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风险全忘了。
当天下午六时我就出发了。因为部队都到前面去了，只好我一个人赶火车往河口方向去赶部队。送行的也只我老伴一人，那滋味真叫人说不出来，昨天还是个受审查的，明天可能是个指挥员了！老伴说：“你可要仔细点呀，凡事多找人商量，再马虎不得……这一仗打好了好，打不好你可又是一层罪名呵！”我嘴上说：没问题！心里想，放心吧，打不好我也给你赚个烈士家属！
2月17日我到了河口，部队已经出境，打响了，我又只好往前赶……
王有富同志只给我们说到这里，至于他那次在前面的指挥情况，他不愿说，一劲儿摆手：“小鸡巴仗，有什么好说的！”
不久别人告诉我，1979年自卫反击战庆功祝捷大会上，杨总长又见王有富连说“好同志，好同志！”后来，总政发了个通知，指出以前那所谓的“武装政变”问题，纯属个别人在诱供下的“虚构”，应予彻底否定！王有富同志很风趣地对我们说：“那一仗对我个人说也很及时，换得了我一个心安理得的晚年！”
从院校赶回来参战的罗烈文
………杨旭先（副师长）
罗烈文现在是师长，他有今天，靠我“拉”了他一把，不然他可就不知身在何处了。
在一起的时候，我没给他说过这码子事。
1979年2月22日，我们已出国作战五天，他来了，以副团长身份来指挥我们营。
他是在北京军事学院学习时听说要打仗，主动要求回来参战的。坐飞机、火车、汽车拼命往前赶，还是晚了。
我以为他带来了上级新的意图。他说，他什么也不了解，到团指、×副师长只给他说了一句话：“你去协助三营指挥”。他提出给一枝枪，回答是：“自己到前面找吧！”
1979年那一仗，我现在回想起来又好气，又好笑！我们团是从营建工地直接拉上战场的，整个部队都可以说带着十年浩劫的满身创伤。军师团干部不能说毫无指挥经验，但解放战争中他们至多是营连排干部，离现代战争和职务对他们的要求是有很大差距的。
我在师指接受作战任务时，领导只说：你们三营是前卫营！其他营长没说话，我站起来说：我不清楚，我们的路线、各阶段目标是什么？沿途敌情如何？左右邻的情况如何？……都不说话，我又拿出地图给一位参谋长：“是否请你在这图上勾一下？”他不吭声。×副师长说话了：“就你杨旭先话多，叫你当前卫就是让你边打边摸情况嘛！”
罗烈文和我一样两眼墨墨黑。我看着他，除了手里抓一顶汗透了的军帽，可谓赤手空拳，没枪、没电台、没望远镜，连件雨衣都没。我们是同龄人，原来很熟，我说：你像个打仗的样子么？还指挥，指挥个屁！
他苦笑了一下：“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上级叫我这样打我就这样打，叫我这样指挥我就这样指挥！”
2月23日晚，我营奉命沿公路向××高速前时。途中遇一友邻副团长，说前面有敌人的既设防御阵地……罗烈文和我决定：两个连沿公路两面山脊前进，一个连沿公路走，前头放一个加强班……
师指不同意，批示我们收拢部队，跑步沿公路前进。事后我得知，有的领导轻敌，认为越军正如同当年我大军渡江南下时的国民党残兵，只待我们去“秋风扫落叶”了！
罗烈文在电台上骂了一句：“你们像催命鬼！现在伸手不见五指，要收拢，很危险！……”但军令如山，只有服从！
走着走着，敌人一发信号弹升起，子弹雨点般的打来。我们陷入敌包围圈中。四面受夹击。
罗烈文带一个班在队尾。他们在一个山凹部隐蔽下后，立即和上面联系。但敌人也判断得很准，集中炮火打他们所在的山凹部，电台打坏。他先派了杨参谋，后派警卫员与后续部队联系，两人都没走出多远就负伤了。天虽黑，但满山枯草，敌人见哪儿有动静就往哪儿打。罗烈文也一度被炮火掀起的土埋住。为了恢复与上级的联系，呼唤支援火力，他决定在敌人炮响的同时钻过枯草丛，从烈士身上抓一枝枪突了出去。
他找到团指挥所时，浑身是血。那里的人对他报告的情况一筹莫展。因对敌人和我方所处的位置不清楚！
罗烈文说了一句让别人后来抓住了把柄的话：三营完了！而且是带着哭声怨气的，这就更糟了！
罗烈文并没有在团指停留。天明当我们正调整部署准备向前方山头守敌发起猛烈攻击时，他回来了。
见到我时，他说：我们只有死在这里了！
我们的战士用他们英勇机智、生命和血弥补了上级指挥的失误与经验不足。
这一夜，我营人自为战。有一个机枪手刘为华摸进了敌人营房，藏在一个草堆里。天亮时，越军吹哨集合，可能当官的要部署怎么防守吧。他不动。等敌人刚集合好，他一阵猛扫，四十多人倒下了二十几，他立了一等功。机枪连副指导员赵富华，倒在敌地堡下，第二天我们攻上去时，他的前面坑道内有敌人十几具尸体……
