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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1934年春天，我就到日本留学，顺利进入东京早稻田大学。年底我又回上海探母，母亲笑着告诉我：“珠儿，无为城和南京的房子全竣工了。妈去看了，都非常满意哩。南京的房子盖在五台山南麓，离中大很近；无为城的房子，宅基地最好，且那里原有两口古井，井水十分清沏，是竹叶清泉水井，泡茶清香可口。房子离美丽的绣溪湖也不远，很宜居住。这下妈可了了心愿了。我们明年就到南京过春节，后年春节就搬回无城吧。”我道：“母亲愿早搬就早搬吧，我也想早去哩。”
谁知不二年，日本鬼子就大举进犯我中华领土了，先是东三省，接着是过山海关到北京。我两个叔叔由于忙着实业撤退，延误了接我回国的时间，直到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中日战争全面爆发，我还在日本逗留。后经两位叔叔托人努力营救，才将我化装护送到东北，又入关进了北京。在我到达河北保定时，因为身上仍着日本服装，一天夜晚，就被共产党抗日武工队把我当作日本鬼子捉获了。碰巧那武工队里有个女队员，我就向她说了真情，蒙她一路照护，又找了一匹马让我骑着，对我道：“上海、南京你是不能去了，这兵荒马乱的，你个女娃一个人如何走得？不如先到延安去吧！”我只好去了延安了。那时很短缺日语翻译，我就充当了这一角色。后来我还为共产党破获日本鬼子绝密电报作出了不少贡献，引起了他们的重视。再后来我被派往重庆，做了周恩来的日语翻译。他第一次见我就问：“小姑娘，你怎么叫个‘无名女’呢？”这是我一回国就改称的名字。我就道：“因为我生母是无名烈女，我当然就是无名女了。”他忽然象想起什么似的问：“你是宋涛洁先生的养女宋依珠？”我惊诧问：“您怎么知道的？”他笑笑道：“我在上海期间读到你的文稿，并和几个同志到三间宅墓看过，还要他们拍了两幅照片，然后就要他们把你的文章和两付照片刊登在《上海民报》上了。你哪里知道，那报纸可是我们地下党人办的哩！你养母可是我们共产党人信得过的大名人呀，她和她的学生、朋友，对我们共产党人的帮助和支持不小啊！我在上海常用的化名叫伍豪……”我惊喜万分：“原来您就是伍豪伯伯？我听母亲和两位叔叔，还有两位姨姨说过多次，就是没有见过。”他又叹道：“可惜你养母不知现在到哪里去了，有消息传，她不在上海，也不在南京，可见她并没遭难。但你生母的墓已被日本鬼子的炮火摧毁了。不幸啊，不幸！”我哭道：“这该死的鬼子！一定要尽早把这恶狼赶出中国去！”他安慰我道：“别哭。我们会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的，我们还要建立一个新的中国！”以后我一边当周伯伯的日语翻译，一边为中共破获日本人绝密电报，工作十分紧张而有意义。当然少不得有邓伯母的疼爱和关怀了。我虽很想念母亲，但我并不担心她，因为我知道她已到了无为，虽不是大后方，但在广阔山水之中，毕竟有藏身之地了。直到1945年8月日本鬼子缴械投降，我才经周伯伯批准，回家探母。周伯伯还写了一封信让我带给母亲，嘱她保重。
就在这年10月，我和母亲在无为见面了。母亲已五十六岁了，我也已经三十岁了。我们阔别九年重见，相抱大哭。不过母亲苍老多了，满头白发，眼力也大不如前，腿脚也不太灵便了。虽然并没大病缠身，由于长期思念我，又奔波操劳不断，又遭国难家仇煎熬，怎能有健康可言？我知道母亲也一定吃了很多苦、受了很多难啊。我又听说我的兰姨在上海遭遇了鬼子飞机的轰炸而献身，梅姨也在南京遭受鬼子屠城时而遇难。她俩的儿女虽幸免劫难，却也历辛经苦，展转危艰，倍极人间酸辣，终被我的两个叔叔寻找到了，后来避居香港了。但我母也已很长时间与他们联系不上了。这该死的战乱，这该死的日本鬼子，使得多少中国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啊！幸亏我母早在1936年春就毅然搬到无为来住，身边跟着那对中年夫妇管家，还有四个青年男女护卫左右，这也都是我那志叔、宽叔和兰姨、梅姨坚持安排好的啊。听母亲讲，他们一行七人在战乱中始终相依为命，后来鬼子占据无城了，他们就藏进巢县银屏山游击区，终于避过了劫难。母亲后来还撮合两对青年男女的婚配，那可是1941年最艰苦的岁月啊！
母亲问我：“珠儿，你在兵荒马乱中一个人奔波了这么多年，可寻着如意对象了？”我说：“没有妈的允许，女儿岂敢擅自作主？”母亲笑道：“傻孩子，亏你说得出！”我就把我这九年的经历和盘托出，最后把周伯伯的信呈给了她。母亲见是周恩来的亲笔信，便一字字地读出声来了：＇HK5：22＇＇HT5”H＇
宋涛洁先生：我和小超谨向大姐问好、祝安！你是位很有声望的大姐，你为我党作出过许多贡献，我们是不会忘记你的。你的养女宋依珠在我身边工作表现也极好，她为我党也作出了重要贡献，我为此感到十分欣慰。我们相信，宋依珠的杰出表现，是可告慰她的生母——无名烈女在天之灵了。
恳望大姐保重，希望宋依珠继续努力，共迎新中华的到来！
周恩来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二日
我在无城住了一个多月，母女有说不尽的欢喜话、讲不完的开心事。母亲脸上的笑容也就没有收敛过。负责照护我母的那对夫妇，年岁虽比我母小些，但也已由中年变老年了。他们也极为舒心，道：“大姐现如今又恢复到从前那样了。”这一天母亲对我道：“你去延安工作罢，不要挂记我。”我心里不好受，就道：“我不走了。常言道：父母在，不远游哩。我要和母亲伴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