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玮在书中仔细分析了洛阳局势的将来发展，他认为洛阳政局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还有很大的变数，极有可能再次爆发危机。
李玮说，废黜少帝，逼迫何太后还政于朝是最快最简捷最有效的解决洛阳危机的办法，但当时董卓在迅速控制了北军后，因为顾及袁隗和朝中大臣们的反对，担心自己遭到天下人的唾弃，所以迟迟不敢下定决心。直到得到了袁隗的默许和车骑大将军的支持后，他才下了狠心。然而，在新帝登基的第二天，洛阳的大臣就开始了大逃亡，这完全出乎我们的预料。士人们既然已经纵容和帮助董卓废黜了少帝，为什么又突然出尔反尔逃离洛阳？新帝登基的第二天，洛阳数十名大臣和名士大儒就在一日之间消失了，这难道可以简单地用良心不安来解释吗？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士人逃离洛阳之举肯定早有预谋，但袁隗和士人们想干什么？
董卓因为忙于整顿十万北军，再加上他不懂朝政，所以他暂时没有干涉太傅大人处理国事。太傅袁隗就利用这个机会，一日之间外放大臣十几人，同意了数十名大臣的辞呈，这件事立即引起了董卓的注意，并激怒了董卓。回到家乡的名士大儒如果口诛笔伐，外放重吏如果拥兵自重，董卓立即就成了天下罪人，他要承担废黜少帝的所有罪责，随后他势必要遭到各地州郡的联手攻击。
北军刚刚合并整顿，军心不稳，人心惶惶，董卓在这种情况下，不敢和士人公开闹翻，所以他立即假天子诏，先赐死何太后，后剖棺戮何苗尸，接着又把何苗的母亲舞阳君杀了做花肥，其残暴行径令人发指。董卓就是想利用这种残暴告诉那些蠢蠢欲动图谋不轨的士人，如果把他逼急了，他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他甚至可以和大汉社稷同归于尽。我闻讯之后匆忙赶去阻止已经迟了，只能把弘农王救出来囚禁了事。我发现董卓的失控和李儒的推波助澜有莫大的关系，为了救下弘农王，我和李儒发生了激烈争执。这个人对董卓的影响非常大，但他心怀叵测，眼晴里充满了仇恨，是个非常危险的人物。我打算有机会把他清理了，免得将来祸害无穷。
废黜不是董卓一人的事，他得到了太傅大人和车骑大将军的支持。正是因为有朝中大臣和我们的帮助，废黜之事才进行的非常顺利，没有任何血腥残杀。但太傅大人和士人们显然不想背负这个罪名。他们想把这个罪名全部落到董卓头上。大人现在实力强悍权势倾天，士人们不敢激怒你，只好把这个罪名留给董卓了。他们激怒董卓的目的就是想让他杀死何太后和弘农王，让本来是一场朝野上下为了稳定大汉社稷的废黜变成董卓一人的废黜，而且还是一场血腥的废黜。
士人们现在可以置身于洛阳政变之外了，所有的罪孽都是董卓一个人的，士人们的所作所为也都是因为受到了董卓的胁迫。董卓从一个挽救洛阳危乱的功臣变成了危害社稷的乱臣，太傅大人和朝中的大臣们则从危害社稷的乱臣变成了拯救社稷的功臣。他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让董卓屈服，要么大家平分权柄相安无事，要么外兵四起攻伐董卓。大汉社稷的安危在董卓和士人们的眼里，已经变成了他们争夺国家权柄的锋利武器。
董卓虽然以最快的速度抢在太傅袁隗之前掌控了北军，但他随即就把可以独掌权柄的优势尽数丧失了。太傅大人和士人们步步设计，依旧牢牢地控制着洛阳局势。现在，董卓如果想继续倚仗手中的重兵独掌权柄为所欲为，他就要面对天下人的唾弃和随之而来的讨伐，他将变成千古罪人，最后一无所有。所以他最明智的做法就是和士人妥协，双方各执权柄，继续维持洛阳稳定的局面。
董卓当然不愿意白白放弃到手的权柄，他找到了我，希望得到车骑大将军的帮助，以武人治天下。他说他宁愿和车骑大将军平分权柄也不愿意受制于士人。我拒绝了董卓的提议，不是因为他杀了何太后，囚禁了弘农王，犯下了无可挽回的错误，而是因为我们需要洛阳的权势平衡。董卓如果独掌权柄，以他手上的重兵和部分士人的帮助，以后必将成为掣肘和威胁我们的最大敌人，这对北疆来说，太危险了。我们不能把自己的命运交给董卓，我们迫切需要洛阳权柄的制衡，需要董卓和士人之间的对抗。
太傅大人也找到我，希望车骑大将军能为国家社稷着想，能遵从先帝的遗诏，能忠诚于当今天子。我满口应承，答应他暂时驻兵函谷关，屯重兵于风陵和茅津渡口，等洛阳大局已定，我再相机撤出函谷关。太傅大人说，皇甫嵩已经兵临潼关，再加上车骑大将军的河东屯田兵，足够威胁董卓了。
