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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意义上说，孔子并非创立了儒教，而应该说，他总结出了儒教。
孔子总结出来的那些东西，是避不开绕不过的，因为它就流淌在每个人的
。不管怎么样，中国最终都要走到儒教的道路上，民族性格和生活习俗决定的，绝非人力可以扭转。
“既然这样，那就只能对儒教作一些改良了。幸亏这个时候，还没有那么多的腐儒，更没有那么多皓首穷经的无聊傻冒老先生，这个时候，离孔子的时候还近，应该还来得及吧？”刘常满心里想着。
见皇帝站在峭壁前，望着鸽子飞进飞去。就是不言声，三个臣子也不知道皇帝在想什么，没有一个人敢说话。
“好了，我们出发吧，今天晚上，还要在单父吃饭呢！”站在自己最初起事地地方。刘常满终于想通了一个很大的关节，心里顿时觉得舒畅了不少。见三个臣子都看着自己，便笑着说道。
丰沛两地认识他们的人实在太多，刘常满既然是微服，当然无法前去。
不过单父可就不同了。虽说当初吕泽是单父县人，但其实早就搬到了沛县，起事后，刘常满虽然去单父帮过一段时间的忙。可那个时候他只有不到十岁，现在已经是二十多岁的青年，倒也不虞有人认出。
单父的城市，明显地比原来漂亮了不少。不光是城里，城外的人口密度，也明显的得到了增长。一路上看看庄稼的长势，倒也还好，刘常满的眉头，慢慢的舒展了开来。
“大哥，转秧呢？”刘常满大声的问着一个正在给春红薯转头一遍秧的农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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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呀。公子有什么事情要问么？”见刘常满诸人衣饰不凡。那农夫连忙停下手中地活计，站起来问道。
“大哥，我就想问问，你这红薯，现在一亩地能产多少斤呀？”见到自己推广的红薯种了很大一片，刘常满心里挺高兴。当即问道。
“我这一片地，都是沟滩好地，又是春天种的，侍弄得好的话，一亩地产个一千多斤问题不大！”那农夫答道。
“那现在粮食够吃了吗？”
“够了，够了！自打那年种了这田候瓜，我们全家老老小小七口人就没再挨过饿！”那农夫笑道。
“那就好。什么时候等你红薯一亩收一千五百斤了，我到你家吃蒸红薯去！”刘常满笑道。
“嘿。要是一亩收一千五百斤了，我就磨了粉，请你喝凉粉！”那农夫听他善颂善祷，出言吉利。也很高兴的笑道。
要说起来，大汉国的吃食，这几年可是丰富多了。
这个红薯的产量既大，种植面积又广，推广开了不久，刘常满就尝试着让人做了些红薯粉条来吃——这玩意在农村村村都会做，非常简单。
不过磨出来粉之后，刘常满当然就想到了当初在街上吃的“胖子炒凉粉”，还有夏天在凉皮米线店里吃到的凉拌凉粉等等吃食，当即就让御厨房里照自己说的样子做了出来。
要说这大内地御厨房果然不同凡响，很快就将凉粉做好。于是，从此之后的“寒食节”里，京里的王公贵族们，又多了一道美味。
不过制凉粉粉条的手艺实在简单得很，很快就在民间流传开了，随着红薯——也就是百姓嘴里的田候瓜了的扩大种植，慢慢地全国到处都能吃到了。
民以食为天，这句话一点不错。等老百姓用较小的努力就能够吃饱时，他们的创造力当即就暴发了出来。
首先表现出来的，当然还是在吃上。
汉十五年的时候，因上年淮南两季都是十二成大熟，百姓们的粮仓个个堆得满满的。谁知第二年阴雨连续数月，许多家的粮仓都过了水。
有一家百姓地急忙把过水的粮仓腾出来后，发现底部的大豆，都被水泡得胀鼓鼓的了。
阴雨天也没地方晒，该百姓就开始全家吃煮豆子。可是湿了豆子地实在太多，该百姓吃了数天也没吃完。顿顿吃同样的东西，不免厌倦了，于是他便把豆子扔进了磨面用的石磨里，准备磨一下，看会怎么样。
要说这石磨，也是大皇帝从西域专门引进的，百姓们脱粒磨面才有了更好的工具，这一磨之下倒不要紧，竟然把那些湿豆子磨成了浆！
该百姓一看这浆流了出来，心想不管三七二十一，我只管煮煮看吧！谁知一煮之下，发现这东西吃起来很不错，于是就告诉了邻居，一来二去的就传开了。（河南名吃豆沫，就是这么做的，嘿嘿）。
再后来，有人觉得那豆渣吃着不舒服，又用细纱把它过滤一遍，于是豆腐便被做了出来。
不光是豆腐，自从刘常满教导百姓用油炒菜后，许许多多的吃法，都渐渐被发现了出来。
第五卷 盛世
—第十六章 … 巡狩重典（四）—
“豆腐脑，豆腐脑，热腾腾的蒸豆腐脑！”刚进单父县城，就听到城西门上一家豆腐脑铺子的老板正扯着嗓子招揽生意，刘常满不由喷的一笑。
想想真快，到了汉朝竟然已经十几年了！
不过比起刘邦刚刚起兵那会儿，单父城的模样已经完全变了。
原来低矮的黄土城墙，已经变成了整体都用青砖砌成的城墙，城里的百姓们原来住的房子都很破旧，现在也多半是砖瓦结构的房子了，很明显单父人的生活，过得比原来好得多了。
