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个人也对李士群恨之入骨，欲除之而后快，他就是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戴笠曾命令手下特务，不惜一切代价干掉李士群，但都因种种原因没能得手。直到1943年，机会终于来了
1942到1943年之交，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出现重大转变。日军在中途岛战役中惨败，丧失了海上主动权，此后，日军在西南太平洋遭到美军的毁灭性打击。在严酷的战争形势面前，为了应对与英美迫在眉睫的决战，日本开始调整“对华政策”。
采访石源华：日本从1942年底到1943年初，开始推行一个政策，叫“对华新政策”，这个“对华新政策”的主要内容，就是要扶持汪伪政府，就是让汪政府更有自主的、独立的形象他就需要稳定整个汪伪政府的统治区。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侵华日军进驻上海、北平、天津等地的各国租界地，并占领了香港。在两天后的高级将校演习中，汪精卫发表讲话，称太平洋战争的目的是要完成解放亚洲的历史使命，要与日本同心协力，做一个建设亚洲新秩序的强有力伙伴。
日本对英美宣战之后，从英美进口的战争物资来源也随之断绝。为替日本弥补战争消耗，汪伪政权实行了苛严的经济统制，搜刮到的大量农产品和矿产等战略物资被运到日本。
采访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余子道：统制，就是实行物资配给制度。因为他把那个清乡区的所有的交通都封锁起来了，所以物资都被他们所垄断了。所以上海、南京、杭州、苏州这种大中城市的居民呀，他们买不到米，买不到粮食，也买不到油料，买不到吃的东西，非常困难。
身在鱼米之乡的江南，却只能眼见着白花花的大米被一车车运走。那个年头里，家庭主妇们不仅要惦记着去指定的米店抢购配给的户口米，还要为无米下炊的月份发愁。
这抢购的米也不够两个月吃的，剩下的米怎么办呢，那就要买黑市的米。所谓黑市的米，就是有一些个体的小贩，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比方到上海郊区农村里面偷偷地买米，这个米放在衣服里面，或者麻袋里面，或者裤子里面，一个人只能带几十斤米，他们偷偷地带到上海来卖，这个要过几道封锁线，过封锁线非常危险，如果那些贩卖米的小贩，一旦给他（汪伪警察）发现，弄得不好要杀头，那是非常危险的，那么上海人叫做跑单帮。
为了使汪伪中央储备银行所发行的中储券成为统一通货。伪政权颁布法令，禁止使用国民党发行的法币。由于滥发伪币，造成通货膨胀。沦陷区的居民们还要时时担心飞涨的物价。仅在1944年，上海的米价就从每担五千元涨到了五万元，涨了十倍。而战前的米价是每担十一元。
日本人要稳定统治区的局面，而以76号特工总部为代表的黑恶势力，已经显得不合时宜。更重要的是，日本人发现，李士群越来越不听话了。当时，因为日伪统治区的粮食流动都被限制，上海发生了粮荒。日伪当局为了维护上海的局面，要求大权在握的李士群改变粮食控制政策，允许江苏等地的粮食流通到上海来，解决上海的粮荒。
采访曹振威：但是李士群找种种借口，不同意把粮食卖到上海来。卖到什么地方去？他看到苏北地方一些游击区里粮食更加紧张，可以卖黑市，所以他把大量的粮食通过关系、黑市卖到苏北去，牟取暴利。那么这样一个情况被日本人知道以后，日本人当然大为恼火，认为李士群已经开始不买我日本人的账了。
李士群已经触怒了日本人，但他手里握有特务武装，日本人要动他，始终不免投鼠忌器。1944年的3月，由于陈年枪伤发作，汪精卫前往日本名古屋帝国大学医学院救治。11月10日，因病发不治，死于日本。汪精卫的死因曾经引起人们的联想和猜测，至今还没有证据证明其中有什么阴谋。只是由于当时美军已开始轰炸东京，病重的汪精卫被转移到没有暖气、阴冷潮湿的地下室，以致因为染上肺炎最终送了命。后来有人评论说，当主子自身难保的时候，一个傀儡的生命便实在不值一提了。
南京伪政权里的官员们在中山陵旁边的梅花山上，安葬了汪精卫。为了怕死后被人掘墓焚尸，在陵墓修建时，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特意让人将五吨碎钢掺入混凝土中，浇筑成厚厚的墓穴。葬礼上，每个人都阴沉着脸，流露出对前途的不安和沮丧。
采访军事历史研究主编张云：这个汪精卫一死以后，他死了以后，南京的汪伪政权汉奸们惶惶不可终日，失去了中心。像陈公博，（汪精卫）原来叫他当代主席，但是他是汪精卫病重期间的代主席，汪精卫死了以后，应该把这个代字去掉，陈公博讲说这个代字不能去，他对他的心腹讲为什么不能去呀，他说我是想重新表示一种态度。另外就是汪精卫，他上演的这台戏，已经到了人亡曲终的这种程度了，所以我到这里来，不是来进行演出的，我是来收拾这副烂摊子的，就是心情非常不好。周佛海也这样讲，周佛海在他的日记中，43年以后在他的日记中写了好多，悲也，苦也，惆怅之言，认为日暮途穷了，没有办法了。
