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他们进入朝堂，亲身接触了国政，他们才会理解治国的艰难，才会知道这其中的难言苦衷，才会发现他们所抨击的‘苛政’不过是朝廷迫不得已的选择而已。然而，当百姓看到他们进入官场，言行不一后，大多会认为他们不能抵御官场腐败的诱惑，而与贪官污吏同流合污了。”
“其实我们很多人都想为天下，为百姓，为自己谋取利益，这三种目的同时存在。很多人都想干成一番大事业，但现实挫败了理想。于是很多人往往先丢了天下利益，不顾一切先保住自己的利益。盐铁之争就是如此。”
“那些大儒商贾们后来的话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他们怎么说？他们说朝廷不应夺民之利。什么民？哪个民？是他们自己，是官吏、商贾和富豪，而不是农夫、工匠、奴仆。”
“他们认为‘畜民者先厚其业而后求其赡’，‘王者不畜积，下藏于民’，‘民人藏于家，诸侯藏于国’，而天子应‘藏于海内’。这是什么话？天子就应该靠赊贷过日子？朝廷就应该亏空？”
“还是那句话，只有大汉强大了，只有国富了，百姓才能富。”
第二卷 乱世豪雄篇 第十一章 长河落日 第四十七节
大汉元平三年（公元205年），正月。
正月初一，新年大典。
长公主以天子名义下旨，大赦天下。
正月初三，未央宫，麒麟殿。
大司马徐荣召集辅弼大臣议事。丞相李玮正式提出了改制之策。
太傅杨彪、御史大夫荀攸早在年前就已经接到了丞相李玮的书信，知道朝廷的财赋危机非常严重，多次召集府、台大吏商讨改善之策，并且把商讨的细节书告了李玮。今天看到李玮的改制之策后，两位大臣非常吃惊，他们没想到李玮的动作这样大。
重修《盐铁律》，两位大臣同意。当年李弘为了缓解北疆危机，想方设法逼迫朝廷重开了盐铁，当时洛阳的反对之声极其强烈，而太尉崔烈大人更是因此而引咎请辞。重开盐铁其实就是鼓励营商，这严重打击了大汉重农抑商的国策，对社稷的长治久安非常不利。
十几年过去了，当大汉从废墟中爬起来，艰难地走向中兴时，重开盐铁的弊端马上暴露了，朝廷不得不改弦易辙，再次提出“重农抑商”之策，这是好事，不过两位大臣对朝廷事实上控制盐铁的经营权提出了质疑。朝廷直接参予营商，等于“崇末抑本”，和“重本抑末”的国策背道而驰，不利于朝廷财赋的持续增长和国力的持续增强。这是有历史教训的，而且最近十几年来的事实也证明，重农是必需的，鼓励营商也是有必要的，两者互为依存，朝廷不能因为财赋出现了重大危机，就全盘否定营商的好处，一棍子把营商打死，从一个极端走到另外一个极端。
（重本抑末是战国时，李悝、商鞅和韩非等法家代表提出来的重视农业，限制或轻视工商业的一种经济策略，他们认为农业是百姓衣食和富国强兵的源泉，因而把农业称为“本”，把工商业称为“末”，认为重农必须抑商和禁末，以保证农夫的绝对数量和耕种土地的积极性。）
杨彪和荀攸同意重修《盐铁律》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乘机打击北疆系的权势。过去北疆为了生存，从朝廷得到了重开盐铁和铸造钱币两项特权。北疆勤王成功后，首先交出了铸币权，盐铁因为孝灵皇帝下诏全部放开了，这项特权也就不存在了。北疆重开盐铁后，为了筹措屯田和赈济钱粮，几乎把盐铁的开采和经营权全部卖了出去。后来为了还款和筹措军资，又大量举债，把冀州和幽州的盐铁开采和经营权也卖了出去。朝廷到了北疆后，继承了这笔巨大债务。他们为了还债和征伐，接着又把中原、关洛一带的盐铁开采和经营权也卖了出去，而拿到这些盐铁开采和经营权的人，几乎都是北疆的门阀世家和商贾富豪。
其中掌控盐铁开采和经营权最多的就是关中的徐陵、麴忠，其次是河东的卫家，晋阳的王家、郭家和令狐家，幽州的田家、鲜于家，冀州的崔家。这些人都是北疆系的大门阀、大富豪和大商贾，都是“官商士”一体的显赫门第，在朝中也都是炙手可热的大人物。
修改《盐铁律》，首先就要损害他们的利益，北疆系内部的争斗将异常激烈。但不管北疆人怎么自相残杀，对朝中其它权势来说，都是一个好消息。
对于重修《田律》，两位大臣持保留态度。
限田罚租，牵扯面太大，上至王公贵族，下至普通官吏和士人，甚至军功阶层，利益都有不同程度的损害。田地越多，利益受损越大。
杨彪沉吟良久，建议道：“从今年上计的情况来看，各地人口都在增长，但由于二十年战乱，人口折损过半，短时间内，土地的供应量还是可以满足人口的需要。换句话说，土地兼并的情况还没有严重到影响百姓的生存。相反，限田罚租反而会引起朝野震荡，不利于州郡的稳定。”
