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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戴星柄和吴庚恕把目光盯在了上海特别市市长傅筱庵的身上。但因事先机密外露，戴星柄被丁默邨和李士群的手下逮捕。当丁、李清楚了戴星柄的身份后，想通过他与戴笠取得联系，目的是与军统局能暗中携手合作。戴星柄答应了丁、李的要求，并给戴笠写了信。不久，军统局来了复函，表示同意丁、李的提议。但复函运用了文字笔划上的粗细不同，另给了戴星柄秘密指示，要他伪装合作，寻找机会除掉丁、李，同时还要他抓紧落实除掉汪精卫的行动。但这秘密指示很快被破译，丁默邨和李士群得知后恼羞成怒，当即将此案密报给汪精卫。汪精卫本来就对戴笠和他的手下极为痛恨，立刻大笔一挥“立予枪决”。就这样，戴星柄成了刺杀汪精卫行动中第一个被对方处死的军统特务。
戴星柄的死，并没有使戴笠放松刺杀汪精卫的部署。他电令吴庚恕，要他继续活动，寻找时机刺汪。
吴庚恕在军统局里有很老的资格，因其骄横凶狠很受戴笠的器重。这次他来上海之前，曾向戴笠发誓不取汪精卫的首级不回重庆。戴星柄一死，他到处活动多方打听，终于找到了在伪维新政府中当科员的同学陈承纶。因汪精卫在广州农运所任教官时与陈承纶有师生关系，吴庚恕便威逼陈承纶利用这关系去接近汪精卫，寻机在汪精卫的住宅或办公室里安放定时炸弹和放毒。陈承纶本来就是个胆小怕事的人，根本就没有胆量去做谋害汪精卫之事，但面对吴庚恕的凶野蛮横又不敢拒绝。他经再三考虑后，觉得最妥当的办法就是让汪精卫直接来对付吴庚恕，自己好从中脱身。于是，陈承纶将此事的经过全向汪精卫作了密报，汪精卫即将此事批转给丁默邨和李士群。过后，丁、李俩人设计将吴庚恕抓获，没经任何审查就枪决了。
戴笠得知吴庚恕的死讯后曾伤心了好久，也更激起了他对汪精卫更强的报复心理。他让在河内刺汪行动中失手而被冷落的陈恭澍接任了军统局上海区区长，同时在上海注册成立了北极冰箱公司，作为刺杀汪精卫行动的密点和联络站。通过北极冰箱公司经理陈三才的工作，收买了投靠汪精卫的原军统局特务诸亚鹏，由他出面在汪精卫乘车出入时开枪射杀。考虑到汪精卫所用的车辆是防弹保险汽车，戴笠还专门为此次行动配备了一支穿甲专用手枪，以作为阻击汪精卫的专车之用。这次行动方案仔细周密，不料就在行动之前军统内部有人出卖了情报，结果陈三才和诸亚鹏相继被捕。
多次刺杀汪精卫行动的失利，并没有动摇戴笠信心。经分析上几次失手的原因后，戴笠想挑选一位能接近汪精卫的武士或侠客，在与汪精卫见面时凭借功夫当场要汪的命。这样既能通过汪精卫处警卫人员的严密检查，又能在准备过程中减少暴露行迹的风险。经过军统局行动处的多方寻找，物色到了一位理想的人物。他叫黄逸光，其手腕力量极大，据说曾打死过老虎。黄逸光平时从事童子军活动，抗战前组织过徒步旅行团。抗战开始后从广东移居到南京，当时还任行政院院长的汪精卫接见过他，还在一起合过影。当戴笠派人向黄逸光布置任务时，汪精卫已“还都”南京。黄逸光就带着原来和汪精卫的合影，到伪政府里想见汪精卫。因多次破获军统局组织的刺杀汪精卫的案件，汪精卫更是对前来投靠的各种故旧亲朋严加分别和防范。所以，黄逸光仅凭当年一张发黄的照片便要求晋见，汪精卫是怎么也不能放心的，他要丁默邨和李士群派人对黄逸光的情况进行查证。果然，丁、李派手下的人对黄逸光临时开在中央饭店的房间秘密搜查后，从房间里搜出穿甲手枪一支及照相机一架，还有小型电台和密码本。旋即，黄逸光被逮捕，并从他的身上查出毒药一包。按戴笠的安排，当汪精卫同意见黄逸光，那么黄逸光就利用见面的时机用巨大的臂力将汪精卫掐死。完事后，万一黄逸光脱不了身，就用随身带的毒药自杀。汪精卫得知确切报告后，毫不迟疑地批示枪决。
黄光逸的死，使戴笠不得不承认投入了很大精力和财物的刺汪行动是失败了。虽然戴笠对汪精卫仍然恨之入骨，但已很难拿出更好的计划来突破汪精卫的严密防范，为此决定将刺汪行动暂时搁放一边。
