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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三个月的工夫，潼关附近各州县，连妇人孺子都知道“汤青天”这个美称。土豪劣绅，不敢也不能为恶；流氓地痞纷纷敛迹。“民间争执，知道什么叫讲理，先请左邻右舍，乡党长老排解；真到讲不清理时，才告到官府，因此，潼关备道茂门，落得个讼简刑清。
但是，汤斌自己却依然忙得不可开交，除了勤求民隐，兴修农田水利，为地方造产来增加老百姓的收入以外，他自己还忙着做学问，每夜一灯荧然，非到三更，不肯罢手。
推己及人，他觉得振兴文教是件万不可忽的事；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决定着手整顿潼川书院。
书院起于唐朝，唐明皇置“丽正书院”，招集文学之士，讲学其中，即为书院制度的滥觞。经过五代到了宋朝，书院大兴，最有名的是四大书院，而以白鹿洞书院为首。
白鹿洞书院在庐山五老峰下。唐德宗时，李涉、李渤兄弟归隐于此；李渤后来做了“浔阳江头”的江州刺史，便在白鹿洞修建台榭，成为一时胜景。其后南唐李家父子，素好文学；认为白鹿洞是个士子读书的好地方，下诏建立学馆，并给官田，以供学子薪水；派了李善道主持。称为“洞主”，而整个学馆，则称为“白鹿国库”，是南唐最高官学。
到了宋初，“白鹿国矿改为白鹿洞书院；以后渐次荒废。一人南宋，朱熹当江西南康的地方官，初到任就下徽文，派官学教授杨大法勘查白鹿洞，接着又亲自去作视察，认为可以修复，也应该修复，于是白鹿洞书院，复又成为读书人向往的乐土。
在白鹿洞书院，朱熹亲自订定了一篇学规，首先就揭明教人以人伦为本，指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为“五教之目”。而学做人的程序是：广泛涉猎的“博学”；学而不解则“审问”；问清了还要“慎思”其中的道理；道理虽明，犹须“明辨”它的对与不对？是对的道理，便当“笃行”。同时他又申明做学问的目的：
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人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己及人。非徒欲其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
白鹿洞书院的学规，虽为后世书院奉为圭桌，但书院并不能保持纯为做人而读书的那种高超的风格。在明朝，书院往往成为读书人论世干政之地，因此触犯忌讳，前后经过四次的摧残，到了末叶，终于有东林书院的名闻天下。
东林书院在无锡，是有气节的读书人，砥砺切磋之地；但以东林出身的，入仕以后，多居高位，于是无形中，有了一个与问党对称的东林党，成为君子与小人，水火不相容的两大集团。这一番争斗，明朝既亡，犹复不止。清军入关以后，阉党的冯铨防备东林报复，反对设置书院；当政的旗下贵族。亦怕汉人借书院掩护，反抗清朝，所以曾有诏令，不许设置书院。汤斌要考虑的，就是这一层关系。
在顺治九年有道上谕，责成各省学政，督率官学教官，“务令诸生将平日所习经书义理，著书请求，躬行实践，不许别创书院，群聚结党，及号召地方游食之徒，空谈废业。”不过潼川书院既非新创，又不是结党干政，游食空谈，汤斌认为并不违反功令。
当然，书院还无法动用公款来维持，汤斌只能找到地方绅士，劝募一笔基金，也仍旧交由地方绅士管理，订立条规，置产收息，只用利息不动本。预定招收名额是正课二十名，附课视息金收入多寡而定；正课每月发给膏火银二两，附课减半。聘请朝邑的一位理学家雷子显主讲。名为“掌教”。
这样筹备好了，方始招考生徒到书院来肄业；报考的资格是不限制的，无论举人、监生、秀才，或者不曾进学的童生，都可参加。由于汤斌的实事求是，以及雷子显的道德文章，报考的有三百人之多。到了考试那天，汤斌亲自到书院照料；二月里的天气，春寒犹劲，考生一到，由汤斌带领的执事夫役，引到饭厅，先送上一碗滚烫的羊肉汤，条案上整箩筐的馍、大壶热茶，随意取用，初入书院，便令人从心底浮起温暖，向学向善之心，油然而起，一个个都在自誓，定要好好应考，取得高第，成为“正课”，在这潼川书院打下一个进德修业的基础。
考试的题目是汤斌与雷子显共同拟定的，叫做“盍言尔志”，藉以考察各人的志向修养。一上午考完，汤斌与雷子显立即阅卷；到了深夜，把三百本卷子看完，定了正课二十名，附课三十五名，第二天一早便已发榜，录取的即时人院，不取的也觉得很痛快，因为不曾耽误他们的工夫。
