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泥地里互相冲撞的野猪，各自滚了一身泥巴，再无半分区别。一个政治家或许能考虑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而政客们却善于把他们一起拉进政争的泥潭。如果我们能选择一个能获得绝大多数公民所认可的人来坐那个精神领袖的位置，我们还会担心我们国家民族的未来被一帮政客玩弄在股掌之中吗？”邓先贤在文章中的这段话几乎已经挑明了立场。
很快各大媒体上对于国家政体的研究成为了热门话题，甚至超过了刚刚结束的中日战争，这场近代以来第一次以中国为实际胜利者的双边战争。经过报纸、电台的科普，绝大多数的老百姓才算明白君主立宪的源渊。
“君主立宪制起源于英国1688年的“光荣革命”。这种政治体制将封建时代的君主和控制上院的贵族与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巧妙地结合起来。英国的议会制度奠基于中世纪的“自由大宪章”“牛津条例”等封建法律文献。它们所确立的“法律至上”和“有限王权”基本原则，构成了英国立宪政治的政治基础。因为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中，国王是被议会请来的，国王权利的来源不再是神而是议会了。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利用当时的有利形势，尽量扩大自己的政治，经济实力，利用他们所控制的议会，通过一系列的法律来限制王权。1689年十月，议会通过了《权利法案》。法案规定：国王无权废止法律，不得侵犯议会的的征税权，不经议会同意，国王不得组织常备军，国王不得干涉议会言论自由，未按法律程序，不得拘捕臣民，必须定期召开议会。这些法令的意义在于限制王权，扩大议会的权力。其结果是把实际权力转移到了议会手中，确立了议会权力高于王权，司法权独立于王权的原则，从而奠定了君主立宪制的法律基础。现代英国的君主立宪制的特点是，在保留古老的宪政传统和确立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基础上，将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三者融为一体。这种君主立宪其实更类似于一种二元制的君主立宪，当然在后来英王对于政治生活的参与度不断下降，从而趋向于“虚君共和”。”
新华党在背后策动的这场对君主立宪政体的全民大讨论，其背后的目的已经显露无疑，就是为了让这个国家的实际统治者吴宸轩吴大官人早日登上那个九五之位，而又不让那些有识之士有封建君主复辟的担忧。张南江选择的这个节点非常巧妙，恰逢吴宸轩力排众议率领国防军取得中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民族情绪和个人崇拜到了一个引爆点的时机。加上之前把弥勒佛一般的黎元隆总统摆在供桌上，这八年多来基本上是公开的在治理国家，还取得了相当不错的业绩，国富民强的目标基本上是实现了，而且吴总座一家子夫荣妻贤、儿女聪慧、谦恭亲民、父慈子孝的光辉形象也是深入人心的，所以全国上上下下对于他来登基称制的抵触也降低到了一个可以接受的水准。在世界各国还在惊诧于中日战争的种种逆天表现的时候，中国国内已经掀起了一场政治体制改革的风暴。
第四百四十二节 全民公决选帝王（）
“今日上午，国会第一大党新华党议员团提出《国体变更付诸全民公决案》，因属于特别重大议案，经国家议会议长周自齐周议长批准，国家议会宣布在七日后在济南召开国家议会临时全体大会，决定是否将该案付诸全民公决。”
当各地庆祝中日战争伟大胜利的鞭炮碎屑还没有清理干净的时候，共和十四年九月一日的各大报纸上，这篇报道几乎都占据了头版头条的位置。全世界的目光再次聚集在中国这个古老而年轻的共和国身上，或许再也没有共和十五年这个年号了。
在第一大党的号召下，加上民主联盟、工商业促进会、中国青年党这些议会中也有若干议席的党派的共同发力，这项议案几乎毫无悬念的通过了提案审核。在七日后的全体大会上，新华党的63％的议席作为后盾，联合了几个已经认同君主立宪体制的党派，还有不少因为革命党最近丑闻频出而打算抽身而退的革命党议员也投了赞成票。所以占有19％议席的第二大党革命党却仅仅凑了16。5％的反对票，当这项提案以81。3％的赞成票通过议会审核的时候，作为革命党议会领袖的廖立中坐在议席上久久无语，直到同为议员的夫人何玉凝将他轻轻拉起，才在夫人的扶持下离开了议会。