与此同时，随着日军战线的不断扩大，对于军事物资的需求更加紧迫。而此时沦陷区里的经济和供应也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1944年里，汪伪政府有了一项新任务——共同回收金属。街上不时传来敲敲打打的声音，很多人明白这样的闹剧之后，已经透露出战局的某种变化的迹象。——日本人快要不行了。
见事不妙的汪伪政权的成员们纷纷寻找退路，这其中就有周佛海和丁默邨。周佛海早在1943年初就与重庆方面达成默契。连他出任伪上海市市长之职，也是经过请示，被戴笠认可的。在就任仪式上，他感叹道——（我）深深觉得能力薄弱，环境困难。
精于算计的李士群也向戴笠伸出了橄榄枝。但戴笠又岂能轻松地，将他与李士群之间的恩怨一笔勾消？
采访洪小夏：重庆也是为了考验周佛海和丁默邨这两个大汉奸是不是真的想投向抗日这一面？也是对他们的考验，要他们去刺杀李士群。
采访石源华：那么当时他们说有上中下三策上策是利用日本人，中策就是说由汪政府内部来，那么下策的话，就是直接去暗杀他，那么最后他们商量的结果，还是利用了日本宪兵队，利用日本人也想除掉他这样一种心态。
周佛海找到了日本华中宪兵司令部特高科科长冈村少佐，告诉他李士群正暗中与共产党来往。周佛海知道，李士群尾大不掉，已经为日本人所嫉恨，如果再加上一个暗通共产党的罪名，不愁日本人不下杀手。果然，冈村少佐给了周佛海满意的答复。
李士群做了一辈子职业特务，日本人对他的态度，他怎么会感觉不到？其实那天冈村少佐请他吃饭，李士群就有所防备，他甚至还关照跟去的保镖，要是过了两个钟头，自己还没下来，他们就冲上来。可他最终还是上了日本特务的圈套，送了命。据说李士群死前曾要拿枪自杀，说是：“我死倒不怕，可是我做了一生特务，不料自己还是被日本人算计了。这是我自己对不住自己。”
金雄白在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中描述了李士群的死：（李）士群的汗水就像雨水那样地从体内渗出，黄敬斋的太太金光楣与士群的太太叶吉卿，在旁服侍，转瞬买来的几打乾毛巾，一条一条的为他揩拭得湿透。後来又请了平时为他治病的储麟荪医生为他诊治，竟然不知患的是那一种什麼病症，无从下药，只有灌注盐水篇治标之计。一天馀时间的辗转床褥，直至体内的水份排洩尽了，才一瞑不视，整个躯体缩得又小又瘪，变成一个孩子模样了。
李士群死后，76号的大小头目为了谁来接替李士群的位子，争得不可开交。日本人就势将汪伪特工进行了彻底改组，把76号拆分为几个互相独立的部门，显赫一时的特工总部就此分崩瓦解。
1945年8月14日，日本天皇公布停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两天之后，陈公博召开临时会议，宣布存在了五年零五个月的伪国民政府就此解散。
1945年8月21日，曾经参加重光堂密谈的日方代表今井武夫后升任南京日军总司令部副总参谋长，正是这个人代替冈村宁次在湖南芷江签署了标志侵华日军投降的中字第一号备忘录的受领证，见证了中国军民最终胜利的时刻。
1945年9月2日，日本政府向中国等盟国递交了投降书。7天后，中国战区受降仪式在南京举行，八年抗战终于以中国的胜利宣告终结。第二年的9月，丁默邨做为汉奸被逮捕，在南京接受审判。对于被指控的汉奸罪行，丁默邨概不认账，反将自己标榜为忍辱负重的功臣。
采访石源华：丁默村的职务是浙江省主席，省保安司令，汪伪国民党浙江省党部的主任在战争结束的时候，他也是跟重庆勾结上了他是拿到委任书的，是军事委员会的浙江的专员，就是重庆给他这一个职务，那么他也是很卖力。。。说服日本人，你只能向国军投降不能向共军投降。
尽管丁默邨卖力地帮助国民党接收了浙江，尽管国民党内多位高官为其出庭作证，证明丁默邨在战争后期曾为重庆服务。但最高法院的终审宣判仍是：丁默邨“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处以死刑。1947年7月5日，丁默邨被提出行刑时，这个平时以杀人为业的魔头，立即面色惨白，瘫软在地，只能被两名法警拖着行走，待行至二门，已然神智不清，几近昏迷。因此既无遗言，亦无遗书。
陈立夫回忆录第232页对于丁默邨被处死的原因，蒋介石的亲信陈立夫还有过这样一段回忆：丁默邨本来可以不死的，但有一天他生病，在狱中保出去看医生，顺便游览玄武湖。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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