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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权和相权分开，皇室和朝廷分开的一段时期，正是本朝最辉焊的一段时期。
到了孝武皇帝后，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孝武皇帝雄才大略，要建万世功业。他嫌丞相碍手碍脚，把丞相的权力抢去了。外廷的九卿大臣直接接受内廷指令，内廷随即权重，尚书台几乎代替了丞相府的所有职权。
皇帝既然把丞相的权力抢去了，当然也不会让丞相干涉皇室的事了，所以孝武皇帝驾崩前，以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辅政。这样一来，外廷有丞相，内廷有大司马，皇室和朝廷时常发生冲突。这种冲突到了孝昭皇帝死后，达到了极致。
孝昭皇帝死后，立昌邑王为帝。昌邑王刘贺在即位的二十一天内做了一千一百二十一件不该做的荒唐事，于是被废，改立孝武皇帝时的废太子刘据之子刘询为帝。霍光当时召集九卿商议废黜天子重建皇统的事，说皇统继承是皇室私人的事，把丞相抛到了一边。
皇室之存在，是因为有皇帝，皇帝之存在，是因为有朝廷，所以皇统继承是朝廷的事，并非皇室私事。皇帝世袭，乃依据大汉律法，如果遇到皇帝没有子嗣或者其他变化的时候，皇统继承一事应该由朝廷公议，但霍光无视律法祖制，恣意妄为。
霍光以大司马大将军辅政的名义掌领内廷的尚书台，他不让朝廷参与皇室事，却代表皇室过问朝廷事，如是则皇室超越在朝廷之上。本来尚书台的尚书只是皇帝的内廷秘书，而内廷诸职又隶属于御史中丞，现在御史中丞成了摆设，皇帝成了聋子，皇帝当然不愿意了。于是孝宣帝便恢复旧制，仍有御史中丞统领尚书，诸事由御史中丞呈御史大夫，再到丞相，内廷与外朝随即声气相通。如此则大司马大将军权柄渐轻。
孝宣皇帝亲政二十年，吏治清明，百姓安居，国家昌盛，有“中兴”之称。
孝宣皇帝驾崩后，霍氐一族也就立即灰飞烟灭了，但孝宣皇帝的改制也随即失败。皇权独大，相权没落，大司马大将军等外威依旧辅政，内廷依旧权重，外廷依旧权轻，于是积弊成灾，就有了王莽篡汉之祸。王莽便是由大司马大将军辅政，继而独揽权柄的。
光武皇帝中兴社稷后，吸取了前朝败亡的教训。他先把尚书台的权力加重了，自己独揽权柄。然后把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三公”改为大司徒、大司马、大司空，一个“公”统领三个卿。三公只是名位崇高而已，实权则在尚书手中。换句话说，国家权柄都是皇帝一个人的，他把皇权和相权，皇室和朝廷分开的原则彻底抛弃了。
光武皇帝中兴了社稷，也埋下了倾覆社稷的种子。
“制度。”李弘突然意识到赵岐问这句话的真正意思。“老大人的意思，是要仿效孝宣皇帝，恢复旧制，重建皇权和相权的制衡？”
赵岐惊喜地看着李弘，大声赞道：“大人真乃奇才。”李玮脸显敬佩之色，不禁脱口问道：“大人怎么想到的？”
李弘不好意思地笑笑，“难道你们忘记了，当初筹划建朝的时候，太傅刘虞大人、张温大人，还有老大人，其他诸位大人，都反复对我解释，为什么要用旧制三公为朝廷构架。其中一个理由，就是要削弱皇权，把皇权和相权分开，以控制外戚和宦官专权。”
赵岐高兴地连连点头。
几十年来，士人和奸阉为了争夺权柄，屡遭失败，究其原因，不是因为没有武力，而是因为皇权至上，皇权凌驾于相权之上，完全失去了制约。
太傅袁隗大人和一帮大臣们策划并发动了讨董，从表面上看，是为了争夺国家权柄，但其实真正的目的是要利用这个国家权柄，恢复旧制，重建皇权和相叙的平衡，从而铲除沉疴积弊，重振社稷。说得难听一点，就是要限制皇权，扩大相权。
袁隗大人为什么要给袁绍那份承制诏书？袁绍、韩馥和讨董联盟的大吏们为什么要执意重建皇统？我们几个老家伙想了很久，终于从这个问题上，想到了袁隗大人突然改变既定讨董之策的原因。因为当今天子已经十岁了，再过十年，天子行了冠礼之后，就要主政。用十年的时间重建旧制，根本不可能。
“为什么？”李弘问道，“难道恢复一个旧制，十年时间都不够？”
赵岐叹了一口气，“大人，你要知道，孝宣皇帝的改制失败了，否则，怎么会有后来的王莽篡国之祸？”
李弘迟疑了一下，问道：“孝宣皇帝的改制为什么失败了？”
赵岐摇摇头，捋须说道：“因为石渠阁之议。”
孝宣皇帝虽然尊崇儒学，但他采用的是儒法兼融，德主刑辅的治国之策，所以他力主恢复旧制。认为把皇权和相权分开，把皇室和朝廷分开，更有助于国家的繁荣昌盛。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力的增强，权力斗争的激烈，朝堂上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声音。