打完仗，罗烈文被派去外地看望伤员，同时被告知：你的问题等待调查处理。
罗很老实，问都没问，乖乖地走了。
他不知道，人家告了他：临阵畏缩，只身脱逃，还埋了武器、电台、公文包……
上级成立了专门的调查组。
调查的对象首先是我。
“你是共产党员，要如实向党反映情况！”
“你们要什么情况？”
他们讲了别人对罗烈文的揭发，一二三四，很吓人的罪名！
我讲了当晚战斗情况后说：我是共产党员，倒真有一肚子实话想对党说。我觉得，我们有的人在惩罚越南人时是软弱无能的，在惩罚自己的同志时倒是很厉害很有办法的！我还怀疑，有的人不是为了好好吸取一下经验教训来进行战后总结，而是为了整人，向下推卸责任！还有的人整罗烈文是出自他们的私心，因为他年轻、能干、吃苦在前，是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罗烈文主动从北京赶回参战，当天晚上就叫他带部队上去，如果说他有缺点，那就是他作为一个指挥员太盲目，对情况一无所知，但这个责任不该由他本人负，而应由上级负。为什么不把他先放在指挥所让他了解情况？罗烈文风雨兼程，远道赶回，两手空空的时候一头钻进战火，在他多次派人回来联络不成后，又不顾安危，冲出敌人炮火封锁，……这样的干部、这样的人有什么可说，你们到哪去找！
罗烈文的问题调查也就到此结束了。
我不是说，他今天当上师长靠我……不是！靠他自己。他以后搞部队训练、建设、带侦察队、指挥打仗都有一套，屡建功勋。他是靠他自己的硬本事上去的，但如果没有我当初的如实证明，他有本事又咋着，上哪显去？如果，我也揣着私心，顺坎蹬他一脚，他岂不更惨了？
后来，我见到了罗烈文师长，如实转述了杨旭先副师长上面的话。罗激动得两眼红湿，说，我知道有人为我打抱不平，也猜出是他。但不知我当时的“问题”那么严重。确实，唯有他和我在一起，唯有他了解当时情况，假若他不为我说话，我是跳到黄河也洗不清的！想起来真后怕。
临打仗留下的一个转业干部
………王滇伟（团政委）
我原是九连指导员。1978年调团里当宣传股长。和我共事多年的九连长谭世强在我当股长的同时宣布转业。
谭世强想不通。他是贵州人，在云南找的对象，有两个孩子，大的五岁，小的三岁。他的想法无非是再干两年，捞个副营级，办了家属随军，好一块回贵州。“不然我家分两处，咋办呀？”他对我说，希望我给团里讲讲。团里说定了，不好变。
老谭工作负责，也很有能力，但方法简单些。他当了九年连长为什么一直没提呢？就为几年前九连出了个事，代理事务长没提成干，把团长打了，他为这个事务长说过话，后来团里一直把这事怪在他身上，对他印象老不好。
到了1978年快过年时，团里演习，接到往前开，准备对越作战的命令。老谭已办好一切手续、东西都装好要走了，团里征求他的意思，说部队要扩编，缺干部，如他愿意留下就到八连当连长。要干也会提点什么要求。本来嘛，九年的连长，又是已宣布转业的，留人家下来是去打仗，怎么也该在职务上考虑一下嘛。但老谭什么也没提，只说了“服从组织”四个字。他不是没想法，骂骂咧咧地：“妈的，平时我想干不叫干，要卖命时想起我来了！”我说，那你为何应下了？他说：“老子是宣布转业，不是宣布‘转党’，他不来征求我的意思也不想走，到编余队去作点战勤工作。”
他到了八连，一下子补充来七八十个新兵，领章帽徽没发，营房没进，直接到了边境集结地，马上就要去打仗。那工作真难作呀！
部队没房子住，自己割草盖茅棚。因为是从野营演习场拉出去的，新兵到连后连锅碗都没有。老谭既要抓部队训练，还要找老乡借东西，自己打灶。团部离八连不远，我常去看他。有次见他在教班长们打绑腿。他对我说：“班长不会打绑腿，炊事班不会作饭，当兵几年要学的东西，全都靠这几天内我一个人教会他们。”
老谭很辛苦，瘦小得不成人形，黑脸上挂一层汗霜。临战了，不强化训练也不行。装备没运到，他给每个兵身上加柴火棒棒，凑够战时的负重量三四十公斤。入伍不到一月的新兵白天累得哭眼抹泪，晚上睡在橡胶林中的茅草棚里，红蚂蚁、干蚂蝗厉害得很，也真够他们受的了。
有一天，三个新兵跑了。老谭一晚上跑六七十里，到县上车站把这三个兵堵了回来。回来，他没批评他们，反倒买了一只鸡、一壶酒请他们吃。边吃边对他们说，你们不想干，我还不是不想干。我已宣布转业了，家里有老有少。为什么我不走呢？想的是这回上去立个功当个英雄什么的，给家里人争个荣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