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话》，他说：‘现在乱有四种情况：一，好人斗坏人；二，坏人斗好人，这是我们可以间接利用的力量；三，坏人斗了好人，像北京、海军、空军、总参、总后就是这样，好人挨整，吃了苦头，尝到甜头；四，好人斗好人，这当然不好，有损失，但这是内部问题，容易解决。……如果坏人整好人，就不要怕，顶多就是邱会作、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吴法宪那样，要顶住，要沉住气。要看到形势对我们有利，这是个百年大计，千年大计。有伟大领袖毛主席健在，只要有毛主席的崇高威信和解放军的这两个条件，就不怕，坏人一定会受到批判，受到惩罚。就是踢翻了天，也能够拧过来。’你仔细想想这段话，国内军内会乱到什么程度！……”我不自然地笑笑，“你能解释清楚为什么乱到这样的程度？好像没有主席的崇高威望和解放军的力量就无法控制局势似的，而我们在对坏人斗好人还没有办法的时候，却要去打倒世界上的帝修反。……我们在这里却大谈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
“你以为我们这些人，回国后能置身事外吗？”孙洪林忧心忡仲地说。“我们将要被划在谁的线上呢？”
这是个无法回答的问题，现在军内除了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是响当当的革命派以外，孙洪林所依赖的将帅们还有谁呢？但我不能不宽慰他几句。我说：
“你们在国外执行国际主义任务，没有卷入军内各派斗争，这自然是一种幸运。归国后，等形势明朗化了再表态，干脆，请个长假写你的回忆录去！……”
孙洪林唯唯，显得忧心忡忡，我并不了解他的全部经历，我只知道抗战时期他在山东清河区八路军三支队某连当排长，解放战争时期在华东军政大学学习过一段时间，而后在渤海纵队十一师某营任教导员，后任副团长，团长，而后在南京华东军政大学（1951年1月15日改为南京军事学院）学习，后随第三总队队长梅嘉生参加援越抗法的军事顾问团，回国后任师参谋长，1956年后，又调军事学院学习。在这漫长的岁月里，和他有牵连的被打倒的将帅可就太多了。……显然，他已经有了某种预感或是听到了什么风声。
在他的这种心境下，我再提出去奠边府的要求，恐怕是勉为其难了。
（二）英雄气短
“关于你要去奠边府的事。我们想想办法看，但是不能太急，你先去找黎东辉，可以由苏长宁陪你去。……”
“要不要请乔干事去当翻译？”当我提出这个要求时，连自己也吃了一惊，因为这完全是一种温情主义，动机仅仅是满足乔干事的内心欲求。其实，我是知道黎东辉的华语水平不错，不需要翻译，我这不是促成乔文亚犯更大的错误吗？
“没有必要，”孙洪林说，“你去，目标越小越好。现在和越方的关系由于中、苏冲突，变得很复杂，勃列日涅夫上台后，热心搞‘亚洲共同安全体系’，极力拉拢越南，1965年柯西金访问河内，苏联就开始支援越南大米和武器，而且还派来了几个萨姆一2式导弹营。……而我们，则把苏联当作是现代修正主义，是马列主义最危险的敌人，这一观点，越南自然非常清楚，可是，1966年春天黎笋率越南党政代表团访苏，仍然跟勃列日涅夫热烈地拥抱，称苏联是他的第二故乡。……这样，中越关系自然会冷淡下来。……”
“越南是脚踏两只船。……”
“恐怕只能脚踏两只船。”孙洪林说，“这一点黎东辉已经说得很透彻了。来回路自然是一样远，应该体谅越南的处境：我们要求越南反苏，苏联e然也要求越南反华，……以后形势有什么变化，那只能是以后的事。……”
“听说越南军政内部也分为亲苏派和亲华派，……”
“现在是不能谈这些的，一旦传出去，就会惹麻烦。……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自然反映到越南的内部，这中间既有苏修的挑拨，也有苏修的压力。大大小小的龃龉和不愉快的事件就不断发生了：
“那还是1966年，我们运送援越物资的红旗号货轮在海防等候入港；苏联的船队随后到达，结果，越方却先让苏联船只先行进港，硬是要我们的红旗号在港外等候。结果，我们船只遭到了美机的轰炸。……当然，这中间还有别的原因，因为苏联曾提出他的援越物资要经过中国从东北到越南进行联运，把运输重担压在中国身上，我们自身运输就已经十分紧张，自然拒绝帮苏修运输，苏修自然会从中挑拨中越关系，越方先让苏联船只入港，也可能是对我们不帮他运输的一种不满的表示。……这种三角关系，的确很难处理，谁给的多就跟谁好，应该承认这种现实。不利于团结的话可以不说，不利于团结的事可以不做。可是双方都不能不想。如果立场不同，就很难搞好团结，你认为是在无私地援助他，他还认为在帮助你哩，唇齿相依嘛！只要利益有所冲突，说翻脸就翻脸。……”
