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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琦美大人好大的官威啊？”对面一声冷笑，“这里的人可不少啊，他们也都听到了，也要全家死光光吗？”
“嗯？”陈琦美也觉得事情大条了，似乎完全不在控制中“你究竟是谁？”
“我嘛，是出来打酱油的。”那个笑呵呵的声音让陈琦美的心里一沉“不过我身边这些人可都是上海的闻人，《申报》、《大公报》、《字林西报》、还有十几家报社的记者朋友，嗯，闸北区的几位警官，哦，还有公共租界的杰森探长和他的助手。您看你要是灭口的话，是不是考虑一下来见面那个名单啥的啊。放心，我们都在这里恭候沪督您的大驾。”
听筒里传来了一阵嗤笑声，人数不少，然后就是盲音。
“啪嗒”话机和听筒掉落在地面上，陈琦美一脸茫然的看着窗外正午的太阳，他的身上寒意层层，已经有些克制不住的颤抖了。
接下来的事情就完全进入了余健的表演时间，先是几家沪上的大报同时刊登“宋案真相大白天下”的报道，陈琦美担心的证据被一一陈列在世人面前，洪述祖也明白自己被陈琦美出卖，他在狱中幡然悔悟，写下了万言自白书，然后投缳谢罪。应桂馨则在庭审结束后诡异的死在了牢里，七窍流血，显然不是喝开水死的。于是管理这两位犯人的上海革命政府提篮桥监狱就大条了，有苦难言啊。这事情怎么看怎么像是革命党在杀人灭口。接下来，租界工部局认为洪述祖和应桂馨都是租界的华人居民，涉及案件要交回工部局审理，然后传唤了嫌疑最大的陈琦美到庭，当然被陈大督军拒绝，不过英美法庭可不畏惧这么个有名无实的沪督。特别是在电台的铭牌和呼号、密码本被证实是沪督府的专用设备之后，陈琦美刺宋的罪名被陪审团一致认可，缺席判处陈琦美雇凶杀人罪名成立。
余健老兄那句“您从汪昭明哪里回来了？”问的实在经典，陈琦美下意识的回答让这件案子的幕后黑手直指南京的汪昭明，至于汪昭明是谁的狗，似乎就不用多说了吧。余健把电话录音灌制成唱片，在各大报社纷纷发送，加上几大报刊的推波助澜。乔夫这位大总统似乎一夜之间就成了国会竞选失利，恼羞成怒指示党徒杀人的罪魁祸首。公民党也不淡定了，我们的党魁好不容易让我们成了多数党，怎么着？革命党玩不起公开竞选，就像靠暗杀来阻止中国的民主进程？
“老朽虽然怕死，但是硬骨头还是有几根的。”梁启超、汤乡茗等立宪派的大佬在南京总统府外面搞了一次静坐示威，总统府闭门谢客，至于乔夫近况如何不得而知，不过从宋妹子那张梨花带雨的面容看，不太乐观。
贺敏寒这位情调局的局座，余健的师兄，了解了整个来龙去脉后对着自己秘书来了一句：“论情报、行动、策反能力我们都不会输给统调，不过余大局座的这份邪恶还是让我等甘拜下风啊。”
第三百零五节 宋案余波尚未平（）
“宋案”以一种奇特的方式结束，留下了一地鸡毛让南方的两大势力之间再无和平可言。公民党立宪派觉得革命党连刺杀这种下三滥手段都用上了，摆明了不和公民党的人分蛋糕，别管乔夫如何发言澄清，如何以个人名誉担保，愿意共商国是，甚至接受公民党推荐总理人选，但是信誉尽失的革命党如何也无法挽回其他势力的信任。表现的更加明显的就是熊克武这位从反清的兴中会就在乔夫的大旗下战斗的元勋，也在当月宣布脱离革命党，“以川中父老的福祉为重，与刘存厚、杨森等各路川中将领组建川蜀联合自治政府。”
当然更让乔夫气急败坏的是，西南军阀与革命党的割袍断义。滇系军阀唐继尧、桂系军阀陆荣廷两人先后宣布脱离革命党，实行自治，同时将各省的革命党礼送处境。粤军龙济光部也在广州城里搞风搞雨，和革命党明显的拉开了距离。湖北不用说就是立宪派的老巢，黎叔在湖北的声望可不是盖的，鄂军里面的革命党不是没有，但是都在立宪派的监视下，有劲也使不上，平日里小摩擦不断，只要你敢拔枪，立宪派就敢说革命党要清党，要搞大屠杀，要吞并鄂军，恶心的湖北的革命党不行。湖南是个乱地方，谭延辏芸刂频牟还侨种坏暮希谰丫遄阆姹保蛳铝死洗笠豢哦ぷ樱娑嫌直还鹣档穆饺偻哉迹婢锴暮堋Ａ笫捞娑贾匦缕浯游模胶鲜Ψ度サ毖恕�
现在除了南京的几个警备团，只有黄克敌的建国赣军、粤北的陈炯明、福建南部的程德全还算得上革命党的武装，哦，还的加上陈琦美的上海督军府的那一个团的小弟们，虽然在革命党的眼里这帮人死不足惜，但是人家毕竟是革命党的死忠，不好往外推的。
对于宋案，史学家唐德刚曾遗憾慨叹：宋遁初案“人证、物证均十分完备，在全国人民众目睽睽之下，如作公开审判，对中国由**向法制转型，实在大有裨益。不幸原告、被告两造，当时均缺乏法治观念，思想都甚为落伍，舍法院不用，而使用枪杆，就使历史倒退，遗祸无穷了”。
