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振堂沉思许久,然后缓缓说道:“我们活着的要完成烈士们的遗愿,要努力摆脱目前的困境,带好这支英雄的队伍,让这支队伍不断地发展、壮大,我们责任不轻呀!”
………。
11月10日,董振堂率五军协同三十军包围了土门子,迫使马步青部一个工兵营投降。18日,又攻克永昌,21日克山丹。同时,西路军主力九军做为另一路进展也较顺利,在干柴洼击溃敌3个旅的进攻,随后于13日乘势占领了古浪城。
马步芳得知古浪失守,异常震惊,立即勒令马元海部不惜一切代价限期夺回。古浪城是河西走廊的咽喉要地,古称“虎狼关”,地处要冲,一直是兵家必争之地。马家军二万余人在马元海的指挥下蜂拥而来,双方在一条山下展开一场血战。战至18日,红9军毙敌二千余人,自己也伤亡过半。经此一役,九军元气大伤,无力再坚守危城古浪,遂连夜撤出,向右翼的三十军、五军靠拢。
从11月22日开始,马家军对西路军发起了更大规模的攻势,如果此时西路军全军坚定地向新疆挺进,或许受到的损失不会那么大。但偏偏在此时,中革军委来电令西路军停止西进,就地(永昌、凉州、山丹一带)建立根据地。如果说西路军先期所面对的只是马家军的袭扰。而现在,二马则是倾其主力,要与红军做决一死战了。因为二马决不会坐视,在自己的地盘上出现一块由共产党领导的红色根据地。
为摆脱困境,争取主动,徐向前于11月24日亲自起草电文,向党中央反映实际情况,请求重新考虑西路军的行动方针,电文指出:
一、马敌现虽伤亡5000人以上,但能抽大批民团壮丁补充,人马子弹均有,仍然继续与我拼战。
二、马敌战术系以骑兵四处活动,以成团密集队形猛攻堡寨。黄昏后,畏我夜战,即退守堡寨。反复攻某点不得手时,则集兵猛攻另一点。大部乘马,进退均速。我方胜则难缴获,败则无生还。
三、永凉地带,地形开阔,区域狭小,无树无房,尽是堡寨,不便我军迂回抄击。
四、我每守一堡寨,须一营以上兵力,激战终日,即可耗尽弹药,矛刀、刺刀又少,难阻敌攻。九军现有4600人,步枪1800支,每枪子弹不足两排;五军不足4000人,枪弹更少;三十军近6000人,步枪2000余支,每枪子弹仅两三排;骑兵师人马约500,人、弹有耗无补,无日不战,敌骑到处骚扰,扩红、弄粮、筹资、交通均受限制。拟壮大骑兵,但筹马困难。
五、九军激战古浪,受大损失,正在休整;三十军激战四十里铺,子弹耗尽,全靠大刀拼杀,已伤亡500余人;五军更弱,指直在永昌,大部分担任城墙守备任务,敌马彪部有三个团正在永昌城郊附近活动。
根据以上情况,我们现无能集优势兵力,弹药太少,难在甘东地区灭敌。请求中革军委迅速指示下一步行动方针。
十一月二十五日,中央复电,仍要西路军就地坚持,打开局面。
西路军没有任何外援,没有任何后继,本就有限的弹药越来越少,境况越来越糟,时西路军许多高级将领对中央要求西路军在甘、凉建立根据地的电令是持异议的。
西路军蹲在此地不进不退,正好给马家军以进击之机,马步芳调集重兵向永、凉地区扑过来,胡宗南的补充旅亦向凉州地区开进,一场大战已不可避免。中革军委之所以这样部属,也有不得已的苦衷,其主要意图是:造成河东红军将与西路军在河西会合的假象,调动蒋介石的主要兵力扼守黄河一带,以便河东主力红军东出或南出,进行大规模的战略转移。这样一来,西路军所承受的压力是可想而知的。
三十军政委李先念不了解总部的计划,气呼呼地找到总政委陈昌浩说;“在这里东不东,西不西,等着挨打,怎么行?要东去,我打先锋,要西去,我也打先锋!”
陈昌浩和张国焘一样,家长作风十分严重,他板起面孔,训斥道:“你懂什么!多嘴!我们扎扎实实的在这里建立根据地,有了根据地,呆在这里能吃亏?”
徐向前也不知道此计划的内容,就建立根据地的问题上,他和陈昌浩一度争吵起来。陈不顾实际情况,一味坚持能在这里站住脚,打开一番新局面。徐向前无奈的摇摇头,说道:“中央远在上千公里的陕北,根本不了解这里的实际情况,这里的条件从哪个方面都比不上川陕根据地。”稍停一会儿,徐向前又讲到:“论气候,这里滴水成冰,我们的士兵大都是南方人,适应不了这儿的严酷气候;这里的居民大都是少数民族,有不容外族人轻视的宗教信仰;这里的地形也与我们格格不入,一马平川,即便是有山也是光秃秃的,无法落脚藏身。我们都是步兵,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打仗?而敌人的优势就很明显,他们以骑兵为主,有御寒的冬衣,有充足的水,粮食和弹药,还有听命于他们的乡民。无论是天时、地利、人和,敌人都占尽了。前段时期的作战就充分证明这一点,敌人机动,来的快逃得也快,我们奈何不了他们。而我们只要有稍许大意,就会吃亏。单说九军吧,离开主力稍远一点,就在古浪遭敌重创。敌人的这种狼群战术还会重演,我们怎么办?现在全军拢共加在一起不过两万人,又经得起几回这样的折腾!?”