一部分大臣说要独尊儒术，以德治国，要修改一些治国之策。一部分则坚持采用儒法兼融，德主刑辅之策治国，拒绝修改既定国策。于是，朝堂上下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经学辨议。
孝宣皇帝为了统一儒家学说，于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在长安未央宫北的石渠阁，召集了二十余位当代各类经学的硕儒讲论“五经”异同。名士硕儒们论述了他们对经学的不同诠释，再经过长时间的辩论后，由孝宣帝决定采取一种最合适的解释，并把这种经学解释作为官学。
参加石渠阁经议的有学《礼》的通汉、戴圣，学《诗》的张生、薛广德、韦玄成，学《书》的周堪、林尊、欧阳长宾、张山拊，治《易》的梁丘临、施雠，治《公羊春秋》的严彭祖，治《榖梁春秋》的尹更始、刘向等。
经议由梁丘临提问，诸儒回答，太子太傅肖望之平奏其议，孝宣皇帝亲自裁决评判。石渠讲论的奏疏经过汇集，辑成《石渠议奏》一书，又名《石渠论》，共辑奏议一百五十五篇。经过这次会议，博士中《易》增立“梁丘”，《书》增立“大小夏侯”，《春秋》增立“榖梁”。本朝博士经说的分家，除《诗》学原有鲁、齐、韩三家外，其余均始于石渠阁经议。
孝宣皇帝重视《榖梁春秋》，因为它有利于加强宗法礼仪的控制力量，可以纠正《公羊春秋》学片面强调法治所引起的弊病，适应了当时“稽古礼文”的要求。所以石渠阁经议的结果，就是《礼》学和礼治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大戴和小戴《礼记》，就编成并盛行于这一时期。
石渠阁会议使孝宣皇帝的权威变成了经学的权威，经学的学术观点随即变成了国家的最高律法。于是“以德治国”成为制定国策的基础，“臣事君以忠”，皇权至上，相权就此被彻底剥夺。
孝宣皇帝时有“石渠阁之议”，孝章皇帝时有“白虎观之议”，这是本朝经学的盛事，李弘一清二楚。但他不知道这经学竟然决定着国策的制定，决定着国家的命运，决定着社稷的兴亡。
李弘躬身受教，轻声问道：“老大人到底要对我说什么？”
“一是官学。自孝哀帝建平元年（公元前６年），刘歆作《移让太常博士书》，要求立古文经学为官学之后，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开始争斗，至今已有近两百年。这两百年来的事实证明，今文经学是祸国之学，应该立即予以废除，官学改为古文经学。”
“二是国策。朝廷要立即以儒法兼融、德主刑辅为制定国策的基础，大量修改既定国策。”
“三是官制。皇权和相权必须分开，皇室和朝廷必须分开，否则，社稷振兴无望。”
赵岐看看神情凝重的李弘，郑重问道：“大将军能否承担起中兴社稷之重任？”
第二卷 乱世豪雄篇 第二章 如临深渊 第十一节
李弘沉默不语。
自己一直以为，只要北疆稳定了，有充足的钱粮了，自己就可以统率十万大军拯救社稷，现在看来，自己这个想法真的很幼稚，很无知。士人认为武人没有治国的能力，看来的确有他们的道理。赵岐的一番话，让自己蓦然惊醒，许多模糊的东西突然之间清晰了。
拯救社稷不是利用强悍武力铲除了所有奸侫就可以成功的。武力稳定社稷，平息战火之后，国策难道就正确了？吏治就清明了？百姓就富足了？国祚就能得以延续了？没有好的国策，没有人尊奉律法，奸侫会层出不穷，社稷会持续动荡，战祸会绵延不绝，国祚会彻底断绝。
拯救社稷仅仅是振兴社稷的开始。
拯救社稷的终极目标是振兴社稷，中兴社稷。要想中兴社稷，仅仅靠武力是不行的，需要推动社稷中兴的学术思想，需要富强社稷的治国策略，需要威临天下的律法。
但是，自己除了强悍武力，没有其他本事。自己也许可以拯救社稷，但要想中兴社稷，显然是痴人说梦。
自己的本事，自己清楚。除了打仗，自己没有值得炫耀自傲和得到别人尊崇信服的地方。北疆这几年在自己的治辖下虽然取得了一点成绩，但这主要是赵岐、左彦、李玮、朱穆、余鹏等一帮北疆大吏的功劳，自己不过是坐享其成罢了。自己奉旨率军进驻北疆后，先是招抚了黄巾军，然后实施了安置流民屯田，放开盐铁经营，建立晋阳大学堂，发展大市货殖，实施农工商并重之策，等等。所有这些事情的成功，都依赖于这些北疆诸吏的出谋划策和他们呕心沥血的辛勤耕耘。自己不过是这些北疆诸吏的一个而已，实在谈不上有什么骄人的功绩和出众的学识。
自己没有独掌权柄之心，也没有治理国家的能力，更惧怕成为董卓第二，祸害社稷苍生，遭到天下人的唾弃和留下千我骂名。所以在离开河东前，自己也和徐荣、麴义、朱穆等人商谈过朝廷的权力分配问题。如果长公主和朝廷决意要铲除韩馥和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