条件地加强野战军。干部们有合适职务的就安排合适的职务，没有合适位置的，降职使用的也不在少数，充分体现了能上能下的思想基础。
二旅成立之初，宋店和马陂之战牛刀小试，就锋芒毕露，打得刘汉英几个团丢盔卸甲，并且有几个营整建制地被吃掉，梁必达当然是愉快的。
梁必达委实不再是梁大牙了，虽然得意，但是并没有忘形。有些账目他还是要算一算。（ ｜。。）
第一笔账算的是刘汉英的兵力。一仗下来，对方的编制状况差不多就清楚了，此前梁必达分别审讯了从刘汉英部俘虏过来的一个副团长、两个营长和三个营副。俘虏们求生心切，说的都是真话，几份口供一对照，一个连有多少人，一个营有几个连，一个团有几个营，一个旅有几个团，营的火力配备，团的火力配备，等等，都一目了然。
梁必达一边口述，姜家湖一边噼里啪啦地打算盘。
算来算去，几个人的脸就黑了。蒋总统在国共谈判期间，欺骗了国际舆论，也玩弄了美国人，说是缩编，不过是规格上降级改了称呼。把军变成了师，师变成了旅，看起来建制军和建制师都减少了，可实际兵力却暗暗地增加了。落实到凹凸山，就更是花样翻新，除了招兵买马，还收编了大量的汉奸队伍。一个新编师，兵力竟然膨胀到四个旅，加上师部直属部队，共有十五个团将近两万兵力，比抗战期间一个军还要庞大。也就是说，在对付共产党的时候，老蒋比对付日本鬼子花的本钱还要大。
而整个凹凸山区，即使是杨庭辉的江淮野战军第八纵队全部，三个旅加起来，也不过才八千人左右。二旅在八纵还是加强的，但是也不能跟刘汉英的任何一个旅相比。除了朱预道的一团有三个营的建制，共有九百余人，其它两个团每团只有七个连，每个连只有九十来个人，不足七百人。宋上大的特务团说是团的架子，实际上只有五个连，才四百多人。全旅兵力总数也就是三干人多一点。
如此算来，几天前打的那场胜仗，对刘汉英根本就没有伤筋动骨。
再算装备。就算装备最为优良的朱预道一团，也只有一个迫击炮连，一个机枪连，家伙还都是老掉牙的。其它乙种小团只有四五门迫击炮和十几挺重机枪。而刘汉英部师有一个山炮团，旅有山炮营，团有山炮连。仅仅是四百挺重机枪和近干挺美式轻机关枪这个数字，就足以令人望而生畏的了。
张普景说：“这几年我们虽然在发展，但都是白手起家，没有外援，跟国民党比实力比装备是比不了的。还是要靠人民战争，发动群众。”
梁必达说：“我同意政委的观点，依靠群众这一条任何时候也不能放弃。但是，依靠不等于依赖，解放军和八路军是有区别的，现在已经不是和鬼子打麻雀战运动战了，我们现在必须要考虑一个事实，也就是说，要从过去的游击战术转变到大兵团作战的思路上来。不完成这个转变，就要吃亏。这一仗是胜利了，但是我们要提醒部队，这次胜利有许多侥幸。一个是刘汉英的部队轻敌，他没有想到我们准备得这么充分，他在兵力使用上保守了。二是兄弟部队在山外打得很凶，从客观上牵制了刘汉英的主要兵力。三是恰好有几个分区的地方部队在集训，窦副旅长战机把握得好，主动配合来得及时。没有这几条，这次战斗，即使取得最后的胜利，恐怕也要付出更大的代价，弄得不好夹生的可能都有。要召开一个团以上干部会，要对下一步的工作，形成一个明确的战略方针。”
张普景和姜家湖都很拥护，张普景说：“老梁的思路是对的。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梁必达说：“是不是可以这样，一、向纵队报告，我旅兵员亟待补充，请纵队支持我们，再从几个分区抽调三至四个连，补充到各团。本旅辖区的几个县大队，升级为乙种团。二、朱团长派出一个连，近日进驻二龙岗，对乌龙集陈墨涵部的防御态势实施抵近侦察。三、宋上大同志报告，洛安州尚有日伪留存的一批军火，现在藏在哪里还不清楚，朱参谋长要想办法。”
张普景见今天几个人意见比较一致，他和梁必达一唱一和也很默契，趁机提出来一个老问题，说：“要想尽快改变敌强我弱的力量悬殊，最有效的办法还是瓦解敌军。老江的几个工作站要加强，要抽调一批忠于党的事业、文兼武备的好干部深入到刘汉英的心脏。”
梁必达顿了一下，没有马上表态。事实上，张普景急于要解决的问题，也正是梁必达比较重视的问题，只不过两个人对这件事情的态度却恰好是背道而驰的。
杨庭辉和八纵新任政委王兰田对梁必达有单独交待，鉴于目前敌我之间关系微妙，瓦解敌军工作上升到了一定的高度，纵队联络部派遣一批干部，已经打入刘汉英部队内部，宋上大和东方闻音也将对陈墨涵部进行策反工作。这些都是高度机密，弄得不好就有自己的同志人头落地，必须慎之又慎。连张普景都一知半解，梁必达当然是不会让江古碑插手了。三
