不能在气势上被对手压过去，其打咱们一拳，必须要还他们一脚。其实当下自己已经占了些小便宜，说是双方都派出右相为正使，而蒙元一向是以右为尊，在职务上他们要高半个格儿。
不过也可从中看出蒙元对和议的急迫，当然也不排除恐吓的意味，毕竟当初征服江南之役是在伯颜的主持下完成，并是其接受了宋廷的投降，这使蒙元方面占据了天然的心理优势。所以赵昺决定要挽回，自己就首先要表现的极为强硬，否则手下人就不免心虚，在气势上被对手压制住，谈判时又哪里来的底气。
大宋自立国以来先后与辽、西夏、金和蒙古都进行过谈判，但是每一次都是以丧权辱国为结局。而这次小皇帝给他们吃下定心丸，绝不向蒙古屈服，已经下定谈不成就打的决心，只这份敢战的豪气就足以让他们感慨万分了。且此刻宋军已经再次完成扩编整训，三十万大军沿江枕戈待旦，也给了他们足够的底气，再不必心怀忐忑或是壮士一去不复返的心情去与敌国谈判
议完西南军事及和议之事，已经过了正午，可几个人却没有告退的意思。赵昺想想便明白了，肯定还有事情没说完，只能让他们蹭一顿了，而他并不是舍不得这顿饭，却是午觉睡不成了。不过他也没有抠唆，令膳房好生布置了一番，好酒好菜的招待一番。午后天气更加炎热，移驾冷阁继续开会，王德也早备下了冰盆，布置了凉茶、酸梅汤等解暑消热之物。
再有两个月便是秋试了，按规矩朝廷要派出大员吩咐各地州府主持乡举。这不比当初在琼州屁股大的地方，喊一嗓子全岛都听见了，士子们都屁颠屁颠到府城考试来啦！现在地方大了，可又没有飞机、高铁，要提早下通知，可都到临安也搁不下，只能先举行预考，也就是由州府举行的乡试。
经过乡试先淘汰下去一部分，剩下的再奔临安参加省试和殿试，为了防止有人从中作弊，中央要派人前去督查，而有的地方千里迢迢的，路上要花费大量的时间，那就要提前动身。而督察员则需要皇帝亲自遴选、委派，所以说科举是个大工程，比之现在的高考要热闹多了。所以他们想让赵昺定个人选，反正回去太后还得打发他们回来问。
不过赵昺觉得当下的科举制度虽比前朝有些进步，比如为了抵制请托、投献的现象采用了糊名制度，把考生所填写的姓名、籍贯等一切可能作弊的资料信息全部密封，使主考官和阅卷官无法得知每张卷子是谁的；每次科举国家需要动用大量的财力、物力和人力，定为三年一大比。此外还对程式化文章和考试科目做出了些改变。但是他仍觉的不足以达到为国选才的目的。
宋朝前期的科举基本上承袭唐和五代，依旧是常科和制科两大系统。“常科”就是常设之科，类似今天高考等公开考试，国家规定大纲、内容、时间和具体程式。除进士科之外，还有诸科，包括九经、五经、开元礼、三史、三礼、三传、明经、明法、明字等科。
所谓九经，即唐朝定下的九部儒家经典，五经则是西汉时确定的五部儒家经典，开元礼是唐朝修纂的一部大型礼书，也可以看成是实用礼学的专科考试，三史指史记、两汉书和三国志，可以理解为史科的专科考试。三礼指十三经当中的周礼、仪礼和礼记，可以看成是礼学理论的专科考试；三传指左传、公羊传和榖梁传，可以看成是经部史书的专门考试，明经指全部经书的统考，可以看成是传统经学训诂类的考试，“明法”是法学考试，“明字”是字学考试。
制科是由皇帝亲自主持的小范围考试，这种考试形态源于汉朝的射策，唐代已经非常普遍，到宋朝，逐渐形成了一些“常科”性质的制科，也就是经常重复考试的制科题目。范围虽然不大，应试者的资格却放得很宽，不论是在任官员，还是山野小民，都可由宰相重臣举荐参加考试，已经中过进士的人也可以参加制科考试。
太祖时设的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经学优深可为师法、详闲吏理达于教化三科；仁宗时设的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博通坟典明于教化、才识兼茂明于体用、详明吏理可使从政、识洞韬略运筹帷幄、军谋宏远材任边寄六科，都是从唐朝承袭来的。这些应该和现代入职分科考试差不多。
赵昺毕竟主持过两次科举了，他发现古代科举考试的题型和现代居然惊人的相似，应该说早有传承。且科考的题量相当大，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答一张卷子就能获取功名，考进士需要“试诗、赋、论各一首，策五道，帖论语十帖，对春秋或礼记墨义十条”。这其中以诗、赋、论三项为最重。
