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进入审讯阶段；第一个被押上来的是“反革命主谋”季振同。
“季振同，你还有什么名字？”
“汉卿、恭之、异之、瑞祥、仆民、民仆、共之等等，大约有十几个吧！”
“你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化名、别名？有什么真实目的？”
“这都是过去的事情，哪存在什么目的？”
“你是否心怀不满，阴谋反叛过去？”
“没有！我都离开部队，准备出国学习了，哪有什么拖枪的想法。”
“你与胡景陶密谋，与刘骥通信，又怎么解释？”
“我与胡的会晤是经中央批准的，与刘骥的信件大多是宁暴以前的，怎么能用到现在呢？后来的信我也全交给肖劲光政委看过了。”
……
第二个被押上来的是黄中岳。
“你们是否在九堡召开拖枪会议，阴谋反叛过去？”
“纯粹是无稽之谈！我们只不过是发发牢骚而已，我只说了些风凉话。”
“什么风凉话？”
“我说……，苏区有四多，演讲台多、标语多、口号多、没有顶的房子多。就这些，难道这也算是反革命吗？”
“你是拒不承认啦，那么你在漳州做便衣干什么？”
“那是下面的同志给我做的，也是军事上的需要。我要是想开小差或者拖队伍，还怕找不到一件便衣。”
……
八月四日，苏区最高法院完全同意原告机关的诉讼意见，抓住季、黄等一些还没有构成事实的问题，最后判决如下：
判决季振同、黄中岳、肖世俊、张少宜、牛冠甫、高达夫、李聘卿、刘佐华八人执行枪决，并处没收他们的一切财产。蔡佩玉监禁五年，此判决是最后的，无上诉权。
当这一判决送达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时，毛泽东和项英及时把住了关，没有同意。他们一致认为判决过重。1932年8月10日，由毛、项签署的中央委员会决议如下：……季、黄为此案主谋，但曾为宁暴领导人，应予减刑免死，二人死刑减为监禁十年。牛、高、张等三人非此案主谋；可改为监禁8年，其余刘佐华等4人仍按原判执行。
叛决后，季、黄等人一直被监禁在瑞金九堡、麻田等地。由一个连的正规红军担任看守任务，他们均被单独囚禁，伙食不错，可以看书，还可以和看守的战士说说话。日子虽过得漫长，可毕竟还有那么一丝希望。当然，他们更加期待着有朝一日，能够彻底平反，还自己一个清白。
意想不到的是，1934年10月红军主力长征前夕，为纯洁内部，甩掉“包袱”。中央政治保卫局草率地将己囚禁达两年之久的季、黄等人杀害于瑞金九堡的大山之中。
被害时，季振同年仅33岁，黄中岳30岁。
红军长征到延安后，毛泽东曾痛心地对肖劲光讲过：“把季、黄二人杀掉是不应该的，”建国后，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的一次高干会议上又一次谈到：“季、黄二人在宁都起义中是有功的，没有他们，全部起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把他们处决是错误的！”
周恩来总理在1972年6月批林整风时也曾沉痛地讲道：“五军团二位领导人季振同、黄中岳；在宁都起义中起了关键作用，肃反时外面有谣传，说这两个人不安心，想拖队伍走。李克农向我报告，我同意将他们逮捕，结果处死了。这件事，我是有责任的。”
1979年6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原宁都起义的参与者姬鹏飞、黄镇、李达、王幼平、袁血卒、苏进、孙毅等上书中央，要求为季、黄平反。不久，经中央书纪处批准，对季、黄给予了公正的评价，并恢复了他们的党籍，予以平反。英魂终于昭雪，只可惜这已是过去近半个世纪了，来的太晚了，因为烈士们的亲人遭受了那场空前的浩劫，他们背负叛徒家人之名遭惨酷迫害，季振同将军的女儿甚至被斗的精神失常，她的爱人在苦难中含冤自杀……。这所有的一切；九泉之下的烈士们能闭上冤屈的双眼吗？
值得一提的是，红军主力长征以后，苏区中央分局仍继续执行“左”的肃反政策。据时任赣南省登贤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的钟家瑶亲历所言：原宁都起义过来的，分配在中央分局机关工作的十几个人，项英认为他们“靠不住”，于1935年2月下旬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下令将他们杀害了。
红五军团自成立以来；历经数次混编；人员编的很散；可以说在当时的红一方面军、地方部队和苏区各机关到处都有。这种令人痛心的悲剧在当时究竟上演了多少，我们不得而知。这些人参与起义，起义后又为革命出生入死，换来的结局竟是“靠不住”，难道“靠不住”，就应该统统杀掉吗？这些人的冤死，又岂是一句“好人杀好人，一笔糊涂账！”能够说得清的。