在近年的工作中，如果说梁必达同张普景和窦玉泉相处尚且融洽的话，那么对江古碑就是另外一种态度了。
梁必达从心眼里看不起江古碑，这倒不完全因为江古碑在“纯洁运动”中充当了急先锋，而是因为在梁必达等人的问题甄别之后，尤其是在梁必达当上了分区司令员之后，江古碑的表现令梁必达十分鄙视。为了洗清自己，讨好梁必达，江古碑居然搞了一个材料，把当初收拾梁必达和朱预道的经过白纸黑字详细地记录下来，还把某某某是怎么说的，某某某是怎么做的，全都出卖了。
江古碑没有想到的是，梁必达对他的小报告压根儿不领情，还将材料给东方闻音看了，说：“这种人是小人，好汉做事好汉当，大丈夫敢作敢为，搞这种鸡鸣狗盗的小动作干什么？错了就是错了，错了也不是哪一个人的责任。这样的事张普景就做不出来，我跟张普景经常争论，但没有一点个人恩怨。江古碑现在是看我腰杆硬了，就来投靠，可是他想错了，我梁必达不是绿林好汉草莽英雄。他现在一见风头不对，连某某某和某某某都出
卖，如果有一天我梁必达又不得势了，那他还不照样落井下石？这份黑材料烧了，免得同志之间人心惶惶疑鬼疑神地互相戒备，权当没这回事。”
这一席话，说得东方闻音好生佩服，打心眼里觉得梁必达看问题真是透彻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了。
本来，特委改组之后，江古碑回到野战军工作，梁必达就有抵制，认为这个人品质不好，但张普景等人不知道江古碑暗地里还有动作，梁必达也没有说，所以张普景等人坚持接受了江古碑。偏偏江古碑急于表现，往往又是添乱，他所领导的在敌占区的几个工作站，近日频频报告发现奸细叛徒之类，而且一再向梁必达报告，要如何如何，弄得梁必达提心吊胆——那些所谓的“奸细”、“叛徒”，数量相当的人都是近期派进刘汉英部队、接受王兰田和梁必达单线领导的地下工作人员。如果不采取措施，误杀自己同志的事情又有可能发生。
为难的是，这些话还不能明说，尤其是不能跟江古碑说。地下工作的惯例是，任务传达到哪一级哪一级负责，谁知道谁负责。这也不是不相信同志，这是铁的纪律。再说，张普景虽然做人正派，但过于激进，革命热情始终可嘉，对敌斗争经验始终不足，放手把地下工作交给他们，他也委实放心不下。上次跟刘汉英联手除掉李文彬，是由国方精锐谍报工作者高秋江具体执行的，同时，出于更深的意图，王兰田又决定暗中保护高秋江，也是单独布置给梁必达的。梁必达秘密组织了一个特工队，由曲向乾带领潜入洛安州，当初高秋江在自己的寓所里看见的那张写着“走投无路时，去找梁大牙”的纸条，就是曲向乾塞进门缝的。事后张普景才知道一二，对此十分恼怒，说：“连我这个政委都不相信，还是宗派主义在作怪。”可是，不论张普景怎样发牢骚，梁
必达在统战的问题上却不能妥协。
梁必达想了想，说：“统战工作由纵队统一部署，我们不要乱插杠子，弄得不好，反而乱了。老江你那几个工作站的主要任务还是摸内线情报，有了情况要跟情报科及时通气。还有，你们的锄奸队不能再随便杀人了。现在是敌中有我，我中有敌，复杂时期，为了统一指挥，综合协调，我看是不是可以成立一个敌工委员会，协调情报侦察、对敌联络、对内肃奸、治安保卫几个方面的工作，由姜副旅长和江副政委共同负责，姜副旅长负主要责任，为该委员会主任，老江为副主任。只要是涉及到性命的事，必须经过我和张政委两个人同时批准。张政委你看怎么样？”
张普景怔了怔，半天没吭气。
自从二旅成立以来，张普景是一腔热血要在政治上打个翻身仗，梁必达对他也表示充分尊重。但是，张普景总是感觉到还有什么地方不那么顺当，尤其是在进行重大决策的时候，梁必达同志的刚愎自用就表现出来了。不能不承认，梁必达同志这几年进步很快，在政治素质和战争经验等方面都成熟起来了，指挥部队屡战屡胜，上上下下都很服气。但是，正是因为威望上去了，问题也表现出来了，惟其因为有了功劳，也就越来越武断了。
不仅用兵武断，在用人方面也很独裁。对他张普景面子上还过得去，可是对江古碑同志就没那么客气了，虽然说是副手和部门首长，但你也不能不把人家放在眼里啊，也不能事事都越俎代庖啊。张普景自然不会看不出来，梁必达根本就不信任江古碑，同时他还认为梁必达也并不彻底地信任他张普景。统战工作、联络工作、保卫工作，都是政治部的职能，为什么要姜副旅长负主要责任？就是首长分工，也应该是我政治委员或者副政治委员
负主要责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