街市上做各种各样生意的店铺也都多了起来，时近晚饭，到处都是一片喧闹之声，刘常满边走边仔细的观察着。
先秦时代的城市，和现在的大不相同。那个时候，居民区，也就是“里”和商业区，也就是“坊”那是严格区分的。
但刘常满即位以后，不，甚至他还没有即位的时候，就在建设长安城的时候，刘常满就和长安城的总设计师、墨门子魏无相商量，把这个区分给去掉了。
最早的时候，里和坊所以要严格区分。最重要地原因就是要突出“士农工商”中商人地位的低下。
“士农工商”号称四民，在我国的农业社会时代，长期以来都是社会的主体构成部分。请注意，这是“四民”，贵族和统治者是不包括在内的。
“士”一般是有特殊技艺的平民，当然也是最接近贵族。最有机会成为贵族地，在民众之中，处于最上层的地位。而工也是掌握某些技术的，因此工匠的构成和人群比例，也都相对稳定。
农业社会既然称为农业社会，那“农”当然就是社会的根本基础，历代统治者都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为了稳固基础，历代统治者多半采取了一种措施：重农抑商。
在农业社会。其实大量的“工”人们，都是由农民兼职的，专职的工匠与农民地数量比起来很少，而且工匠也都非常辛苦，又需要一定的技术，所以统治阶层从不担心工农之间的转换，最起码在大机器生产没有到来之前，他们是不用考虑工把农给拉走了的。
而士的要求更高，对于没有机会受教育的百姓来说，想成为士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统治者也不用担心这一条。
但唯有“商”这一道，最容易把农业人口转化走。而且商业获得同样的利益，要比从事农业轻松数倍，因此统治者对于弃农经商一种抱着极大的担忧心态。
正因为如此，在宋朝以前，历代都采取了严厉的措施“劝农抑商”。
商人和农、工比起来。最大地特点就是富裕，钱财多。因此，但人家又是正当经营所得，政府无法剥夺，所以就从政治上进行打压。
象秦朝时期，一直到汉武帝时，都还有“发天下七科”的说法，所谓七科。就是吏有罪一，亡命二，赘婿三，贾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市籍七。其实仔细一看就可以看出，后四种都是贾人。
“行商坐贾”，在历史上，商和贾其实是不同的，所谓行商，就是专搞流通、批发的那些大商人们，这些商人们的社会地位其实很高。
但“坐贾”就不同了，所谓坐贾，就是在城市坊间摆摊卖东西的小商贩们。很多时候，这些小商贩都是罪犯被“籍没入官”地家属中，发落比较轻的那些，所以政治地位一直很低。正因为如此，秦始皇帝和汉武帝征发的“七科”里，才会有这么多小商贩和小商贩的后裔们。
不光如此，就算是在日常生活中，小商贩们和平民也不能住在一起。小商贩们被集中居住在“坊”里，而普通百姓居住的地方，则被称为“里”。
但在刘常满眼里，这些莫名其妙的东西简直就是笑话。
小商小贩们卖的，多半是百姓生活的必需品，现在把商贩集市和居民区完全分开，有地百姓甚至买点盐巴也得跑上几里路，这算什么事儿？
于是在建造长安城里，刘常满特意和魏无相商量，要把坊和里建设在一起。等长安城落成，各地的诸候郡守前去观礼之时，当然就发现了这个情况。
“城中好高髻。城外高一尺；城中好广眉。城外覆半额；城中好大袖。城外全束帛。”这是一首汉朝的民歌，可见喜欢流行
贵族阶层的习惯，在我国有着极为悠久地传统了。建设，本来就有些作为样板示范城市的意思。
于是很快的，全国各地的城市，都开始放宽了坊和里之间的限制，允许居民区和商业区进行混合，这才有了刘常满在单父城里看到的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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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常满还曾经颁下诏令，不管是在哪儿，只要百姓们有需要，都可以向各郡县长官申请，按期在各地举行“墟市”、“草市”，也就是民间自发的物资交流会。
当初刘常满颁布诏令的时候，想的最多的是这样做能够很好的方便百姓。
虽然汉法并不禁止百姓日常聚会，但经过秦代的严酷法律，百姓们的思想，已经被限制得很厉害了。
想想吧，八十年代初，我国刚刚实行改革开放的时候，不但百姓们心里没底，就连政府官员心里，也都没底，不知道什么东西算是姓“资”，什么东西算是姓“社”呢，刘常满刚即位时民间的心态和这个时候很有些相似。
在秦朝的时候，人们已经在“三人无故聚饮”即为犯罪的日子中过了好多年，现在突然放开政策，百姓们一时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