“朝廷对土地兼并的惩处一直非常严厉，目前的土地兼并主要是隐性的，并没有公开化、扩大化，还在朝廷的控制范围内。而且有些土地兼并是出于迅速恢复农耕的需要，和恶意兼并土地是有区别的，朝廷应该慎重甄别，不能简单处理，一刀切。”荀攸也劝道，“考虑到限田直接冲击到军功阶层的利益，我建议还是缓一缓。”
“我为什么恳请长公主殿下召回各州刺史？就是为了这事。我也想知道土地兼并是不是严重到了必须修改《田律》的地步。”李玮说道，“但实际的情况是，问题非常严重。”
“因为二十年的战乱，大汉人口是减少了，朝廷在实施‘计口授田’和‘土断’等政策的时候，完全可以保证富乡、狭乡的百姓都能分到足够维持生计的田地。但问题是，同样因为二十年的战乱，有些人在北疆的庇护下，在朝廷的庇护下，已经积累了惊人的财富。这些财富如何才能传承下去？如何才能保值增值？土地，只有购买土地才能让他们的财富相对来说比较安全地保留下来。”
“朝廷有政策，严禁兼并土地，那他们怎么办？打压粮价，抬高耕畜、铁具、食盐等等农夫必需品的价格。农夫就算日夜辛劳，还是一无所有，最后只好把土地的租种权卖给他们，自己宁愿做个雇农、佃农以便维持生存。”
“按照新田制，土地的所有权是朝廷的，农夫们只有租种权，我们以为这样就可以阻止土地兼并了，谁知朝廷上有政策，各地下有对策。有钱人仅仅以低廉的价格，甚至一个钱不出，就把农夫们手中的土地租种权拿去了。”
“这是一种变相的土地兼并。如果这种事情不能遏制，任其发展下去，朝廷的田租会越来越少，粮价会越来越低。本朝粮价最低的时候，就是孝宣皇帝朝，五钱一斛。但那时人口多，口赋算赋的收入高，盐铁官营收入也高，而且社稷稳定，没有战乱，朝廷财赋很充裕，现在呢？现在田租是朝廷财赋收入的大头，在平叛大战还在继续，社稷百废待兴的情况下，朝廷财赋的减少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我们要想完成中兴大业，就要向他们低头，就要向他们借钱。没有钱还，就要放弃打击土地兼并，就要默许他们兼并土地，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很简单，朝廷越来越穷，赊借的钱越来越多，被迫无奈之下，只好修改《田律》，出卖土地所有权，把土地卖给农夫，其次就是卖官鬻爵，以便筹措钱财维持朝廷的运转和各项国政的开支。”
“农夫手中的土地租种权已经给有钱人掠夺了，土地事实上已经控制在有钱人手里，我们出卖土地所有权，等于把土地卖给了有钱人。这些有钱人几乎没有花钱就拿到了大量土地的租种权，然后又名正言顺地把这些土地变成了他们的私产。农夫们呢？无论土地的价格多么低廉，他们都已早早失去了土地的购买资格，他们依旧一无所有。”
“我们说重农，重农，说农是国之根本，但事实如何？事实上，农夫们一年辛苦到头，什么都没有，连赖以生存的土地都没有，这难道就是大汉中兴的目的？”李玮越说越激动，用力擂了几下案几，“我们的良心呢？我们的良心在哪？大汉能走到今天，是谁给我们耕种粮食？是谁给我们制造军械？是谁给朝廷缴纳财税？我们就这样对待为大汉中兴而流血流汗的百姓吗？我们的良心难道都让狗吃了？”
屋内寂静无声，几位大臣都没有做声，沉默不语。
“丞相大人，这都是你的推测之言。虽然各地门阀富豪用各种手段大肆掠夺农夫们手中的土地租种权，但按照《田律》，这些土地还是朝廷所有嘛，并不是门阀富豪们的私有财产。严格地说，这并不算土地兼并。”
李玮从堆在身边的文卷中抽出了几卷竹简，然后重重放到案几上，“这是各州刺史的奏禀，诸位大人可以看看。事实上，这不是我的推测。这些被掳掠了租种权的土地正在变成各地门阀富豪的私产，土地兼并的大潮正在这个特殊的时期悄无声息地席卷而来，负债累累的朝廷因为没有财赋，拿不出行之有效的办法，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事态一步步地恶化，茫然无措。”
“怎么会这样？”大司马徐荣诧异地问道，“中原大战结束后，青兖两地爆发了圈地炒地的风潮，朝廷不是惩治了一次吗？难道还有人胆敢公然和朝廷对抗？”
“不是有人和朝廷对抗，而是朝廷引发了这场土地兼并的风潮。”李玮叹了一口气。
“朝廷虽然负债累累，但平叛的仗要打，而且战场越来越远，越来越多。另外长安要重建，洛阳要修缮。西疆打下来后，河西的长城和各地边塞关隘要重修，西疆各郡要赈济，这些都要粮食，要物资，要徭役。在粮价被朝廷死死控制的情况下，盐、铁、耕畜等价格飞涨，甚至雇人代役的价格也涨了很多。农夫的地只有那么多，产出也只有那么多，收入也只有那么多，其它东西涨价了，收支严重不平衡，他们就没有办法生存了。这时就形成了出卖土地租种权和向子钱商（高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