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的说法在各处传播，实际上事情并不是如他们说的那样美好，不过传言这个东西总是具有夸大的功能，而且这里面还是有很大一部分是事实，所以那些处于水深火热当中的老百姓对于镇南王来统治他们是极度渴望的，现在看到附近有些州府抢先得到了这样的待遇，并且的确立刻就展现出了一幅新气象，反过头来再看看自己这里府县衙门仍然在恶狠狠的催粮催款，这心头的怒火就实在是压不住了。
对于这种暴乱的镇压是很轻松的，实际上那些暴民都将前来镇压他们的富贵军视为解放者，而侥幸没有死在暴乱中的老爷们现在必须应付对他们贪污的指控，实际上想要坐实他们的罪名并不困难，经过了一两年无法无天的生活他们当中的很多人甚至懒得在账面上做手脚，那些比较聪明的大多数已经逃走了。
这个时候巡回法庭开始高效的对这些蛀虫进行审判，这些家伙绝大部分必须在牢狱里度过他们的下半生，不过最近两江刑囚的方式有了一些改变，因为大部分罪犯的量刑都是用银子来衡量的，所以在可能的范围内囚犯可以使用自己最擅长的方法挣钱来缩短刑期，这些贪污犯很显然不适合去采石场，或者煤矿，他们当中毫无能力的一般说来城市保洁是他们的归宿，但是那些科举出身的官员大部分还是有一技之长的，最起码书法应该都还过得去，这样就意味着很多人可以在监狱里挥毫泼墨，对他们来说这样人道的刑囚倒是没有想到，虽然一般来说一天必须书写十二个小时以上，不过这毕竟比从事重体力劳动要舒服的多。
奕欣虽然不再真正的反对麒祥让位给李富贵，但是为了有时间串联各种力量，他还是拜托文祥想办法拖延一下禅让的进程，所以第三道诏书与前两道诏书之间间隔了两个多月。利用这段时间奕欣终于又联络上了俄国人，亚历山大二世对于奕欣的计划非常感兴趣，根据中国以往改朝换代的经验来看汉族的新兴政权一般都会先把加强关内的统治当作最重要的任务，而征服关外则往往在后几代积攒了足够的实力之后才会开始进行，这当然给俄国留下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在他看来如果能够在东北扶植一个满国出来那实在是太理想了，而且奕欣在蒙古人中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力的，这样不管是广阔的蒙古草原还是肥沃的东北都变成了中俄之间的缓冲，甚至总的来说还比较亲俄，即便是最后只能夺取这其中一半的领土也非常的惊人了。
俄国公使伊凡诺维奇并不像他们的沙皇那样乐观，在他看来李富贵的力量已经太强大了，在远东不管是扶植傀儡还是亲自和他对抗都非常危险，虽然不希望俄国在这件事情上陷的太深但是伊凡诺维奇还是同意这是一个好机会，只要处理得当还是能为俄国带来很大的利益。
与此同时梵蒂冈也是一团慌乱的准备着庇护九世的中国之旅，在所有的外国人当中可能只有他们因为李富贵登基而兴奋得睡不着觉，中国的皇帝由教皇来加冕这让所有的教士感到无比的自豪，这基本上可以看作是中国基督化的象征。唯一让他们感到担心的是教宗大人的身体，虽然庇护九世发誓自己无论如何都要活到李富贵加冕完成，但是大家也都知道这种事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幸好自从苏伊士运河开通之后到亚洲的航行变的方便了许多，而且教廷还专门为庇护九世定做了一张按照陀螺仪的原理做出来的床，在这张床上不管风浪多大庇护九世都不会感到摇晃，但是上下的颠簸还是无法消除。
至于那个关于神圣罗马帝国皇冠的无稽之谈并没有什么人提起，毕竟这个想法太过匪夷所思，所有的人都没有把它当作一回事。可是实际上就这个问题庇护九世已经和李富贵谈妥了各种细节，为此教廷的特使还特别的带了一位中国助手回梵蒂冈，他在这段时间总是通过这个人和李富贵进行秘密联系。
当麒祥终于第三次写下禅让诏书之后他也直接把这段时间李鸿藻和文祥搞出来的一整套满清结束之后的章程抛了出来，这样并没有等待李富贵的答复麒祥自己就从皇位上退了下来，从紫禁城搬了出来住到了醇亲王的府上。同时宣布直隶所有的州府接受镇南王的统治，而北京改称北平府，暂时由文祥执掌，总之一切违制的称号都被取消，那些按照规矩不能被平民使用的东西也一律被封存，这一套做下来实在让人挑不出一点毛病。
至于那些不愿意接受满清就要灭亡的人早在第二道诏书发下来的时候就已经开始陆陆续续的向关外移民了，到了这个时候要走的基本上已经走的差不多了，在一个残阳似血的黄昏奕欣带着对北京城无限的眷恋带着他的满府人丁离开了，不管是文祥还是刚从皇位上退下来的载淳都到了十里长亭为奕欣送行，满清走到这一步在场的所有人无不唏嘘不已，不过虽然弥漫着伤感可是场面并没有失控，大家最后洒泪而别。
