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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源庙地处黄狮渡左侧；阻击部队刚赶到此地，赵博生便带着干部们勘察地形，选择阵地，同时告诫、叮嘱指挥员们：“这里的地形虽对我们十分有利，但要择险而守，要注意发挥老兵的长处，要发扬我军善于防守的特长。这次战役事关全局的胜败，必须完成中革军委交给我们的这一光荣任务……”
不久；增援的敌人就上来了。在遭到我军的迎头痛击后；便集中大炮猛轰我军前沿阵地；然后连续发起数次进攻；均被我正面防守的一二八团打退。狡猾的敌人见正面强攻不下，便将矛头直指我右路的一三五团阵地。该团多数为入伍不久的新兵，战力较弱，再加上地形不是很好，经敌几次攻击后，情况岌岌可危。赵博生了解情况后，立即命令身边的特务连出击，协同一三五团恢复丢失的阵地。特务连是清一色身强力壮的老兵，且武器配备精良，每人拥有大刀、手枪、冲锋枪三大件，战斗力很强。该连及时赶到一三五团阵地，很快打退了敌人，恢复了不少阵地。
此后，敌人依旧将重点攻击力量放在了右翼，一三五团和特务连面对数倍于己的强敌，展开殊死的拼杀，弹药很快用尽，而敌攻势不减。赵博生在一二八团的高地上将情况尽收眼底，他找来一二八团团长袁血卒，交代他要及时补充工事，节省弹药，形成有效的扇面火力等等，随后将指挥任务交给他的参谋，自己则率领最后的预备队－－－－－－－－军官队，奔赴右翼防守阵地。
在赵博生的带领和号召下；阻击部队在弹药用尽的情况下，硬是用石头、刺刀和大刀将敌人打了回去，牢牢的守住了阵地。令增援上来的敌人始终无法逾越。
战至下午，后方传来捷报，敌己全线溃退。赵博生兴奋地将这一消息转告给身边的同志。突然，一颗炮弹飞来，在他身体右侧爆炸。一代名将，宁都起义的主要领导者，红五军团的缔造人之一——赵博生，缓缓倒在了红土地上。
噩耗传来，红军上下无不悲痛万分。手捧烈士的遗物－－－－一副变形的镜框，董振堂长久伫立在山岗上，心如刀绞，欲哭无泪。赵博生不仅是他多年的老战友；更是他革命道路上的引路人。他的牺牲，是红五军团的巨大损失，中央苏区也痛失一员能征善战的军团级大将。他的牺牲，令董振堂陷入了长久的自责与悲愤之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当即致电红五军团，吊唁赵博生：
“赵博生同志是为苏维埃而牺牲的，为中国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而牺牲的。他的牺牲，是永远光荣于中国苏维埃革命史上，中央政府表示无限的悲悼和敬意。”
1933年1月13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下令，将宁都县改为博生县，将烈士的遗体安葬在他领导起义的地方，并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后来，又在红都瑞金叶坪的广场上，建造了博生堡，朱总司令亲笔题写了“博生堡”三个大字。毛泽东称赞赵博生同志是“坚定革命的人，是我们党的楷模”。建国后，叶剑英元帅作诗一首缅怀昔日的战友赵博生：
宁都霹雳响天睛，赤帜高擎赵博生，
虎穴坚持神圣业，几人鲜血染红星。
十七：黄坡大捷
六、黄坡大捷
1933年1月30日，蒋介石由南京来到江西，在南昌的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内，向其任命的各路“剿匪”将领发表了一篇训话；其吹嘘说：“今天，中正来到南昌和众位共同清剿赤匪。关于剿匪之情形，我们已取得辉煌的战绩，日前，鄂、豫、皖之张（国焘）、徐（向前）匪，洪湖之贺（龙）匪，均已被我们英勇的军队，打得抱头鼠窜，逃往川陕边界。我们那里的军队，正乘胜前进，胜利指日可待。今天，在闽赣，尚有朱、毛匪部正杀人放火，我当速除之！”蒋介石讲到这里，环视一下众人，继而又谈到他的那套丧权辱国的理论：“攘外必先安内，是古来立国之信条。我们不怕现在不能攘外，只怕为我们心腹之患的共匪，不能消灭。”
时日军正集结了大量兵力，意欲大举进攻热河，同时向山海关发动攻击。蒋介石面对日军的大举侵略于不顾，却坐镇南昌，调集全国的精锐部队；亲兼江西省“剿匪”总司令，仍决意要向共产党的中央苏区进行第四次大“围剿”。
2月4日，苏区中央局决定趁敌部署未定之前，先敌发起攻击打乱其进攻势态；以求得作战之主动，于是命令红一方面军首先围攻南丰。朱德（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周恩来（接替毛泽东任一方面军总政委）、王稼祥（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等红一方面军领导人是不愿意强攻南丰的，周恩来在向苏区中央局的报告中说：“强攻南丰至少有五不利：一暴露企图，二易受夹击，三损失太大，四不能筹款，五费时日。”