董卓迫于形势，只好和士人妥协，和太傅大人共掌权柄。董卓不再坚持要求重新调整外放京官，同时，他在周毖、许靖等人的帮助下，开始征辟名士。董卓的手下都是武人，甚至相当一部分还是胡族将领，这些人冲锋陷阵可以，治国就不行了。董卓要想在洛阳立足，要想执掌权柄，他就必须要得到士人的帮助。此次受到征辟的名士非常多，像郑玄、荀爽、申屠А⑼跚⒊录汀⒑凇⒅Ｌ⒑物J等人都名列其中。这些人里有一部分是各地的名士，有一部分是大将军何进的从事掾史，还有一部分是朝中大臣。象何颙、郑泰等人，他们逃离洛阳的目的已经达到，只要有太傅大人的默许，再回来任职帮助董卓处理国事也未尝不可。不管怎么说，重振大汉还是每个士人最迫切的愿望。
李玮说，我注意到三件事。一是外任的京官都是袁府的门生故吏，多集中在司隶、冀州、兖州、豫州和南阳郡一带。太傅袁隗这种安排，明显就有膨胀自己权势的意图。将来士人们如果把董卓逼离了洛阳，掌控洛阳的是不是就是袁阀呢？
二是今日的董卓就象昨日的何进。因为自身的身份局限无法得到士人的认同和诚心帮助，结果一旦执掌国家权柄的时候，他们就陷入了不得不依靠士人而又不得不和士人针锋相对的矛盾里。洛阳大乱，何进和奸阉惧亡，大汉皇统更替，士人在这中间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甚至可以说就是他们在一直操控着洛阳的局势和大汉国的命运。那么由何进的事来推断，今日洛阳士人的逃离和董卓的妥协是不是预示着下一次洛阳的大乱呢？
第三件事就是大人的权势已经成为决定大汉国命运的巨大力量，这次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平息洛阳动乱就是一个例证。现在大汉国有大人、董卓和以袁隗为首的士人三大权势。董卓刚刚崛起于洛阳，没有根基，再加上有士人的掣肘，不足为虑，真正能和大人相抗衡的是士人，所以大人是不是应该重新考虑北疆的未来和大汉社稷的安危？
李玮在书中还对汉北郡的事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反对把胡族全部列入汉籍。原汉军中的许多胡族将领这次都要被封部落小王，这些人为大汉国建下了赫赫功勋，他们和他们的族人当然可以成为大汉子民。但原鲜卑国的部落不行，匈奴人不行，尤其是匈奴人，饱受我大汉皇恩，竟然还屡屡谋反。这种胡人目前还不能列入汉籍，享受和大汉子民一样的待遇。至于在汉北郡划分郡县的事，李玮不同意。李玮认为胡人是游牧民族，有自己的生活习俗，强行划分郡县居住，必定会引起胡人的不满和抵制，所以汉北郡的治理还是等九大部落王各归领地后，协商解决。对于在汉北郡和边郡之间建立大市的事，李玮非常赞同，他建议李弘可以建立一个都尉府，专门负责此事。李玮说，早期和我们交往密切的商贾都已经得到我的通告，他们将在近期内陆续派人北上边郡建市互贸。
李玮在书中特意提到了卢植的事。满朝文武，上百大臣，只有卢植一人在嘉德殿上提出了反对废黜之议，此事非常古怪。作为尚书令的卢植，天天都和太傅大人议事，洛阳的事他肯定有份参予，那他为什么突然和袁隗决裂？为什么要匆忙出京？为什么要先到晋阳？李玮说，我怀疑他是袁隗故意遣送出京，以便将来洛阳有变高举征伐大旗的人。
李玮在书信中最后说道，前期太后重召奸阉入宫的事我没有禀报大人，主要是考虑到远征大战刚刚开始，实在不宜动摇军心。只是我没想到洛阳局势随着奸阉入宫竟然急剧恶化，短短数天之后便发生惊天巨变，差点给远征造成了灭顶之灾，这个不可饶恕的罪责请大人予以责罚。
李弘看完书信后，急召鲜于辅、玉石、杨凤、田豫、田畴议事。众人都被洛阳的事所震骇，鲜于辅不禁惊叹出声：“大人幸好把仲渊留在河东，否则我们现在非常危险了。”
李弘说，北疆以外的事我们不要管了，知道就行。仲渊如果不能应付，自然会提前向我们发出警告。现在最重要的是迅速稳定汉北郡，北迁胡族，以免洛阳再乱，让我们首尾不能兼顾。打仗的事暂时交给徐荣负责，我们全力以赴，争取在冬天来临之前站稳脚跟。
过了几天，舞叶部落的人把骞曼送到了金雪原，鲜卑王庭重立，鲜卑国向大汉国递交降书。已经是拓跋族首领的大帅拓跋韬随即向北部鲜卑诸部和弹汗山送出了王庭投降大汉国的消息。
这期间，朝廷的圣旨连续送达金雪原。有新帝登基的诏书，有新帝安抚犒劳远征将士的诏书，有同意李弘所奏建立汉北郡的诏书，有同意李弘北迁胡族的诏书，有赐封诸部落大王和小王的诏书。诸部落大小王的印绶和赏赐一应俱全。
九月中，朝天原。
东部鲜卑大人弥加带着一万铁骑和大量的牲畜武器终于到了朝天原。
面对徐荣的八万大军，慕容风一筹莫展。即使弥加来了，诸部铁骑加在一起也不过只有四万五千骑，根本就不是汉军的对手。
“西部鲜卑的人为什么还没有来？”弥加愤怒地问道，“我姗姗来迟，是因为我路途遥远，还要带这么多牲畜武器，但西部鲜卑距离朝天原只有几百里，他们就是爬也爬来了。”
魁头冷哼一声。熊霸小声解释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