不过，汪精卫最终还是死在了戴笠的手上。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日本在东京召开大东亚会议，汪精卫参加了这次会议，并会见了首相东条英机。会谈结束时，汪精卫向东条英机提出了一个请求，要东条英机派几名医生去南京，为自己取出留在后背上的那颗子弹。东条英机答应了汪精卫的请求，派黑川利雄等人带着医疗器械来到了南京。经过一番细致的检查，黑川利雄告诉汪精卫，他后背的那颗子弹已伤极骨头，但并没有大的危险还是不取出来为好。黑川利雄回国后，汪精卫仍旧不放心，他总觉得子弹留在体内就是个威胁。没过多久，汪精卫到南京日本陆军医院，坚持要医生取出背上的子弹。当年十二月底，南京日本陆军医院的后勤部长、中将医生铃木小荣亲自操刀，替汪精卫取出了背上的那颗子弹。但可能是手术伤及了中枢神经，汪精卫手术后双腿变得不听使唤，而且大小便失禁，使用任何药物全都无效。陈壁君见汪精卫病情加重十分着急，在西药没有用的情况下，她想到了用中医秘方救治。陈壁君托付亲朋好友，寻找民间中医。经多方辗转打听，终于在江苏无锡找到一位治骨伤疮毒的名医刘一贴。
刘一贴到南京给汪精卫仔细把脉检查后，发现汪精卫的创口已经平复，只是内侧发烫，并且脉象细促。于是，刘一贴开了两剂退火的药，接着从贴身的内衣袋里拿出一张膏药，在酒精灯上烤了一会后贴在了汪精卫的背上后去了旅店。第二天，汪精卫感到后背凉飕飕的，原有的疼痛减轻了一半。陈壁君见此暗自高兴，即派人给刘一贴送去了厚礼，并把他从旅店接回了医院给汪精卫复诊。刘一贴到医院后，重又检查了汪精卫背后的创口，面露喜色地告诉陈壁君说：“汪先生的创毒不重，只要再照原方服上两剂，等两个时辰后再贴一帖毒散膏，便可一劳永逸了。”刘一贴说着从小药箱里拿出膏药交给了陈壁君，交代了几句后便告辞回旅店去了。汪精卫以为那张毒散膏贴了之后便可消灾纳福，也就等不及过两个小时再贴的嘱咐，马上要陈壁君给他背上贴上。谁知这张膏药贴上不久，汪精卫就四肢抽抖，贴膏药的地方火烧般的难受，原来的疼痛加剧。
陈壁君见状慌了手脚，当她让人到旅店去找刘一贴时，刘一贴已离开旅店不知去向。三天后，陈壁君收到了刘一贴的一封信，白纸上写着四行字：厚礼不该收，既收亦不愁，平生药一贴，宜人不宜狗。陈壁君见此信后，大呼上当。可刘一贴的那帖膏药已将子弹的铅毒扩散入骨，汪精卫的病情一天比一天恶化，而且高烧不断。日本政府考虑到汪精卫病情的严重性，用飞机把汪精卫接到了日本名古屋帝国大学附属医院，并很快进行了手术。手术中，医生发现汪精卫的三节胸椎骨已严重变形，骨膜发炎溃烂。手术后，汪精卫的身体和头部全用石膏固定，此时的他已元气丧尽看上去形如僵尸。汪精卫自知来日不多，由他口授，陈壁君记录，留下了《最后之心情》的遗嘱。那时，美国的轰炸机已开始大规模轰炸名古屋，为躲避轰炸已奄奄一息的汪精卫连人带床被送到了阴暗寒冷的地下室。不久，汪精卫因地下室寒气侵袭加上又惊又吓病情急剧恶化而死。
汪精卫的死讯见报半个月后，戴笠在重庆秘密会见了刘一贴。
刘一贴的真名叫刘永好，爷辈手上就用祖传秘方闯荡江湖为民治病，到他的手上用祖传秘方治疗刀伤和枪伤已经很有名气了，再难治的伤只要他的一帖药膏就很快可以见效。时间久了，人们只叫他“刘一贴”，而忘了他的真名实姓。戴笠在这之前并不知道刘一贴，但他清楚陈壁君为了汪精卫的病情急找民间秘方的事。就在陈壁君手下的人找到刘一贴的第二天，戴笠手下的人也紧跟着上了门。刘一贴原本不了解到南京是给谁治病，经戴笠手下的人一点拨才恍然大悟。日本人在中国作的恶刘一贴心里清楚，汪精卫跟着日本人走他早就深恶痛绝。为此，戴笠手下的人只说了个开头，刘一贴就多次点头，再三说他已明白自己该怎么做了。
过后，戴笠接到报告说刘一贴已按计划前去南京，接着又得到报告说下毒得手汪精卫必死无疑。对此，戴笠始终不动声色，他需要的是最后结果。当日本政府用飞机把汪精卫接走后，戴笠知道留给汪精卫的日子不多了，不过他仍然谨慎地等待着最后的消息。直到在第一时间里确认汪精卫已死在日本时，他才喜不自禁地把此事的经过报告给了蒋介石。
汪精卫的死了却了戴笠多年的一桩心事，他终于想到了刘一贴，为此也就有了在重庆秘密会见刘一贴的事。刘一贴因自小就在江湖上混，为此对酒有种很特别的感情。在重庆的那几天他心情特好也就每次都要多喝几杯，喝多了他哪里也不去就去茶楼。茶楼里人多，而刘一贴的话也多，话多了就慢慢地把汪精卫的事说了出来……重庆的茶楼本来就是三教九流的聚集之地，刘一贴说的事自然成了这些人品茶时多嘴的话题，加上报纸上这类文章的时不时的刊登，也就没有人怀疑汪精卫的死确与戴笠有