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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预征之外，竭泽而渔的具体办法还有田赋附加。到了共和三年底，四川田赋附加税有学费、县志、被服、备丁等26种名目，附加税额之沉重，有的竟有达正供十倍之多。
这些军阀的行为与土匪有什么区别呢？或许与同时同地的土匪比较，军阀的搜刮似乎更加凶恶。土匪毕竟没有“预征”，也没有“附加”，惟恐竭泽而渔，断了日后的财路。而这些革命军阀恰恰追求“竭泽而渔”。这不是道德和名分问题，而是利害的施报问题。既然防区经常易手，实施杀鸡取蛋的政策，恶果未必由自己承担，眼下还可以壮大力量。实施养鸡生蛋的政策，将来未必吃得上蛋，鸡也可能让人家抢去吃了，眼下的营养不良又可能迅速导致溃败。在这种格局中，竭泽而渔——标准的流寇行径——便是最有利的选择。
共和二年春节，川中鬼才刘师亮看到一家军阀门口贴着“共和万岁，天下太平”的对联，非常气愤，特撰写了一副对联：“共和万*税，天下太贫。”所谓的革命政府横征暴敛，广大人民仍陷于贫困和绝望中，被他写的是淋漓尽致，一针见血，入木三分。
还是这位不畏强暴，仗义执言的刘大师，对四川的革命军阀们的横征暴敛写下了许多构思精巧别致、讥讽毫不留情的税联，暂取一副以飨读者：
半年粮上六回，时拘押，时比追，迄无宁日，
百货税征数道，罢请求，罢减免，只有呼天。
到了南方各家开战，一决雌雄的时候，南京政府捐税已经很多，而一些地方的贪官污吏又巧立名目，加捐增税。有些税名闻所未闻，真正达到了“万物皆有税，惟有屁无捐”的境地。
“尽敲榨假充公用，遍设关税、卡税、田税、屋税、丁头税，税到民不聊生将腹税；竭搜罗大饱私囊，勤抽盐捐、米捐、猪捐、柴捐、屎尿捐、捐得人无活路把躯捐。”
这副对联就是当时南方九省“共和万*税”的真实写照。只可惜这副对联刊登在上海的几家租界报纸上，竟被南京政府以“诽谤政府”告上了租界的工部局法庭，堂堂大国的外交官竟然在红头阿三的押送下在外国人的法庭里控告自己的同胞讲真话，好歹没有用上共和大总统乔大爷的名头当原告。用当时在浙江主持政务的张南江老兄的话就是“难得他们还认识羞耻二字。”
这场革命政府告报纸的案子一经北方媒体的宣传，连原来的革命青年学生都迷茫了，一直都是清廷在英美租界、法租界的工部局子里告了《苏报》、告《浙江潮》，没想到革命成功了，反倒是革命政府来工部局告讲真话的报纸人，这让热情洋溢的青年们情何以堪啊。
第二百八十九节 共和万象千里行（）
一本能把党*国领袖们气的集体绝食的书该是什么样子的？吴宸轩手里这本就是，铜版纸印刷带三十多页胶板照片插页，封面是仿皮面的包书脊硬底封皮装潢的大气又不失庄重，特别是那一个湘西缠头的农民目光空洞的眼神和他那满是老茧的粗糙手里端着的那个缺两个口的粗瓷大碗，里面是他一天的唯一一顿干饭，小半碗的南瓜红米饭。血红色的题目《共和万象千里行》，这是一位《字林西报》的女记者用了一年多的时间从十几位中外旅行者的口述和文字及照片中整理出来的原始资料，里面女记者只是记录着、讲述着，冷静客观的笔调，始终未置一词的评价，也正是因为这样，看惯了南北两家论战的大众才更愿意看这本书。
或许从其中一些章节，就能明白为什么让乔大总统如此光火，甚至不惜在“租界报案”之后仅仅不到两个月就再次起诉一位无冕之王，全然不顾革命党的最后一点颜面。
书中第三章土匪保民众是这样记述的：“共和二年，美籍牧师安东？？伦丁遭江西土匪绑票，获释后，伦丁牧师写下了关于土匪的见闻：
还在商酒务的时候，有一天，一片浓重的阴郁笼罩了匪首和整个营地。匪首的一个下属违反了命令。在土匪地盘里，有些做法与在行军<；路上有所不同。在路上，任何土匪都可干下几乎任何暴行而不会因此受罚。而在这里，在土匪地盘里，匪首们是很注重自己名声的。正在受审的这个土匪以匪首的名义偷取了一条毯子。当消息传到匪首耳朵里时，他暴跳如雷，命令马上把这个该死的土匪宰了。这个土匪的许多朋友为此都来求见，希望他宽大处理，但所有这些努力都没有奏效。人被枪毙了，一切都已过去，但处决的命令却令人耿耿于怀。好几天里，营地里人气低落消沉。尤其是匪首自己，更是明显的郁郁寡欢，但是显然他把自己当成了当地的治安官，维护当地的秩序显然比起他的弟兄们的性命更重要。 伦丁牧师本来对土匪的印象还不错，但是：我们刚出土匪区，对他们的印象一下子就变坏了。