但苏区中央局的回电指出：红一方面军主力攻打南丰不容再有争论。周、朱、王遂决定执行苏区中央局的“西渡抚河，先攻南丰”的指示。2月9日，周恩来、朱德率红一方面军向南丰进发。以董振堂的红五军团和罗炳辉的红22军为右纵队，以彭德怀的红三军团为中央纵队，以林彪、聂荣臻的红一军团为左纵队。11日晚，红三、五军团分别由南、北两个方向开始攻城。驻守南丰城的是国民党军第8师6个团，激战一夜，红三军团仅夺得大小碉堡九个，歼敌一个营；红五军团夺敌五个碉堡，俘敌一个连，战果不大，红军各部均未突破敌之主要阵地，且自身伤亡很大，红三军团担负主攻的三师师长彭鳌就是在这次战斗中不幸牺牲。
此时，敌已发现我主力位置，兵分三路，向南丰增援过来。2月15日，周恩来致电中央局，决定改强攻为详攻，主力在监视南丰之敌外，准备伏击消灭其增援一路。22日，敌第一纵队三个师（十一师、五十二师、五十九师）由乐安、宜黄地区迂回至我主力红军背后，企图与正面的八个师协同作战，将红军围歼于南城地区。红一方面军首长及时掌握了敌方的动态，决心集中力量，在东坑岭、固岗、登仙桥、河口、黄坡及东坡地区摆开战场，伏击敌之五十二师和五十九师，尔后相机歼灭其他各路敌军，打破敌人的“围剿”。
按照总部的命令，红一方面军兵分左、右两路。左路为红一军团、红三军团和第二十一军，进至黄陂一带设伏，整个左路部队由林彪、聂荣臻统一指挥。右路为红五军团和第二十二军，负责阻击敌人和掩护左路红军右侧的任务，右路部队由董振堂和政治委员朱瑞统一指挥。
2月27日清晨，寒风夹杂着细雨，红军左路纵队埋伏在黄坡的山岭之中，静候敌人的五十二师。这一带群山环绕，绵延数十里，且山高林密、山谷狭隘。敌五十二师是个加强师，每班都有一挺轻机枪，仗着装备精良，大摇大摆的行进在群山之间的狭谷地带。随着“砰！砰！”几声清脆的总攻枪响，山谷两侧的红军猛烈开火，并迅速将敌截成数段，使之首尾不能相顾，战斗仅用3个小时，左路纵队即歼敌五十二师师部和一五四旅一个团，并击毙敌师长李明。第二天，红三军团将该师前卫部队一五五旅歼灭于桥头。接着，一、三军团协同作战，将位于蛟湖地区的敌一五四旅主力全部歼灭。
左路打的热火，右路纵队的董振堂早已急不可待，可能是敌五十九师隔山听到了枪炮声，行动稍有迟缓。直到下午2点，才行进到霍源以北地区。此时敌五十九师师长陈时骥竟误认为五十二师正进行实弹演习，下令部队继续前进，径自向红军右路纵队的枪口上撞来。
红军右路纵队的任务是阻击援敌；保障左路红军的侧翼。但董振堂岂会轻意放弃这么好的战机。他决心集中兵力，围歼这股敌人，遂令红二十二军先敌占领黄坡西北高地，红十五军占领鹿梯一线高地，令十三军三十八师占领黄坡以西高地，独五师集结黄坡作预备队。
2月27日下午，李青云、朱良才指挥的红十五军在鹿梯一带与敌五十九师前卫第177旅1个团遭遇。敌最初以为是地方游击队，遂不顾一切地往前冲。十五军当即诱敌深入，然后一股作气将敌截成两段。陈时骥此时才发觉情况不妙，即命175旅赶上来增援，但已为时过晚。激战至黄昏，第五十九师伤亡过半，董振堂、朱瑞下令将敌团团围住，准备第二天一举围歼，同时命令罗炳辉、蔡树藩的红二十二军向河口方向侦察警戒，随时阻击敌十一师的增援。命令十三军三十九师从正面攻击被围之敌，红十五军和三十八师协同作战，歼灭军山之敌，独立第五师与二十二军一部阻击宜黄方向之援敌。
29日上午8时，红军右翼部队向国民党五十九师发起全线攻击，战到19时，全歼敌之四个团，敌师长陈时骥仅率数人仓惶逃走，却在登仙桥附近被赶来的红一方面军左翼部队生俘。黄坡战役，红一方面军干脆利落的歼敌二个师，毙俘敌官兵一万余人，缴获大炮四十余门，轻、重机枪三百多挺，其他枪支一万余支，还有大批银元和军用物资，取得了空前的胜利。在歼灭敌五十九师的战斗中，红五军团十三军三十九师师长王树亚不幸牺牲。
王树亚，甘肃人；早年入西北军；任连长；副营长。宁都起义后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红十三军营长、团长。1932年8月任三十九师师长；中共总支部委员，他作战勇敢、顽强，指挥细致、深入，在部队里有很高的威信。在这次战斗的关键时刻；他亲自率队冲锋；不幸腹部中弹；牺牲时年仅26岁。
黄坡大捷，使红一方面军士气大增。当日，参战各部分别转移至小布、南团、东韶、洛口一带休整。陈诚一下丢了两师之众，气的几乎发疯，不甘失败的他决心与红军决一死战。但胜利后的红军很快又消失了踪影。无奈，他只好将“分进合击”的作战方针改为“中间突破”，重新调整后，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