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明石君说法上似乎是个正人君子，不过了解他的人可不会这么想。
这位在1904年的时候，他在去欧洲上任前向参谋本部提出工作资金预算100万日圆，绝对算得上一笔庞大的经费，要知道那时连兵库县知事，省军级干部的工资每月都只有100日元出头！参谋本部一时畏缩，当时参谋次长冈外史中将则完全信任他，并表示不问这些钱是如何花掉的。他在彼得堡了解了俄国的反对派实力之后，从日内瓦找到了一个秃顶小矮个子，通过观察，觉得能在俄国成功搞革命的必是此人，当下提出日本政府愿以资金援助他所领导的社会主义运动。这位一开始还以背叛祖国的理由拒绝接受，明石于是以“你身为鞑靼人，推翻号称民族监狱的罗曼诺夫王朝才是最da的爱国。于是这位鞑靼秃顶委托列夫？？达维多维奇？？布隆施泰因用这笔钱做活动经费。进行了一系列颠覆活动，1904年沙俄内政部长维亚切斯拉夫？？冯？？普勒韦的暗杀；1905年1月22日彼得堡的“星期日惨案”，一日之间4600名请愿的工人被打死打伤；6月战舰“波将金号”哗变的“六三”政变，都可以找到他的暗影。这些就是后世所称1917年革命的总演习的俄国1905年革命。可以说明石在策动敌国内乱来牵制对方方面已经是当世顶尖水平，他如何会看不出坂西的心思，不过是不愿宣诸于口而已。
“拖住中国远征军第四批的行程，利用广州的工商和政府的冲突牵制中国人在欧洲的实力增长，好为帝国陆军争取一些表现的机hui。另外就是关东州的那些家伙又蠢蠢欲动了吧，别忘了坂西君还是位陆军的少将呢。”宗方对坂西的做法根本就不看好，他认为陆军不满意和俄国一起作战，而且胜利了也不会有多少实惠，倒不如先扩大帝国在满蒙的势力。
“嗯，或许有这方面的考lu吧。”明石倒没有想到陆军竟然敢动东北的主意，不过从这帮陆军参谋的胆大包天的德性，似乎也是有可能的。“对了，广州的工人似乎待遇不错吧，为什么这么容易煽动起来？”
“是啊，菊人公，您觉得这广州事变究jing是何道理？”再次聚首国防部的会议室，这些大佬们都很清楚，这是为了商议如何应对广州事变。刚刚从北平赶回来的吴运程对于广州事变还么有概念，所以趁着开会前的十分钟时间跟徐老打听打听，
“据说是工人先闹起来的，似乎是对工资不满意吧。”黄鑫培正好进来插言道。
“不至于吧。”吴运程觉得似乎不合道理，难道此中还有什么隐情不成，要知道这时候工人阶级，还没有像是后世宣传的那样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据做苦力工人的一位当事人回忆：“那时候想在码头上下力不那么容易呐，要先找一个可靠的人做担保”，还要一次性*交纳“租轮子”钱（2元左右），“下河钱”（2元左右，交纳下河钱之后才能在码头上干活），自己购买简易工具如箩筐、扁担等。一旦成为码头工人，就有了固定下力的权利，也就有了收入的保障，那时候重庆各码头基本上每天都有活儿干，所以在码头工作后不久，他就将向亲戚借的7元本钱还上了。
当时他家有七口人，生活是非常艰辛的，因为“家人等着我的工钱吃饭”，所以只要是苦力活，他都去做，比如帮人抬滑竿、埋死人等。虽然那时候收入时好时坏，但工钱还是够家人温饱。据老人回忆，他给有名的“傻儿师长”范绍增抬过滑竿，一趟五角，一天就赚了2元。因为当时物价低廉，米价才几分钱一斤，2元钱相当于他们家一年的租房钱，可见这对他来说是笔不小的财富，让他至今记忆犹新。但是情形坏的时候也不少，有时候没有“活路”干时，一家人就只好就着野菜喝粥，饿着肚子直到找到新的活儿干。
在普通人印象中，上学对苦力工人家庭来讲应该是件奢侈的事儿，但是事实并非如此。老人回忆，他们家的小孩到了上学的年纪，也都去上学了，甚至“娃儿能读到什么时候就让他们读”，他们家的五个小孩基本上都上过小学。可见教育开支所占比例不大。此外，老人还提到当时重庆各码头上都有善堂，由当地士绅所办，主要负责提供一些免费药品，施粥施米、赈济衣物，还为赤贫家庭提供帮助，如资助子女上学、提供死后的安葬费等。特别是几个超级商会都跟着山东商会学习了员工管理的制度和方式，对于职工除了工资提高之外，还经常推行些小恩小惠的福利政策，所以在自治区范围内还真没有多少工人会去和老板闹薪水。
比如在荣家纱厂的普通女工，上班1个月后，领到半个月的工资——七块大洋。也就是说她转正后每月可以挣十四块钱，可以养活家人了。第二年，成为熟练工一人看管两台织布机，月薪30多块钱，这时她开始有了些积蓄。而此时的云贵川和广东，中国女工平均日工资0。45元；广州的日资纱厂女工日工资最高0。73元，最低0。18元，平均0。455元。而与此同期的军政部门中，像山西各县一等警察队巡长的工资也才每月12元而已。