“关于援越抗法的军事顾问团的情况，你什么时候向我介绍一下呢？”
“等你跟黎东辉谈过之后吧，我给黎东辉准备了几件礼物，你可以带给他。……”
孙洪林打开了一个小的食品柜，先拿出了一条大重九香烟。还有两瓶三蛇酒，这是广西出产的药酒，治疗风湿病有特效，还有一听白毛茶。我看着这一堆闪耀着友情光辉的礼品，颇为感慨地说：
“这么说，你是要我借花献佛了？”
“应该反过来说，”孙洪林凄然地笑笑，“我是借佛献花呀！”他解释说，“这大重九烟，是特殊供给支队领导的，政委不吸烟，送给了我，我再转送别人；这药酒是从D支队秦政委那里专门为黎东辉要来的；这白毛茶是广西的名茶，产于桂西高原上的凌云县，全名叫凌云白毛茶，是九大队长从国内替我带来的，这听茶，肯定会引起黎东辉的思乡之情。这些礼物我本想亲自给他带去，现在关系一复杂，我们两人都想避嫌，很少来往了，过去完全是战友之情，你来我去，毫不在意，现在动不动就是两国关系，外交关系，弄不好还会拖累了他。在我看来，黎东辉未必受到越南军方的信任，奠边府战役时的很能干的团长，现在是个副师长，还不能说明问题吗？所以，即使我们两人想共同回忆一下援越抗法战争，也不能你来我往，而是通过给他看病的苏军医带材料给他。前些日子，越北军区曾派医生询问过黎东辉的病情，是否不满意他请中国医生治病呢？很难说。……
“你去，完全是用民间交往的方式，苏军医带你去，再加上我的礼物，就是很好的介绍，你知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心理都是很复杂的，关系好时大谈友谊，可是内心深处谁也不会忘记历史，你若是真把这种微妙的关系写透，那真是一大功绩。……”
我发现孙洪林的思绪又飞得很远，我喜欢采写这样的人，他不是问一句答一句的那种被动者，而是完全投入你要采写的事件，而且强烈地希望表现自己的见解，你可以从中看到他的真知灼见闪耀的火花。
“你指的是哪一方面的民族心理？”
“越是弱小的国家，它的民族自尊心就特别强烈；越是受过别国奴役的国家，对于国家的主权就特别敏感。……”
“这并不是一种不良感情。”
“当然，你作为一个作家，来越南前，一定会对越南的历史作过研究……”
“是的，我看过《史记》中的《南越列传》，还有《后汉书》里的《马援传》，还有《越南社会发展史研究》，……”我忽然看到他的书架上也有此书，是1963年三联书店出版的，“其中的许多观点未必公允……”
“历史上没有公允的观点，”孙洪林豁达地说，“众说纷纭是好事，你们文学艺术不是讲求百花齐放吗？不同才有比较，严格地说，不管哲学、文学、史学，求同则死，求异则活，先秦诸子百家，哲学思想多么活跃，到了汉代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取消了百家争鸣，哲学也就完了。……真理是不怕争辩的。所以，你想反映我们援越抗法和援越抗美的斗争，应该写出自己的见解来，这一点当然很难。……”
。如果支队长有独特的见解，我写进未来的作品中不也是一样吗？不管你的我的反正是独特的见解。”我发现他有一种倾吐的欲望，便含蓄地笑笑，“我可以让你的名言垂诸青史，注明是你说的，绝不掠美。……”
“那好。”孙洪林从他的枕边拿过一个灰色的笔记本，显然，他是作过准备的，或是在他写军事顾问团回忆时的一段回述，“我先从军事顾问团赴越谈起吧：
“……那是1950年的4月19号，我坐在军政大学校园里的长椅上正在看谢红梅给我的来信，要我给刚出生的儿子起名，并说她产后身体不好，我想写个请假报告回上海去。梅嘉生总队长笑嘻嘻地向我走来，问我有什么事情。我说，妻子来信生了个儿子，我正想写请假报告，并把谢红梅的信交给了他。
“噢，小谢病了！’他抱歉地向我说，‘看来，你得向小谢请个假了。’‘为什么？’我知道他不是玩笑话，他说，‘我和你有一个光荣任务，看来，我们又有仗可打了！’我有些愕然，‘去哪里？’解放战争的征尘刚刚洗净，谁也想不到再跨征鞍。……
“梅嘉生总队长顺势拉我坐下来，缓缓地说，‘中央决定组成军事顾问团入越，由原来三野十兵团的韦国清政委担任团长，由我们华东军政大学第三总队抽调干部组成顾问团团部，我当韦国清政委的助手。我们必须立即选调有实战经验和政治水平的军事、政治、后勤干部配属到越南人民军里，协助他们工作！’
“我心里格登一震，我要回上海看新生儿子和生病妻子的欲望立即化成泡影，一阵茫然若失的情绪潮涌般地袭上心头，‘去多少人？’这并不是我应问的问题，只是表明我乱了方寸，好像可以打折扣不去似的。梅总队长告诉我，准备调营职33名，团职17名，我当然就在这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