陈昌浩只是听着,却没有发表任何意见,徐向前再次诚恳地说道:“昌浩,这里根本就不具备创建根据地的条件,我们应该实事求是的向中央反映,我们……”
还没等话讲完,陈昌浩便生气的说道:“那就是说你反对执行中央的命令!”
徐向前与陈昌浩搭档多年,晓得他这种家长式的武断作风,便婉转的讲到:“我只是从军事角度分析我们所处的实际困境,再说,如实的向中央反映,让中央能准确了解到这里的实际情况,这不是一件坏事啊。”
“那好,分析归分析,中央的命令还是要坚决执行的。”陈昌浩冷冷的丢下这句话,便扭头跨出了房门。
讲这么久等于是白讲了,徐向前瞪着陈昌浩远去的背影,显得是那么的无奈、焦躁和不安。西路军的前途与命运仿佛一副沉重的担子,压得他喘不过气起来。
“怎么办?”徐向前背着手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却想不出什么好办法,来说服陈昌浩这位西路军的最高领导。
这时,李先念推门进来,徐向前暂时停止了内心杂乱的思考。
“报告总指挥,我军已撤到永昌城东,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徐向前干咳了一声,说道:“就地建立根据地,扩红、筹粮……”
李先念是四方面军一员猛将,又是徐向前的老部下,见房间里没有别人,便凑近小声的说道:“总指挥,这哪成呀,这一带穷的叮当响,庄稼一年才收一次,老百姓自己都不够吃,我们就是有钱也难买到啊。还有就是冬衣,这地方太冷了,再不解决,不冻死人才怪呢!”
徐向前无奈地叹道:“先克服一下,去执行吧!”
至此,西路军在东起凉州四十里铺,西至山丹,绵延三百里狭长地带上与马家军展开了残酷的血战。
时五军奉命驻守山丹,敌马禄的骑兵旅、韩起功的步兵旅外加一个山炮营,气势汹汹地杀过来。面对敌数次疯狂的进袭,五军全体指战员在董振堂军长的带领下,沉着应战,给敌以重大杀伤,不仅守住了山丹城,而且也很好的配合了永昌的战斗。打了几天以后,为防止敌大炮对我军造成重大伤亡,董振堂下令十五师两个团防守山丹城墙,十三师则全部留在城内作预备队。
第二天一早,敌人又发起进攻,守城的十五师依靠山丹古城墙垛口,打退了敌数次进攻。中午时分,董振堂在城里观察到南门外敌步兵一部疏于戒备,立即命令十三师三十七团、三十九团从东门出击,由于该敌毫无防范,被五军打了个措手不及,漫山遍野的狼狈逃窜,战士们乘胜追击。追击途中,三十九团政委周畅昌发现左后方烟尘滚滚,“不好!”他立时反应过来-----------是敌人的骑兵,便迅速登上一道山梁,举起望远镜观察敌情,这时一颗流弹飞过来,不偏不倚打中他的腿部,周政委顿时从坡上摔了下来。团参谋长饶子健赶紧上前扶起他,同时下令部队停止追击,就地组织起来打敌人的骑兵。由于敌骑兵动作迅速,加上先前溃退的敌步兵反扑,攻出城外的两个团陷入两面夹击,十分被动的境地,双方在城外展开了一场惨烈的拼杀。
董振堂在城楼上发现了这一险情,立即命令四十五团火速出城增援。很快,增援部队绕至敌人骑兵后面,一顿狠揍,将敌人打退,随后与三十七团、三十九团一道退回山丹。这一仗虽打退敌人,但由于敌骑兵的干扰,未取得较大战果。
残酷的拉锯战就这样一直打到12月11日,五军损失很大,参谋长李屏仁在敌一次夜袭中被打伤左腿胯骨,十三师政委谢良也在山丹的阻击战中左腿中弹负伤,十三师师长李连祥同志牺牲,全军共伤亡600余人。
12日,突然传来“西安事变”的消息。
“蒋介石被捉住啦!”原来,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西北军,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下,不满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对日妥协政策,在西安发动兵变,扣押了蒋介石,阵地上我红军指战员一片欢腾。董振堂得知这一消息,脸上也露出欣慰的笑容,他一贯支持党中央的北上抗日方针。如今,老蒋被捉住了,全国的抗日呼声越来越高,也许,不久的某一天,他终能如愿以偿,率领五军将士奔赴抗日前线了。至12月下旬,党中央发来电报,告知蒋介石已同意国共再次合作,共同抗日。同时电令西路军仍执行西进任务。接电后,西路军决定撤离永昌、山丹,立即向西进发。
董振堂在出发前,赶到总部卫生部,看望在此养伤的参谋长李屏仁和十三师政委谢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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