此时的武汉一般工人的月工资平均15元。大多数是女工的第一、裕华、震寰三大纱厂，工人1。5万，工资平均20元。共和草创的这几年，上海16个工业行业中，工人月实际收入最高的前三位，最高的月实际收入可达40元以上。工人收入如此，那么工人的居住条件呢？有调查统计，当时上海的工人租房主要分为三种：租住工厂的工房、租客栈的铺位，以及自己租房子住。在所调查的97家纺织企业中，就有62家给所有工人提供住房，有8家给工人提供一部分住房。公司职员租住的工房条件比较好，甚至有的公司为职工建造了职工公寓。比如由广东中山籍华侨刘锡基开的“新新百货公司”，单身职工可申请免费住公司宿she。宿she还有图书馆、食堂、运动场等设施。而最为最底层的包身工的情况则属于第一种，他们基本以租住工房为主。当时，上海租界工部局对一个纺织厂的60幢工房进行了调查，共和八年平均每幢住2。73户，15。32人。
既然吃住都包，薪资也足以养家糊口，这蔓延省港的大罢工确实让在座的不了解实情的大佬们困惑。除了这些新华的元老们不明就里，其实连远在京都的明石和宗方也不理解，在他们的印象里面，中国工人不是要被活活饿死是不会跟东家叫板的，既然工人收入不低，那么这大规模的工人罢工又是闹哪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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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百五十六节 攘外安内事从权（）
原本的近代中国充斥了各种战争，从太平天国到辛亥革命，从北伐战争到抗日战争，再到解放战争，战乱和兵燹所引起的社会动荡与频繁的自然灾害也是使工人生存环境恶化的重要因素，历史上若是没有这些战乱，工人的日子或许不能算得上小康，但是多数比起农民来还是能温饱有余的。战乱不仅带来直接的血腥和杀戮，抢、占、扰对工人的生活影响也十分巨大。总之，连年战乱，生活困苦，人民不堪兵燹匪累，尤其在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整个中华民族都被推入苦难的深渊，以工资收入为主的工人面临的困境也就可想而知了。
虽然旧中国各行业工人生活情形不一，但是民国经济基础薄弱，各地的工厂经常停业停产，失业成为当时一大问题。失业工人一旦断了经济收入，生存就变得困难，如果还遇上灾荒，那就苦不堪言了。虽然民国中国有比较先进的劳动立法，但是一纸空文是不可能保障工人的利益的。时人评说：“一遇灾情发生，无不迁徙流离，啼饥号寒，哀鸿嗷嗷，厥状至惨，虽不乏热心慈善之士，办理急赈，实施救治，然事属治标，难于久恃。”由于当时中国没有一个完善的社会救助制度和救济体系，更没有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赈济只能是治标不治本。
自然灾害最直接的后果是粮食歉收和饥荒，饿殍遍野导致瘟疫流行。共和五年，四川发生大旱灾，粮食歉收，致使粮价飞涨，重庆街头接连发生“路毙”，每天“路毙”街头的工人占了十之八九，大多数是苦力工人，由于灾荒，米价上涨，许多工人哪怕生点小病，因为无钱医治就只能等死了。
不过这次省港大罢工却并非因为这些问题，说起来这事情还是谢持邹鲁这两个革命党的宝货惹下的乱子。当革命党*退守广东之后，财源枯竭的他们更加无力阻止军队翻盘，甚至连程德全、程符、陈炯明的三路革命军都难以提供全额军饷。邹鲁等人在广州和十三行的旧人搞的华工输出法国的跨国劳务，本来是打算卖猪仔挣点法郎，没想到却被北方佬们在报纸上宣传为贩卖人口，吓得邹鲁谢持等人立马关张不说，还跑到了香港去避风头。
在香港这二位还没消停，躲了两个月，就又出来重操旧业，在港英政府那里注册了个发达劳务公司，继续贩卖华工到法国去当劳工，而且这次和香港的洪门败类勾结，干脆从广东各地诱拐绑架劳工去香港，然后集中送往法国。港英当局对于这种为协约国送人的买卖自然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操持了大半年，虽然革命党那里落下了三瓜俩枣的，但是这二位可算是发了血汗财。
听说广州一家纺织厂倒闭，大批工人失业在家，邹鲁的手下就故技重施，在厂子的工人棚户区设立了招工点，说香港有家纺织工厂扩建，招收熟练工，其实是打算诱骗人去香港，然后到了那边自然有帮会出面控制他们这些工人，然后往大船上一装，等着算人头收钱就行了，至于这些工人的死活，就各安天命了。
不过善恶到头终有报，恰好一位半年前被他们骗上船的工人在法国逃了出来，还跟着远征军第二批部队的船返回国内，刚刚回到广州就见到了以前拐骗他的那帮烂仔，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