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点部队向边境开进，其实是警告性、牵制性的，意在提醒越南，识相一点，赶紧悬崖勒马吧！还不是真要打。
1979年1月初，越南攻下金边，民柬被驱赶到柬泰边境的狭小山区。
中央军委领导终于下了决心，看来忍耐委屈不能求全了，得有所作为才行，有所作为就不能小打小闹，只有打一场大仗、恶仗了！
全国各地共XX万大军开始迅速向云南、广西边境运动集结。
我们的方针是：“杀鸡用牛刀！”快打快撤，狠狠惩罚，不要越南一寸土地。
全世界都睁大了眼睛，一片惊呼：中国怒狮扬鬃了！有兴高采烈的，也有为我们提心吊胆，劝说我们谨慎克制的。
邓小平主席告诉外国人：我们不牵连别人，不要别人一兵一弹相助，天塌下来，中国人也能顶得住！
我们能打嬴这一仗吗？国内也有人担忧。
确实，这一仗打好打坏，非同小可，关系到外国人怎么看中国，也关系到我们从此能不能争取到一个集中力量建设四个现代化的外部环境，能不能按自己的意志衽改革开放的政策。
1972年2月16夜，我们云南方向部队一举突破越南人吹嘘至少可以坚守三月的红河防线。
越南当然很清楚我们肯定要打它一下子，但它没料到我们用这么大的兵力，这么大的进攻规模，更没料到，我们的进攻时间与地段，当晚，与敌老街隔河相望的我河口市灯火辉煌，人来车往，商铺夜市热闹非凡，喇叭高奏（其实，老百姓早疏散了），到半夜，数万大军便渡河长驱直入，事先未进行炮火准备，这更出乎他们意外！
不仅仅是为了一个柬埔寨，一个波尔布特，而是为了我们作为一个大国应有的尊严，她在这个世界上不应被剥夺的权利与不可推卸的责任与义务。1979年这一仗我们是出境反击，军事上是一场进攻战，政治上是一场自卫战、突围战，面对当时苏联搞霸权主义的求生之战！
1979年那一仗，从出境反击到全部撤回不过半月之许，我们达到了歼灭敌有生力量，夺取敌重大战略要地的预定惩罚目的。政治上，它光扬了我们的国威军威，使我国国际威望空前提高。外国报纸纷纷评论：“中国的反映是坚决而凶猛的，但又是适可而止，恰到好处的。”“中国的行动肯定给东南亚一些国家留下它说到做到的印象，也给一些脆弱的政府带去了更大的安全感。”……军事上，比我们预想好得多，但又不是十分理想的。原因是山岳丛林地带大兵团不易展开，有几股敌人从我们指缝中溜脱了，未能全歼。
其后8年多来，我们则是在边境上紧紧揪住敌人，根据它在柬埔寨的行动，给予它时断时续，时紧时松的打击。
我们的目标很明确，越南必须从柬埔寨撤军，柬埔寨问题应由他们自己谈判解决！
不是打了这么些年打不下来，而是我们打这场战争的目的不是要征服谁，不是攻城略地，更不是要把越南打下来。
怪我，宣传处长不会宣传
………苏应奎（集团军宣传处长）
我们军1979年是河口方向主力之一，以后闻名全国的扣林山、老山、者阴山都是我们集团军打下的；1984年7月12日粉碎越军大规模反扑也是我们军。这一仗简称“7。12大捷”，军事科学院的人说这是现代化合成军作战十分理想而完善的一个战例，是我军进入现代化作战的一次成功的典范！
我们也出了一些著名的战斗英雄，岩龙、海水干、张大权、甘在和、高华忠、李海欣、史光柱、安忠文、陈洪远、马平……
从参战时间长，大的战斗多，部队出动多这几方面看，我们评选出来的英雄是少了些，宣扬得更差劲，我们整个部队几年来的战绩越南人是深有“体会”的、头痛的，给我们的代号是“老姜”“老鬼”，但国内知之甚少，指战员对此是有意见有怨言的，说我们吃亏就在不会宣传。我这个宣传处长没少挨骂：“就你操蛋！……”我很难受，很愧疚，我也有苦处，有委屈。
以前，上级有过指示，说对越作战要“多作少说，作了不说。”我是这样理解的，打一个小小的越南，从哪方面说它也不是势均力敌的对手，有什么好宣传的？宣传多了，反而抬高了它！我们攻下老山的团副政委周忠仕最先提出“老山精神”这个词，我们一位军首长说：“什么老山精神？谦虚点嘛！……”我当时没附和，觉得打下老山确实不易，但宣传还是不能高八度。后来，友邻部队同意并宣扬了“老山精神”，此后，我们才敢提“老山精神”，并得到了军区和总部充分肯定，成就我党我军光荣传统在八十年代的体现。这说明我们在“水平”上比人家低，太迟钝，太土！