所谓“帖”，全称为“帖经”，有如现代试卷的填空与默写。考官从经书中选取一页，摘其中一行印在试卷上。根据这一行文字，考生要填写出与之相联系的上下文；墨义，就是围绕经义及注释所出的简单问答题；策问，即议论，依据考官提出的有关经义或政事问题，考生发表见解，提出对策，且所及范围较广，有政治、教育、生产、管理等。
这三项在进士试中属于捎带脚儿的，不很重要，而在明经科则很重要，几乎是该科考试的全部，要不然为啥进士历来看不起明经及第的呢，就因为考明经大多靠死记硬背，不像考进士那样可以文采飞扬。因为考题量大，不论是乡试还是会试，举子们都要在考场里呆上三四天，才能把所有内容答完。
从考试的基本内容赵昺就可以看出，古代学生和现代差不多，也没有跳出应试教育的禁锢，且“所习非所用，所用非所习”的弊端始终同样没有得到解决。到了南渡之后，由于考试内容十分狭窄，为区分成绩高低，考官不仅规定了标准答案，还设置种种固定程序加以限制。
面对古代的科举，赵昺也不得不苦笑，历史真是惊人的相似，只要有百十年的升平，任一考试科目都有可能演成繁复严密的程式。在南宋晚期，业已经形成了一种虽不叫“八股”，却很接近于八股的经义式，其文不仅略具三部分结构，且已“拘于作对”，也就是说，在八股文风行之前，经义式已经走过了类似八股文的过程。
而对八股文的批判，赵昺记的前世每次教育改革都会吊打一番，其中的坏处不言自明。由此渠道晋身官僚的士子是个什么样可想而知，造成了士大夫中有真才实学者日见其少，皓首穷经、只为稻粱谋者的却比比皆是。自诩清流、空言心性者充斥朝野，可在治国理政方面则乏善可陈，甚至懵懂无知，造成“吏强官弱”的局面，为胥吏上下其手、营私舞弊打开方便之门，官吏沆瀣一气、合伙作恶。
另一方面，赵昺以为科目的设置太过偏颇，科举常设科目主要有明经、进士、明法、明字、明算等，其中也有过增减，如博学鸿词科、翻译科等，宋徽宗爱好书法，他老人家就弄了个书画科。发展到后期，只剩下明经和进士科，而他们所学习的内容主要是儒家经典。
在赵昺看来，科举考出来的官员当个老师还行，可也就能教孩子们认认字，讲讲做人的道理，估计数学都教不了。这也导致他在琼州开科后，不得不又将他们都送到国子监进行再教育，由些老吏给他们讲讲如何当官，怎么治民，否则直接外放，怕是又多几个百嘛不懂的白吃饭的。
此外，赵昺认为科举选拔出的人才多是向政治方面发展，说难听点儿就是为了做官，获得权势。这也是为何士子们为何都奔着进士科而去，因为中进士者日后仕途非常乐观，往往能爬到宰辅的高位，及第明经的前途要坎坷得多，最终能做到高官的人寥若晨星。其他各小科一看就知道，即使考中，也不过终生是个小业务官，很难掌握到权力。
但是赵昺作为后世来客，早就清楚的认识道社会要发展却不只是需要多少官员参与管理，而是需要科学技术的推动和创新。靠着吟诗作赋和写几篇文章上位的官员是不行的，他们不懂的如何铺桥修路，不知道如何兴修水利、开渠挖河，也不能造出先进的机械，而是需要专门的技术型人才去做，可是他们却被当下的选拔制度堵死了门路。
要改变这种状态，赵昺明白要从制度上解决，而最好的办法就是向一些‘小’学科倾斜。可在当前科学发展十分落后的阶段，也不能指望像后世一样那样详细分科，但他也希望将些基础学科添加进科举考试当中去，从中选拔出祖冲之、郭守敬那样的技术性官员。
赵昺当然是希望仿造现代的教育制度，从众多的士子中选拔出有一定文化基础的人，然后再进行分门别类进行学习，以求培养出所需要的各种人才，再由国家授予相应的官职。不过在当前社会观念和条件下想要进行变革将是十分困难，也是不现实的。
尤其是当下江南已经十余年没有开科，积累了大量的士子，而自己骤然改变科考的内容和录取方式，那些学了多年经史的士子们十年寒窗等于做了无用功，不闹事才怪呢！但是赵昺觉得再难也必须做出变革，应该在此次科举中增加些小类别的科目，比如算学，这是一切技术发展的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