他们死的凄惨，死的冤枉，死的不明不白，他们中的许多人连姓名都没有留下，他们都是革命烈士。
十五、惨烈的水口战役
四、惨烈的水口战役
漳州战役；福建本土军阀张贞遭受了重创，从此一蹶不振。广东军阀陈济棠眼见迅速壮大的红军会危及到自己，在蒋介石的煽动下，纠集了20个团的兵力，趁我主力红军外围作战，中央苏区空虚之际；向我赣西南地区节节推进。
七月二日，红三军团主力在大庾附近击溃粤军第一师四个团，溃敌退至大庾布防。四日至七日，三军团多次强攻未果，双方形成对峙。与此同时，粤军第十四师、十五师向大庾急进，第三、四、五师向南雄集中，企图南北夹击红军主力。
七月八日，红一方面军总部发出了《准备歼灭由南雄出犯之敌张枚新师的命令》，命令红五军团歼灭进抵南雄之张部，同时打援，相机夺取南雄城。
七月八日上午，由陈伯钧、朱良才指挥的十五军与粤敌张枚新第四师在水口附近遭遇，遂发生激战。当日下午，红五军团在董振堂、肖劲光的率领下；及时赶到黄坑附近；得知乌迳之敌已沿浈水南岸向西退却；遂改向水口方向截击。一路击溃敌两个团；敌退至水口布防。由于天色已晚，红五军团停止了进攻，双方沿河相对。九日；粤敌增援部队六个团由南雄悄悄进抵水口；加上原敌四个团；该处敌军的兵力已悄悄骤增至十个团。而红五军团没有察觉；仍将敌当成四个团来打。
晚上，董振堂与肖劲光、赵博生、刘伯坚等军团首长在指挥部内召开作战会议，三军和十三军团以上干部均到会参加。政委肖劲光首先作了战斗动员：“同志们！这是我红五军团自成立以来，第一次单独作战。我们要保持宁都起义的荣誉，向兄弟部队看齐，为了苏维埃的胜利，不惜一切牺牲，坚决消灭这股敌人……”。接着，董振堂对明天的战斗作了详细的部署：“今天我们成功地将敌人拦在了水口，红一军团正在行军途中，离此地还有两天的路程。我们要设法拖住这股敌人，不要让他们给跑了！估计敌我明天必有一搏，因此我命令十三军担任正面的防守，徐军长（徐彦刚）率三军在浈江南岸迂回，随时从侧翼打击敌人……”
第二天一早；敌人倚仗其猛烈的炮火；向我十三军前沿阵地扑过来；战斗进行地异常激烈。红军将士英勇拼杀；反复与敌人争夺每一处阵地。战场上硝烟弥漫；尸横遍野。敌人数次出动成团的兵力进攻未果后；便把矛头指向南岸的红三军。时划归五军团指挥的红三军不善防守，几个回合下来伤亡较大；尤其是该军八师的干部伤亡殆尽；部队一度失控。三军军长徐彦刚同政委、参谋长都上到前线与敌肉搏；情况岌岌可危。关键时刻；军团长董振堂亲率警卫连增援上来；只见他右手挥舞着大刀；左手持枪；枪打刀劈；硬是将已突入阵地的敌人打了回去。
战至中午；敌人毫无退迹。参谋长赵博生从十三军阵地匆匆赶回指挥所，对董振堂说道：“老董，看来水口敌人不止四个团呐！”董振堂将血迹斑斑的上衣往旁边一甩；边挽袖子边说：“我也这么看；先不管那么多；仗已打成这样了；谁退谁吃亏；先设法拖住这股敌人；待一、三军团赶到；给他们‘包饺子’！”这边正说着；外面警卫员就跑进来报告：敌人又进攻了！
董振堂抄起望远镜来到观察口；只见敌人漫山遍野沿浈江两岸又攻了上来。董振堂扭头对赵博生说道：“老赵；敌人很凶呀。”赵博生笑了笑：“你没听说？湘军虎；粤军狼啊！”董放下望远镜；咬咬牙说：“咱们这次要逮住这条恶狼，狠揍一顿；打得它永远也不敢再踏入苏区半步！”说完；董振堂抄起家伙就要出去；赵博生将手一拦道：“老董；上哪去？”董振堂望着老战友，急切的说道：“都什么时候了；老赵！三军那边伤亡很大；我必须去那边看看。”赵博生再次拦住了董振堂：“上午的事我已经知道了，你那样干是不对的；你是军团总指挥；现在你哪儿也别去；三军那边由我带队增援！”
董振堂摇摇头，恳求道：“你戴着眼镜目标大；你别再与我争了！”
赵博生从容地擦了擦他那副眼镜；对身边的警卫战士说道：“你们都听着，给我看好了总指挥；不许他再踏出指挥所半步！”说完即带着几个参谋匆匆赶向三军阵地去了。
董振堂紧接着要跟出去；几个警卫员便齐刷刷地拦在门口；也不跟他说话。董横眉一皱；刚要发怒；警卫排长马金福流着眼泪说：“总指挥；参谋长交待过；您一上阵地准在第一线；太危险了；今后不许您这么干下去啦！”董振堂气得无话可说；扭头回到桌边；一拳狠狠地砸在了桌上。
下午的战斗更加激烈；敌人如潮水般一波接一波；丝毫不给红五军团一点喘息的机会。赵博生在三军阵地上亲自指挥战斗；左臂中弹负伤，仍坚持不下火线。激战一直持续到晚上七点；粤敌才停止了进攻。董振堂急切的赶到前线；找到担架上的赵博生；两位老友的手紧紧握在了一起。董振堂小心察看了赵的伤势；深情地说道：“老赵；好好养伤；战线已经稳定下来；陈毅同志已率独三、六师赶过来了！”
赵博生躺在担架上，无力的点点头说：“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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