还有立功授奖范围，我们卡得过死。当时一位领导说：“评那么多功、那么多英雄干什么？长征评了几个英雄？抗美援朝也就那么几个嘛！”卡比例，主攻、助攻、二线，各类部队不能突破多少多少。部队评定中觉得难办，于是又提出“生者让死者，好的让伤的，干部让战士，机关让部队”的评定原则，我们把这原则当经验宣传了，推广了。现在看，这确实反映了指战员的高风格，也反映了我们部队对战功评定和宣传是坚持了高标准严要求的，但有很大缺陷，它不能充分地如实地反映干部战士在战斗中的作用和表现，不利于鼓励再战。再是，下面报来是英雄的批一等功，报一等功的批二等功……当时我也认为这就是“从严治军”，后来才看出这样作埋没了不少“人物”，挫伤了一些同志的积极性。
前几日，有个战士千里迢迢找来，要他的连队证明，他（火箭筒手）曾打掉3个敌火力点，还击毙5个敌人。连队说，不是在你档案里记着的，还证明什么？战士说，我们同村的一个复员兵击毙两个敌人，二等功，安排了工作，我才三等功，人家说，足见我档案里的记载是假的！他又说，我回来不是为了补功，也不为安排工作，只为人家不戳我的脊梁背骂我骗子……这战士，按说给个英雄称号也不愧。
我们有个团长叫王佐明，他在军事学院听教员讲他当营长的一个战例。教员不知课堂里坐着一位当事人，想当然地说，这是个英雄营，营长也是英雄！王佐明自己什么也没说，后来还是我们部队同去学习的人把这事告诉了我们军的苟政委。政委说，我听了眼泪都差点掉下来了。那一仗，“英雄营长”王佐明什么功也没立，让了！
主攻老山时的团副政委周忠仕，原来是新闻干事，宣传科长，攻老山前主动要求下去，说过去他用笔写别人，现在要用行动来写自己。他带主攻营。表现突出。战后作了几场报告，讲得很感人。不久前我们军应邀组织报告团去北京，大家都推举他，领导上也认为只有他才讲得出来。可人家邀请的是英模呀，他周忠仕才是个三等功！他，大概是我们这里团以前干部少有的三等功吧。当时不是有个上级让下级吗？哪里轮得上团级干部？
我还有个大失误，至今想来后悔莫及。打老山前，为了保证战斗的突然性，上级强调保密，有那么几个记者记了我们一次作战会议情况，还照了相。有关部门奉命去收了他们的记录和胶卷。这下得罪了记者们，差不多都走到另一个战地去了。这不能怪记者，也不怪有关部门，只怪我这个宣传处长没当好，不懂得把新闻工作抓好对鼓舞士气与增强部队战斗力的重要性，不会宣传，没当好“参谋”。
“两个哥哥打架，你何必抱住一个人的大腿朝另一个人踹脚？”
………唐万明（前群联处长，现师政治部副主任）
我原是学越语的，从对越自卫反击战以来，一直做战俘工作。
作为一个军人，我是很佩服越南士兵的。他们很苦。打死的士兵身上常常可见芭蕉叶包的冷饭团，有一点咸味；烟是最劣等的；有的把鞋子插在腰间，大概是怕冲锋时鞋子不耐剌磨。他们也很顽强，能打，瘦精精的，却十分“诡”，跑得快，个人技术也不错。加上越南当局的欺骗宣传，使他们很自信是为“保卫祖国，反对侵略，不当亡国奴”而战，所以在战场上还真有点“玩命”的劲头。我敢说，和这样的兵打常规战，尤其是在像老山这样的云遮雾盖，草深林密的高山峡谷地带与之交手，除了我们中国士兵，别人怕是很难制服他们的！
这是两个同样强悍而又有同样强大思想武装的民族狭路相逢，他们的搏斗虽只在极小范围因而不易为世人注意，却是当今世界空前惨烈的一次较量！
战场上抓到一个活的敌人很不易。在老山，我们攻下一个高地后，见一个越南老兵负了伤，血流了一地，但他手里握一颗手榴弹，我们怎么喊话他也不放下，直到他的血流尽……在另一个阵地，他们七八个人钻了洞，也是怎么喊都不出来，费了很大劲挖，又遇到顽抗。我们有的同志主张炸，但大部分人不同意，说“越南人民和普通士兵还是我们的同志加兄弟嘛！”后来他们出来了，原来是有个兵听懂了我们在洞上的争论，加上他们的排长死了，一个老兵把他们带了出来。
几年来，我们还是先后俘获了几百名越南官兵，由于我们两国有过很长时间的亲密关系，所以教育说服他们比战场上制服他们容易很多。
“你们先打我们，你们侵略，我们是抵抗……”我们的对话常常以他们这样的质问开始。
“你们先侵略柬埔寨呀！”
“他们……反革命，我们是去尽国际主义义务。”
因为对俘虏只有提纲式的教材，我周围的同志又不懂越语，所以我和他们对话能“敞开思想、畅所欲言。”
我向他们承认，民柬领导过去确实犯了很多错误，但不能怪他们，他们是向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学的，我们“文化大革命”那一套很荒唐，很可恶，我们现在正在彻底否定它，我想如果没有你们的入侵，民柬领导也会改正过来的。
“我们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