因为程序的原因，全民公决将会在一个月之后，也即是共和十四年十月一日付诸全民公决，预计公决结果将会在十月十七日到二十日统计出来。中国外交部也邀请了除了日本和红俄之外的几乎世界上所有大国派出观察员监督此次公决，并且决定在投票计票环节引入机动抽查和随机摄影的环节。各省的议会议员将会被随机抽调到其他省份去监督投票工作，最大限度保证公决的公正性。
虽然投票尚未拉开序幕，但是在廖立中等革命党的眼里结果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张南江这个小诸葛确实是算无遗策，选择了一个最佳的时机，又在付诸公决前利用手里掌握的新闻媒体的话语权大肆攻击革命党以及其他主张共和制的政党，而且揭露过程中还把这些人对共和制的主张与他们的龌龊行径刻意的放在一起宣传，造成了主张共和制的净是些口是心非、衣冠禽兽的伪君子的印象，让老百姓的心目中把这些败类和共和制度联系起来。老百姓的心态很简单，这帮人渣是因为变成共和制的共和国才上台当官的，他们作恶多端、恶贯满盈，而且他们还积极鼓吹共和制。这坏人的主张自然是坏的，这么多坏蛋都支持的共和制度自然不如君主立宪制度了。
而新华党一开始就注意自身形象，对于**分子决不手软，往往是开除党籍后移送司法机关，这种大义灭亲的态度曾经让新华党流失过一些议席，廖立中的革命党在其中也没少捡便宜，不过现在看来这些便宜纯粹都是陷阱，那些倒向革命党的议员往往就是被揪出来让群众批倒批臭的那些革命党。新华党内工商业人士绝大多数是商会的成员或者向往入会的准会员，这些人在商会乐善好施的影响下，往往热衷公益，注重自身形象（如果风闻不佳的会被商会一票否决，这里可没有拿钱刷信用的本事），这也让参加新华党的商会会员往往都是社会上的良善士绅，新华党的另外几大组成部分是科学技术人员、退役军人、工农中的技术骨干或者带头人，这三部分人或者是商会赞助的学校培养出来的，或者干脆就是吴总长的麾下，剩下的也是受益于吴宸轩的推广教育、鼓励工商政策的主，所以整个新华党几乎就是中国先进阶级的荟萃，这一点上革命党自叹弗如。为了对抗新华党，革命党盲目扩大，一时间泥沙俱下，所以被抓住痛脚一点也不稀奇。
可是新华党选择用革命党的败类来抹黑共和制度的手法让廖立中始终无法释怀，这也是他至死不能和张南江和平相处的根源。不过此刻革命党全面溃败，几乎面临分崩离析的险境，廖立中也无力阻止君主制度的“复辟”。
不过革命党也非毫无作为，廖立中和已经回国的胡展堂（吴宸轩提请议会对其进行特赦，已经消了他当年叛国投敌的案底，再说东京郊外的胡宅也被轰炸过，在日本连老婆孩子都快养不起的胡展堂和一众革命党元老也再无国家庇护，不得不腆着脸回国。）把主要火力放在了狙击新华党关于实行“二元制君主立宪制”的提议上，坚持实行议会制君主立宪制。
这里的二元制君主立宪制，指君主立宪的前提下，君主权力大于议会，各种主要法令都要经其签署，并且常有权委任首相和上议院议员，某些国家还有君权神授色彩，而不是政教分离的。当然吴宸轩不屑于搞那些扶鸾起乩的把戏，他若想当个君权神授的帝王，就靠着基地的那些设备，弄出几个货真价实的神迹绝对是手拿把掐的事情。
二元君主制是起源于近代欧洲现代化，从政府层面看来，在有两个形式上矛盾的方向同时进行，便是民族国家的中央集权制的成立，和相对的自由民主的私有财产的确认，在后世理解是因为公民社会和理性主义发达的结果，所以可以接受政府以独立于营利事业原则外运作，而专注于国防和外交事务。但在较后才开始现代化的欧洲国家，为了扩张政府权力又为了吸纳社会上不同的思想的人士，为了晋身政府层面加强其运作，于是一部分君主制国家在统一和独立的同时，编成了宪法成立议会，但和“虚君共和”相反是“虚位议会”制度。
一般认为二元君主制是原型是16世纪的波兰立陶宛联邦，但成熟于拿破仑时代的法兰西第一帝国，是当时拿破仑因战争需要而称帝，但又希望能保持法国大革命的民主成果之产物。不过这种制度下，君主的权利过于强势，如果在中国这片民主思想还很稚嫩的土壤里，保不齐就会真的演变成封建**的借尸还魂。
而且在实践上二元君主制，因为无法同时兼顾君主和议会权力之争，往往沦为了第三方的武装革命或政变的牺牲品，如二战时的日本和意大利王国或后来的伊朗等，被认为是权责不明的制度。所以吴宸轩虽然没有表态（也不适宜表态啊。难不成跳出来说二元制就算了，劳心劳力的怪麻烦，那个议会君主制称上二斤，哦，是来一份就得了。吴宸轩怎么说也是个讲究人，还是要讲脸面的不是）。
议会制君主立宪制，简称议会君主制。其主要特点是：议会不仅是国家的最高立法机关，而且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由议会选举产生的政府首脑组织政府，是真正的国家权力中心。君主是象征性的国家元首，其职责多是礼仪性的。议会掌握立法权，内阁由议会下院多数党领袖组建，下院多数党领袖即为内阁首相。内阁掌握行政权，受议会监督，对议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