喊:“父亲啊,你到底在哪里啊,快来救救你的儿子吧!”因为他坚信长辈们告诉他的话:你父亲参加了冯玉祥的西北军,1931年随赵博生、董振堂在江西举行了震惊全国的宁都起义,参加了红军,还当过红军的军长……。此后,他坚定的写着同样内容的信,尽管一一被退了回来,却丝毫没有灰心。
1966年,中央档案馆的几位同志来到他家里,调查李青云的籍贯,李克敏怀着激动的心情等待结果。几天后,档案馆来信:红十五军曾有一位名叫李青云的军长,但档案里记载其为江西人。错了!?李克敏再次与父亲“擦肩而过”。
时间又跨越到1979年,在烈士昔日的战友袁血卒、孙毅、王幼平、王秉璋、蒋耀德等人的帮助和确定下,军委总政治部给李青云颁发了“革命军人牺牲证明书”。
整整四十五年,烈士的英灵才得以落户。他们为中国革命前赴后继,我们享受着由他们带来的和平与幸福。这本是不应该发生的事情,但却实实在在的发生了,读起来令人心酸。
主力红军在北线连连受挫;中共临时中央和中革军委便由军事冒险主义转为军事保守主义,采取消极的防御作战。要求红军处处设防,节节抵御。与敌人进行正规的阵地战,与敌人拼消耗,迟滞敌人的进攻,削弱其力量,以此来制止敌人的第五次“围剿”。这样又打了一段时间,毫无疑问仍是被动。恰在此时,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发动了“福建事变”,通电反蒋并宣布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政府”。迫使蒋介石立即改变军事布署,从进攻苏区的部队中抽调了11个整师,用于应对福建的十九路军。
对此大好时机,毛泽东及时提出建议:主力红军应在此时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等地之间,将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人的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用这种方法迫使敌人回援,在运动中消灭敌人,从而粉碎敌人向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彭德怀也致电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并转中央领导人博古:“留红五军团保卫中央苏区,集中一、三、七、九军团,向闽浙赣边区进军,依方志敏、邵式平根据地威胁南京、上海、杭州,支援十九路军的福建事变,推动抗日运动,破坏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计划。”但左倾领导者实行关门主义,拒不采纳毛、彭的正确建议,仍把主力红军从东线调到西线的永丰地区,去进攻蒋军的堡垒,让十九路军单独同蒋军作战,使红军丧失了粉碎第五次“围剿”的最佳时机。
蒋介石开始以重兵围剿十九路军,面临危境的福建人民政府曾多次要求红军给予军事上的支援,但左倾中央就是无动于衷。1934年1月,蒋介石在镇压了十九路军后,腾出手来开始大举进攻中央苏区。敌集中20多个师分三路向苏区扑来。博古、李德等人错上加错,仍命令红一方面军在各城、镇、村及交通要道构筑碉堡,处处设防,并主动攻击敌人。团村一役,仅红五军团第十三师就减员过半,十五师师长吴高群牺牲。接下来,红五军团又被调到南樟、横村一带进行防御战。在敌人飞机、大炮的轰击下,五军团遭受了巨大损失,一些以连、排为单位固守的支撑点,在敌人的进攻中没有及时撤出,半数与支撑点共存亡了。
这种与敌人硬碰硬的打法,使有战斗经验的老兵和指挥员迅速减员,虽由地方补充进来大批的新战士,但他们中的绝大部分都没有进行最基本的军事训练,就不得不投入前线。这样,部队战斗力就可想而知了。五军团十三师是一支很能打硬仗的队伍,师长陈伯钧在一次新兵训练中,发现实弹射击时十人竟然有九人脱靶,这样的成绩令他感到极度担忧。
五军团如此,其它军团在各地的作战也都没打好。时任方面军总参谋长的刘伯承对此十分焦急,他找到李德,提出必须终止这种不切实际的军事指导方针,否则红一方面军将有被葬送的危险。李德听后勃然大怒,训斥刘伯承道:“你还不如一个普通的参谋,白在苏联学习了几年。”
刘伯承早在20年代就是川军中的名将,北伐战争时期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五军军长。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时,任革命委员会参谋团参谋长。1928年到苏联,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是李德的同学。回国后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军委书记,到中央苏区后历任红军学校校长、红一方面军总参谋长。他具有长期的带兵实践,又有丰富的司令部工作经验和扎实的军事理论水平。对于李徳的讥讽,刘伯承以大局为重,沉住气没与他理论。几天后,刘伯承随同李德到总参谋部去,李德嫌机要员在路边做饭挡了道,竟一脚将饭锅踢翻。刘伯承忍无可忍,愤怒地用俄语向李德质问道:“帝国主义分子就是这样欺负中国人的,作为共产国际派来的顾问,你这种行为是错误的,是帝国主义行为!”