于是五十五名生徒，平日埋首钻研；逢初二、十六参加月课。其中一课名为“官课”，由汤斌开始，出题考试，评定等第，优等每名奖银二两，次等奖银一两；文字拙劣的，汤斌必定把他们找来，一个个细问学业进度，加以指点。到下一个月便是同州知府马呈祥主持；他的家累重，而俸人无多，捐廉所发的奖金便少些。然后又是各县县官到院出题考试，而不论是谁主持官课，汤斌一定要到书院来帮着照顾；因此，不但是书院中的生徒，就是主持考课的州县官，亦无不觉得这位“汤大人”循循善诱，跟他论学谈艺，确有一种身心俱泰的乐趣。
这样到了顺治十四年了西，是乡试之年。有个河南副主考丁澎，是杭州人，文名极盛，他是顺治十二年的进士，与汤斌在京里相识，订交不久而极佩服汤斌的为人，所以出闱以后，特地经函谷道专诚来访汤斌，一叙契阔。
不想一到就病倒了，汤斌为他延医治病，代为办公事请病假，每天亲自看护医药；到年底病愈，正待启程回京时，来了一道上谕，指河南正主考黄钅心、副主考丁澎，主持试务有弊，为言官参劾，奉旨：“黄钅心着革职严拿察究，丁澎亦着革职察议。”
3 、科场大狱
逮捕丁澎的上谕到了汤斌手里，他颇为疑惑，丁澎的操守是他相信得过，何至于闱中舞弊？他在想，河南的正主考，也是他的顺治九年壬辰科的同年黄钅心，在京里当吏部员外时，曾听说有索取红包的不谨之行；如果了澎不是为给事中朱绍凤所误参，受了冤枉，就必是受了黄钅心的连累。总之是非黑白还没有判明，自己对这位纤道来访，而遭遇了拂逆的朋友，唯有尽可能加以安慰和援助。
于是他带着公文到客馆中去看丁澎，“飞涛！”他叫着他的别号，平静地说：“有件事似乎是新闻。”他把公文递了过去。
丁澎一看，显得一惊，接着黯然地叹了口气：“唉！我晓得要受无妄之灾！”
这就见得汤斌的猜测不错了，是受了黄钅心的连累；黄钅心到底如何作弊，他不便去打听，只是为丁澎譬解，“清者自清、浊者自浊”，他说“飞涛，你总记得《西铭》上的话：”贫贱忧患，宁至汝于成！‘“
“见教得极是！”丁澎深深一揖，“这于我是个磨练，读书养气，在这些地方就得力了！”
解到京里，丁澎才知道要兴科场大狱，考官被参的，不止河南一处，而且河南的情节还不算重。最严重的是顺天和江南两闱；弊端由顺天发现，及于江南，再蔓延到河南、山东、山西。
科场的积弊，由来已久；皇帝决心加以整饬，这年——顺治十四年了酋，各省普行乡试，特地严厉告诫：“考官阅卷有弊者，杀无赦！”
各省乡试，录取举人的名额是有规定的，顺天闭是一百六十八，江南闱是一百六十三，居各省的首二位。这一北一南两地，前者是“天子脚下”的首善之区；后者为人文荟萃之区，因此这北南两闱亦是国家选拔人才最关紧要的所在，所派的考官，特别慎重。北闱的正主考就是曹本荣，副主考名叫来之绳，亦是学问优长的翰林宫。
正副主考以外，另外又派十四名考官，称为“房官”；在京师，照例选派各衙门科举出身而有才名的“散官”充任，这一类“散官”，另成一类，称为“中、行、评、博”；即是中书科中书，行人司行人，大理寺评事，国子监博士的合称。这年，大理寺的左右评事，李振邺、张我朴都被派充任房官。
这两个人是少年新进，才名甚高，而行止有亏；因此听说他们膺选入闱，许多不肖仕子纷纷钻营，谋通关节，尤其是走李振邺的路子的更多——居间经手的是一个湖州的秀才张汉。
张汉跟李振邺是朋友，到京谋生，因为资斧不继，借住在李家。李振邺的太太在原籍，京里只有一个新娶的姨太太。一天得到消息，说李太太已从家乡动身，不日到京，李振邺大起恐慌。
因为李振邺惧内。他的这个小名秋葵的姨太太是瞒着太太而娶的，一旦东窗事发，这饥荒有得打。但是，他又舍不得遣走秋葵。左思右想，想出了一条移花接木之计。
跟秋葵说通了以后，他找到张汉，说明原因，要把秋葵送给张汉，但是有个条件，只有在晚上，秋葵才是张汉的新姬；在白天，她仍旧是李振邺的外室。
穷愁潦倒的张汉，得此飞来艳福，自然一诺无辞。于是“绿杨分作两家看”，秋葵跟着张汉，另外赁屋同居，但依旧向月而开。
不多几天，她向李振邺诉苦，“老爷就是可怜我，也得替我找个富家儿郎，让我终身有靠，如今嫁了个穷鬼，三餐不饱，苦得要死，”秋葵淌着眼泪说，“转眼秋风一起，棉衣服还不知道在哪里？这个年更不知道怎么过了？”
“你不要忙！”李振邺应声答道：“我早已筹画好了，包你一到冬天，稳坐暖炕，黑的是煤炭，白的是馍馍，舒舒服服过一个肥年。”
“我不信！”秋葵真的不信，“哪有这样的好事？”
“这就叫机会！今年是子午卯西的大比之年，我已经内定了要入闱。”李振邺把秋葵抱着坐在膝上，低声向她耳际嘱咐：“你悄悄跟老张去说，叫他去找‘主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