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御史,亦颇思有所建树,在廷议时,便与明珠一党,常有不能调和的意见,很快地被朝士分为南北两党。
既有党派,便成敌对,徐乾学看出明珠已呈不稳之势,而皇帝整饬政风的决心,在查办张氵并奖励陈紫芝一事上,表现得相当清楚,因而估量局面,断然作了打倒明珠的决定。
还有一个人可以利用:郭琇。 郭琇是他的同年,此时又成了长官与僚属,于公,他可以鼓励郭琇配合皇帝重整纪纲的决心,提出纠弹;在私,他想到有一套说法,可以打动郭琇的心。
这套说法是为汤斌报仇。汤斌受明珠和余国柱的迫害,是有目共睹的事,郭琇久怀不平,所以对徐乾学的话,格外容易人耳。而徐乾学又以汤斌有思于他的家乡,跟郭琇对汤斌怀有知遇之恩的立场是相同的;这样,郭琇便丝毫不觉得徐乾学所怂恿他的话,不是为了替汤斌报仇,而是以此因由,打倒明珠。
一夕密谈,徐乾学提供了许多关于明珠的内幕。有些话,跟李光地跟他所说的相同;有些则大相径庭,而比较之下,郭琇宁信徐乾学,不信李光地,因为李光地“卖友”这一重公案,真相渐渐揭露,使得郭琇对他的信心大失。
关起门来,一个人悄悄写好了一道严劾明珠的奏疏,正待呈递;却以太皇太后的崩逝,而搁置了下来。这位太皇太后是世祖的生母,当清兵初入关时,世祖只有七岁,多尔衮大权在握,颇为跋扈。幸亏这位太后跟多尔衮是从小一起被养在宫内的青梅竹马之交,苦心调护,才使得多尔衮不致萌生异志,篡位自立。
世祖于顺治十八年正月,出天花不治而崩,得年只有二十四岁,留下四个皇子。当时由太皇太后主持,与“四辅政大臣”定议,以八岁的皇三子玄烨嗣位,即是当今皇帝。太皇太后的作此选择,是听从她的“教父”,来自日耳曼的天主教士汤若望的建议,因为玄烨已经出过天花,不会再遭遇大行皇帝那样的悲剧。
这时满清的天下未定,外有三藩的分茅裂土,破坏政令的统一;内有辅政大臣鳌拜的跋扈专擅,八岁的皇帝,全亏祖母教养护持,得以先诛鳌拜,后平三藩。祖孙之间的关系与感情,既与寻常人家不同;而皇帝的天性又特厚,所以对这位祖母的孝顺,不但在古今皇帝当中找不出来,就是上《陈情表》的李密,如果生在康熙年间,亦应自愧不女口。
当太皇太后病重时,皇帝亲制祝文,徒步到南郊的天坛上祭,祝文中吁恳上苍,减自己的寿算,为祖母延寿;太常寺的礼官宣读祝文时,皇帝涕泗交流,臣下无不感动。但人事已尽,天心难回,延到十二月中,七十五岁的太皇太后,终于薨在慈宁宫。
皇帝的悲痛可想而知,真叫“悲号无间”,想起来就哭,常常哭得昏厥或者咯血。大丧的仪典,当然格外隆重,除了皇帝自己割辫麻衣,在慈宁宫席地寝言以外,最初三天百官都住在宫内,每天早、午、晚三次,到慈宁宫哭临;第四天起,改为每天两次,官民在家斋宿。宫内外各寺庙庵观,无分日夜,撞钟三万杵,虔送大行太皇太后往生极乐。
一般的政务,当然都搁置了下来。这样过了二十七天,皇帝不肯释服。照多少年来的传统,大丧是以日代月;二十七个月缩为二十七天,至此期满。同时嫡孙为祖母服丧,只是“齐衰杖期”,期为一年,亦非父母之丧的“斩衰三年”。而皇帝下诏,定为三年之丧;哀和过重,妨碍国政,群臣交谏,国子监的太学生伏阙上书,请皇帝节哀顺礼。这才勉强把皇帝劝得脱御麻衣,换了素服;由慈宁宫回到乾清宫,不入正殿,在乾清宫东庑设榻暂住。
释服的第二天,皇帝御门听政;政务恢复正常,郭琇才能把弹劾明珠的奏折递了上去。
这天恰好是明珠的生日,国丧期间,“八音遏密”,不准演戏;同时也不宜举行正式的筵宴,但就是不拘形式的小叙,场面已经浩大非凡——明珠的府第在什刹海北岸,是京师有名的巨宅;这天车水马龙,冠盖相望,朝中叫得出名字的官员,几乎都到齐了。
“郭都老爷到!”
当司间的持着名帖,高唱传报时,明珠一时弄不明白,“哪位郭都老爷?”他问。
“江南道郭都老爷。”
江南道监察御史不是郭琇吗?明珠始而不信,从而大喜;他曾多次致意,想邀请郭琇一叙,郭琇始终拒绝,不想在这华堂春满,贺客盈门之际,有此大名士不速而至,在他真有些受宠若惊了。
于是明珠连声道:“请”,降阶亲迎。意气洋洋的郭琇,见了主人,长揖不拜;却故意伸手探袖,仿佛有什么文件要面递似地。
明珠喜动颜色,“足下今日兴致不浅,”他问,“莫非有寿诗见赐?”