两江留在北京的探子把这一场景向上面详细的作了汇报，李富贵看着北京送来的情报不禁面露微笑，“真是有趣，这样看起来北京还真是有我一位知音呢，这些安排的实在是合我心意，夕阳给人带来的只是伤感，如果非要弄一个血流成河来衬托它那反而伤害了它的美好。”
在这个时候两江的议会正在紧锣密鼓的讨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宪法，这也可能是第一部把利益至上写入总纲的宪法，为了引导议会的讨论李富贵最近总是待在那里听着各路议员操着南腔北调争得面红耳赤。关于利益至上入宪李富贵甚至必须亲自上阵，因为这些年兵家虽然在两江已经逐渐压倒了儒家，可是在别的地方它的地位就很难说了，对于中国来说这是一个到处充斥着各种思想的时代，也有几个地方对兵家的宣扬比两江还要赤裸裸，但是大部分人还是不能一下子接受这样一个看似非常偏激的理论。
对于儒家的责难李富贵一般都暗示手下人前去论战，因为这些年里在两江这样的辩论不知道发生过多少次，对于那些持儒家观点他们已经积累了很多的经验。李富贵的主要精力用在了那些喜欢西方思想，总是把民主、平等、自由、公正挂在嘴边上的议员们身上，因为议会制度来自西方，在议会里持这样观点的人也不少，而对这些人李富贵一向还是很看重的，所以他不惜花费时间、精力来与他们进行探讨，这样在说服妥协的同时还能加深了解。
“自法国大革命开始各种各样的口号就被喊出来，我想知道如果这些口号互相之间发生了冲突怎么办？毕竟这些价值观念当中没有一个是绝对存在的，当你们必须为了公正而限制一定的自由那该怎么办？”这是李富贵与所有人辩论的套路，虽然上一次在祁隽藻那里吃了亏，可是李富贵相信在公众场合辩论的时候不会再发生那种事情，毕竟百分之百的唯心观点根本不可能得到大众的认可。
果然那些人立刻就掉入了李富贵的陷阱，“民主是决定一切的准则，民众可以决定这个社会自由的程度。”
“民主担当最高裁决的职责？”李富贵追问了一句。
“是的。”
“我们现在很多议员提出了惩罚满人的议案，这个议案本身我们不去讨论，我们只是假设这样一种可能，汉人在议院里占据绝对多数，所以任何掠夺满人的提案应该都很容易被通过，这也是民主精神吗？”
“当然不是，在民主的同时还必须兼顾其他的准则。”
“好像前后矛盾了，这么说民主并不能成为绝对准则，或许它占的分量较大，但是不是绝对的，所以我认为决定这一切的实际上是利益。”
“您所说的利益无法操作，民主是通过投票来实现的，可是您如何来统计利益呢？”
“还是回到刚才那个假设，在民主至上的体系里，汉人可以通过议会强加给满人沉重的赋税，而满人也因为信奉民主为最高准则也只能默默接受这样一个结果。可是在利益至上的体系中，满人会发现这份民主得出的结果是在歧视他们，同时违背了平等这一准则，他们就可以举起平等的旗帜来对抗民主，而在这之后实际起作用的是利益，也就是说少数派可能会吃点亏，但是多数派无法随意的去鱼肉他们，至于这其中的程度则必须必须通过计算压迫所能带来的利益和反抗造成的损失来决定。”
“按您这么说民主投票岂不是毫无作用了，最终还是要靠实力威胁。”
“那倒也不是，投票的结果毕竟代表了民意，民意同样也是一种力量，这个力量的大小决定了民主所能占据的份额，所以说如果这个国家全是顺民的话民主来的的确要难一些。”
李富贵并不打算让这些人立刻转变他们的观念，他只是希望这些人能够理解兵家，起码不要以为抱着一套西方的信条就可以包打天下。在李富贵的提议下议会还开始认真的讨论哪些情况下造反是可以被赦免的，在这里李富贵正式的要求议员们把制衡写入宪法，既在未来的中国任何两个实体之间不管他们是什么关系都不能存在绝对的命令，父子、君臣都是如此，以前一直在强调的单方面的忠孝将被取消，当然李富贵并没有让议会讨论在哪些情况下儿子可以打老子，他很聪明的绕过了这个程序，只是提出了这么一个纲领，即便如此也让一向认为君权至上的国人感到很是迷惘，实际上到这个时候李富贵还没有在公开场合表示过称帝的意向。
同时在这次宪法会议中李富贵还就党派政治做出了表态，目前的中国可以说到处都是政党，但是都是一些小党，而且地域性非常明显，在议会里基本上看不出政党的划分，对于要求组建更大政党的要求李富贵做出了他的回应，“我希望大家不要完全去照搬西方的政治体系，起码我看不出那些反对党为反对而反对有多少道理，如果大家觉得志同道合而想组一个政党我当然不会反对，但是刻意的弄出一些大的政党集团在我看来并没有什么意义。”
对于议会中没有强有力的政党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