他们无恶不作，烧杀抢掠简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可怕的劫掠景象难以用语言形容。远近四方的村子全部被毁，烟与火是土匪所到之处留下的最明显的痕迹。随着土匪队伍的移动，遭难的地区实际上扩展到了10英里以外，到处是浓烟、烈火、灰烬和废墟。="；"； 伦丁牧师对土匪执法的描述很真切。可以看出，在自己的地盘里，土匪比共和国的治安军队和当地警察还要严厉地打击犯罪。伦丁牧师认为这是一个渐变系列：一端是纯粹的害民贼，另一端是纯粹的保民官，两者之间存在着众多组合，保护和加害的组合。那么，决定这种组合的，到底是什么东西？或许是对利益的最大化追求，长期或者短期都有所考虑。="；"； 无论是保民还是害民，暴力集团都在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土匪之所以不打扰他的势力范围内农民的耕种，是为了有的可抢。="；"； 抢劫行为存在的前提，是有可抢的东西；绑架人质勒索赎金的前提，是人质有支付赎金的财力。如血酬定律所说，人质的命价，是由当事人支付赎金的意愿和能力决定的。在风险和成本相同的条件下，人质越有钱，抢劫对象越富裕，绑票和抢劫的收益越高。反过来说，抢劫绑票的对象越穷，抢劫的收益越低。低到得不偿失的程度，土匪就没法干了。="；"； 但是官府显然没有这种顾忌，不论是前朝的县衙门还是现在共和国的县政府，他们显然对于“天高三尺”的兴趣都是一致的。（不得不承认东方人的幽默往往表现的更加黑色一些，他们在绝望的环境里通过这种幽默来表达自己的无奈。）="；"； 因为南方的共和国政权对于自己政权的长期性表示非常高的质疑，为了追求短期血酬收入的最大化，合法的暴力集团也可以退化为土匪（这里是指传统意义上的土匪）。="；"； 比如广西玉林地区的军政长官黄骐（革命党人，还曾经参加过镇南关起义），比起当地的土匪却更加心狠手辣，一种捐税到了玉林就要完成几种。如酒税，到玉林便有了购米税、蒸馏税、入瓮税、卖酒税、喝酒税等等。有一次，玉林诗社以“诗”、“酒”二字举办征联竞赛，有一副获奖对联是这样的：="；"； “将军囊涩加征酒，政府事忙漏税诗。”="；"； 黄骐知道了这件讽刺他的事情之后，就下达对做诗的人每人征收收入的30％、获了奖的征收20％的税。此令一出激起了民愤，但是显然没有能让南京城的那位伟光正的乔夫大总统阁下有所反应，或许因为他的部下中像是黄骐这样的官吏是非常常见的。”="；"； 书中第五章官匪一家中是这样记述的：为了追求报酬的长期最大化，土匪反而愿意建立保护掠夺对象的秩序。侯少煊是著名的四川袍哥大爷，与土匪头子往来密切。他和这位女记者谈话的时候提到：="；"； 广汉位居川陕大道，商旅往来，素极频繁。但宣统年以后，时通时阻，共和肇始，几乎经常不通。不但商旅通过，需要绕道或托有力量的袍哥土匪头子出名片信件交涉，即小部军队通过，也要派人沿途先办交涉，否则就要挨打被吃。后来匪头们认为道路无人通行，等于自绝财源，于是彼此商定一个办法，由他们分段各收保险费，让行人持他们的路票通行。例如一挑盐收保险费五角，一个徒手或包袱客收一元。布贩、丝帮看货议费，多者百元，少者几元、几十元不等。……="；"； 匪头们鉴于普遍造成无人耕田和人口减少的现象，会断了他们以后的饭碗，于是也兴起一套“新办法”，用抽保险费来代替普遍抢劫。即每乡每保每月与当地大匪头共缴保险费若干元，即由这个匪头负责保护，如有劫案发生，由他们清追惩办。外地匪来抢劫，由他们派匪丁去打匪。保险费的筹收办法，各乡不一。北区六场和东区连山、金鱼等场，是规定农民有耕牛一只，月缴五角；养猪一只，月缴三角；种稻一亩，秋收后缴谷一斗；地主运租谷进城，每石缴银五角……如此等等。这样一来，有些乡镇农民又部分地开始从事生产，逃亡开始减少，匪徒们坐享收益，没有抢劫的麻烦，多少也有点好处。但是他们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钱财越多越好，人枪也是越多越好。这种分乡分片自收保险费的办法，总对他们有了限制，他们当然不能满足。所以有些出了保险费的地区，仍有抢劫事件发生。地方首人（当然是袍哥大爷）去报知大匪头，匪头只推说某些兄弟伙不听话，答应清查。有时也把兄弟伙“毛”（引者注：即杀掉）几个做个样子，以表示他们的“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