“不是,不是!”郭琇一面说,一面从袖子里抽出一张纸来,递了过去。
满堂宾客,尽皆注目,都猜不透那张纸上写的什么?只见明珠读不多时,脸色大变,既惊且窘,自然也有怒意,而郭琇却是一脸诡秘的笑容。
“郭琇无礼!应该受罚。”他自己这样说,顺手取了一大杯酒,一饮而尽,大笑而去。
这是他有意折辱明珠,目的在激励朝士不畏惧权贵的风骨;因为他顾虑到弹劾明珠的奏疏一上,可能会交九卿会议,倘或畏惧威势,瑟缩不言,一片苦心,岂非付之东流?因此,特意出此当面投递弹章的举动,表示权相并不足畏。
这自是大煞风景之事,宾主都觉得万分尴尬;寿筵草草终场,贺客纷纷告辞,偌大场面,片刻之间,冰清鬼冷,明珠退入密室,立即召集心腹会议。都觉得郭琇的奏折,指明事实,十分厉害,可能会惹起不测的天威,当务之急,该去打听皇帝的态度。
皇帝浩叹终日,将郭琇的奏折,看了又看,反复思量,要弄清楚,他所参劾明珠的罪状,可有虚假?
郭琇的奏折中,刊明了“明珠与余国柱背公营私”的事实,计有八款:
一凡阁中票拟,俱由明珠指挥,轻重任意;余国柱承其风旨,即有舛错,同官莫敢驳正。圣明时有诘责,漫无省议。即如陈紫芝之参劾张洪,内并请议处保举之人,上面谕九卿:“宜一体严处”,票拟竞不之及。
这一款是事实。皇帝清楚地记得,当时明珠的复奏,并未提到保举张洴的人;等到自己当面追究,才提出侍郎王遵训等人,保举张氵并不当,一体革职。
一明珠凡奉谕旨,或称其贤,则向彼曰:“由我力荐。”或称其不善,则向彼曰:“上意不测,吾当从容援救。”且任意增添,以示思立威,因而要结群心,挟取货贿。至每日奏事毕,出中左门,满汉部院诸臣及腹心拱立以待,密语移时,上意无不宣露,部院衙门稍有关系之事,必请命而行。
这更是事实。向汤斌索贿,说江苏蠲赋,出于明珠的力量,就是天大的谎话。以此例彼,则窥测意旨,以示思立威,当然是可信的事。至于明珠每天出乾清宫,有许多官员等候在中左门,这是皇帝早就知道的事;原以为他是在公事上有所交代,此刻经郭琇说破,皇帝才恍然大悟,原来是利用他所预闻的机密,作出卖风云雷雨、招纳权贿的勾当。
皇帝再往下看,郭琇写的是明珠及其党羽,卖官鬻缺的事实:一明珠结连党羽,满洲则佛伦、格斯特,及其族侄如拉塔、锡珠等;汉人之总汇者为余国柱。结为死党、寄以腹心,凡会仪、会推,皆佛伦、格斯特等把持,而国柱更为之囊橐,惟命是听。
一督、抚、藩、大出缺,余国柱等无不辗转贩鬻,必索至满欲而后止。是以督抚等官,遇事剥削,小民柔困,遭遇圣主,爱民如子,而民间犹有未沾足者,皆倩官搜索,以奉私门之所致也。
看到这一款,皇帝不止是生气,而且痛心:“民为邦本”,他即位以来,最重视的就是爱民,民心驯服,乃是天下能够大定的唯一原因,而明珠了解他的苦心,却折消他的德意,以致百姓受惠“犹有未沾足”的。照他这样的做法,只要一脱自己的约束,必定横征暴敛。搞的民怨沸腾,终于萌生乱源。由此看来,明珠真是贼臣?
就这转念间,皇帝已有了决定,但处置轻重,还要再看一看其他的罪状:
一康熙二十三年学道报满之时,应升学道之人,率往论价;九卿选择时,公然承风,缺皆预定。由是学道皆多端取贿,士风文教,周之大坏。
一靳辅与明珠、余国柱,交相勾结,每年康费河银,大半分肥,所提用河官,多出指示,是以极力庇护。当下河初议开时,披以为必委任靳辅,欣然欲行,九卿亦无异词。及上另欲要人。则以于成龙方沐圣眷。必当上旨;而成龙官上臬司,不可以统摄,于是议题奏仍属靳辅,此时未有阻挠议也。及靳辅张大其事,与成龙议不合,始一力阻挠,议由倚托大臣,故敢如此。
这一款引起皇帝绝大的警惕。他回想康熙二十四年南巡视察河工时,开下河一事,要由安徽臬司于成龙总其成,而归靳辅节制,确是出于明珠的建议。当时还觉得他的话极有道理,谁知暗中另有这样的内幕。自己是在不知不觉中做了他的傀橱;看来做皇帝要虚己以听,求得一个“明”字,实在甚难。如果再有成见横亘胸中,则耳目所及,无一而非伪饰蒙蔽,从今以后,岂可不格外谨慎?
因此,他对郭琇的奏折,看得更加仔细,每一个字都不肯轻易放过:
一科道有内升及出差者,明珠、余国柱率皆居功要索。至于考选科道,既与之大约,凡有本章,必须先行请问。由是言官皆受其牵制。
一明珠自知罪戾,见人辄用柔言甘语,百计款曲而阴行螫害,意阴谋险;最畏者言官,恐发其奸状。常佛伦为总究时,见御史李时谦累奏称旨;御史吴霁方颇有参劾,即令借事排陷,闻者骇惧。
看到这里,皇帝放下奏折,深深点头,在灯下自语:“若要天下太平,实非广开言路,培养有风骨的言官不可。”
皇帝经过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