其实宋遁初主张的内阁制是以议会为基础而形成的。内阁的首脑由议会中通过选举而产生的、议员中占多数的政党或政党联盟的领袖担任。国家元首只是在名义上代表国家，并无实际权力。国家实际权力在内阁，由内阁代表国家元首向议会负责。
对于一心想搞以党代治的乔夫来说，责任内阁制无疑是一块碍眼的绊脚石。想要铲除通往独裁道路上的阻碍，废除责任内阁制就成了势在必行的一步棋。
公民党在第二届国会大选中取得了胜利，公民党人因此踌躇满志，预定由宋遁初担任内阁总理，削弱乔夫的权力。在正式国会开会之前，宋遁初沿江东下，一路上到处发表演说，批评南京政府和北方自治政府，阐述自己的宪政理想，为建立责任内阁，实现民主政治大造舆论。言论风采，倾动一时。
宋遁初之死固然令人痛惜。诚然即使他就任总理，中国当时的诸多问题与危机也未必迎刃而解；然而这些问题与危机，或许会有一个负责任的政府承担；议会民主、政党轮替，或许会有机会在宪政框架内试验、成熟。他的被刺，使这一稍纵即逝的机会长久地丧失了。正如于右任老兄在他的日记里所说“议会民主的烛光是那么的脆弱，在宋公的墓前摇曳，终是要熄灭在黎明之前。”
长沙的岳麓山，长眠着无数湖南英烈。当年也曾有人主张将宋遁初葬在这里，他的知交于右任却不赞成，因为“宋君为民国伟人，非湖南一省所得而私”。他希望在上海开辟一旷地，“先筑公园，葬宋君于此地”，而后，“我革命党后死者将来不知凡几皆可卜葬于此，作为我革命党人之坟墓。”后来他用自己的股份分红和稿酬，吴宸轩也私人赞助了一千大洋，加上几位老友的慷慨解囊。果然在闸北区购地百亩，建了一座“宋公园”。
园中的宋遁初坐像后，有于右任亲笔题语：“先生之死，天下惜之，先生之行，天下知之，吾又何记？为直笔乎？直笔人戮。为曲笔乎？曲笔天诛。嗟嗟，九原之泪，天下之血，老友之笔，贼人之铁。於呼！勒之空山，期之良史，铭诸心肝，质诸天地。”
宋遁初墓在公园北区，龙柏掩映下，一座三四米高的石像跳入眼帘，宋遁初低头沉思，安详而坐。基座上刻着章炳麟先生所题“渔夫”二字——宋遁初别名正是渔夫，当年“忘路之远近”的他的确是个渔父，只是他想钓起的并不是一两尾鱼，而是一个宪政国家的桃花源梦。可惜这梦就像那被钓起又放回水中的鱼，以为重回水中即可自由呼吸，却无往不在鱼篓之中。
相比岳麓山登高费力，宋园似乎更为“亲民”。多年以后，上海逐步扩大，宋公园成了当地不可多得的绿地公园，园内多老者，有的径自悠然坐在墓寝边的栏杆上晒太阳。在钓鱼池，不断有人来静坐垂钓，颇和这位湖南桃源人的“渔父”之号。
经过报纸的提醒，大家才注意到在宋案中，宋遁初留给公民党参议、《公民报》社长范昌明的遗嘱是，“诸公皆当勉力进行，勿以我为念，而放弃责任心。我为调和两党事费尽心力，造谣者及一班人民不知原委，每多误解，我受痛苦也是应当的，死亦何悔？”驻院陪护他的《民立报》记者周锡三曾听他在神志清醒时说，“吾不料两党调和之事，乃若是之难。时事如斯，奈何！奈何！”宋似乎认为，他的被刺只因努力调和公民党和革命党而被误会。如此说来，他根本没有将吴宸轩等北方势力视为行刺的主谋，因为吴宸轩是不可能在这件事上“误会”他。
更耐人寻味的是，宋遁初临终并未提及乔夫，反委托黄克敌代拟一电发给吴宸轩，慨叹“济南吴总长勋鉴：窃思仁自受教以来，即束身自爱，虽寡过之未获，从未结怨于私人……今国本未固，民福不增，遽尔撒手，死有余恨。伏冀总长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会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临死哀言，尚祈鉴纳。”直到临终，宋遁初也不认为自己是被吴宸轩的人刺杀的。
宋公辞世后，公民党籍国会议员仍按原计划赴宁。共和4年9月8日，中华共和国第二届国会正式开幕。10日，参议院选举公民党籍议员张继为议长，革命党籍议员王正廷为副议长，但历史已经悄然转入另一条轨道。据公民党籍议员汤化龙回忆，宋遁初死后，党内其他领袖（黎叔）不能到金陵主持大局，南京的公民党本部群龙无首，不但不能联络其他党派，甚至统一本党也有困难。公民党原是联合各派而成的草台班子，但老资格的立宪派远比其他派别激进，相对稳健的党内人士不以为然，加上局势低迷，公民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