李徳恼羞成怒,告到博古那里,说刘伯承不尊重他,要求撤掉刘伯承的职务。
不久,刘伯承便被贬到红五军团任参谋长。
四月上旬,敌人集中十一个整师,沿抚河东、西两岸向广昌发起进攻,拉开了广昌保卫战的序幕。李德在这里摆出了当时红军的最强阵容,五军团和一、三军团一字排开,与近十万敌军抗衡,死守广昌。博古提出:“为着保卫广昌而战,就是为着保卫中国革命而战。”,“胜利或者死亡!”,“拒敌于国门之外!”和“决不放弃苏区寸土!”等战斗口号。广大红军指战员凭着顽强的革命精神和血肉之躯,硬是与敌七个精锐师加一个炮兵旅血战十八天。十八天后,广昌失守,英勇的红军将士虽给敌以重大杀伤,但自身也伤亡近6000人,占参战总兵力的五分之一。
广昌失守,严酷的现实令广大红军干部、战士对这种打法感到强烈不满。野战司令部遂与29日晚在头坡召开会议,旨在总结广昌战役和讨论下一步作战计划。
到会的有:朱德、博古、李德、周恩来、顾作霖等,各部队首长有:
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参谋长左权、政治部主任李卓然
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治委员杨尚昆、参谋长邓萍、政治部主任袁国平。
红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政治委员朱瑞。
红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政治委员蔡树藩等。
博古在台上闷闷不乐地坐着,目前苏区的北大门被敌人撞开了,今后怎么办?仗该怎么打?保卫黎川,保卫广昌,结果一个也没保住,“御敌于国门之外”几乎成为泡影,怎不令博古焦急,被他所寄予重托的李德似乎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他提出的“堡垒对堡垒”,“阵地对阵地”,“短促突击”一个也不管用。尽管如此,他们都不肯承认自己制定的军事方针、战略战术是错误的。
博古环顾一下四周,见人都到齐了,便宣布开会。他首先发言:“广昌一战,我们虽然最终放弃了,但连日来,我一、三、五、九军团各部给敌以沉重打击,消灭了很多敌人。敌人在这次战役中也暴露出不少弱点,敌人目前越疯狂,就说明他们越没有出路,黔驴技穷嘛。”接着,博古又继续讲道:“眼下我们虽暂时退却,但敌人得到的是一座空城。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苏区的前途是光明的!各部要很好的总结一下,休整一下,准备迎接新的战斗!”
博古讲这番话无非是想宽慰一下众位将领,可没想到话音刚落,台下便“轰”的一声,大家纷纷开始议论开来。
“广昌战役,我军伤亡近六千,敌人伤亡不到三千,怎么能说是给敌以沉重打击呢?”
“广昌战役赔了老本,像这样打下去,老本会赔光的!”
“今天叫在这突(短促突击)一下,明天叫在那儿突一下,我们军团给突突得差不多了!”
……
议论声越来越高,言辞也愈发尖锐、犀利,朱德作为野战司令员,坐不住了,他也很反感李德那一套,他曾多次找到李德,谈过去反围剿的成功经验,想从侧面提醒李德,不该照搬正规战、阵地战的原则。可李德根本听不进去,现在仗打成这样,朱德心里也很恼火。他严肃而沉重地讲道:“黎川决战,我们打输了,广昌决战,我们还是输了。”
朱德一番实事求是的发言,令全场顿时静下来。博古像挨了重重的一击,脸立时就阴沉下来。朱德瞥了博古一眼,没有理会他,又继续讲到:“野战司令部宣布撤出广昌是明智的,可惜太晚了,如果早撤出来,损失就会小一些。彭德怀同志曾建议过,但司令部没有及时采纳,我也有责任。”
朱德一表态,下面的各军团指挥员开始七嘴八舌地议论开来。李德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再推诿下去,难以平复会场激愤的情绪,于是站起来说:“这次广昌战役没有打好,我也有责任。”说完话锋一转:“为什么没打好呢?主要是我们的工事没做好,我们的堡垒不够结实。敌人进攻时,我们的火力又没有组织好,再加上实施短促突击的时候不够坚决……”
彭德怀一听就火了,站起来气愤地说道:“怎么组织更强的火力?根本没有子弹,没有子弹!懂吗?在敌人碉堡密布的情况下进行短促突击,十次有十次要失败!”
李德一听,是彭德怀对自己提出的“短促突击”有意见,大为不悦,于是傲慢地说道:“这么说你在指挥上就没有一点缺点?”
彭德怀一听更火了,气愤地说到:“指挥上的问题?你们的作战指挥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就是主力不集中,团村一战,如果一、三军团不分开,集中使用,就能歼灭敌人三个师,十五个团,我们就能缴获枪弹,俘虏敌兵,补充自己的战斗消耗。现在呢,每战都在同敌人拼消耗,敌军有全国政权和帝国主义帮助,我们靠取之于敌,你完全不懂这个道理。洵口遭遇战,消灭敌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